驱车从基隆路2号门进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扇特别的门。弧形的墙体上，六组镂空小人相互携手，中间是金色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英文名字。蓝天和高楼的背景下，镂空的雕塑在晨起夕落中变化着不同的光影。这是一扇通往世界的门。

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从此，这个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东海之滨黄金海岸线上的一片芦苇荡、旧滩涂，历经三十年的艰苦创业，一跃成为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门”是连通内外两个空间的通道。外高桥保税区的门一头连着广阔无限的国际市场，一头连着快速崛起的国内市场，不仅是世界看向中国的窗口，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沿。

曾经“山穷水尽”，如今离世界最近

1990年，一位叫阮延华的政府官员来到浦东外高桥，上海计划在濒临长江入海口的地方设立自由贸易区，但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荒凉的农田、芦苇荡和战争留下的碉堡，不见人影，唯有江风萧瑟。

开发开放前的外高桥。

30年前，当时上海的财政困难，面对资金“山穷水尽”的境地，开发者“穷则思变”，用土地折价入股的方案，以“空转”而来的2.4亿元起步，将“生地”转化为“熟地”，通过不断地开发建设，外高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成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也是目前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能最丰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浦东开发开放，要设立什么样的开发区？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外高桥，这里是贸易口岸，商品进入保税区以后，境内关外免税，保税。贸易自由、货币自由和货物进出自由，是中央给保税区的“三个自由”政策。外高桥保税区从命名之初就具有首创性。

“保税区”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而国际通行最多被使用的称谓是“Free Trade Zone”，也就是自由贸易区。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说：“保税区，世界上没有这样叫的，只有保税仓库，如果用保税区，就是Bonded Zone，外国人看不懂。”于是，保税区的中文还是按国家文件叫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名定为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1992年9月，报刊上登出了保税区“三个自由”的特殊政策，尽管争议不断，最后浦东还是坚持住了，而中国其他保税区也纷纷将英文翻译成了“Free Trade Zone”。

外高桥保税区一经设立，就是开放度最高、自由贸易功能最强的保税区。30年来，外高桥率先实施“引进来”，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1992年，伊藤忠商社提出了在外高桥设立贸易公司的想法，之前上海从未审批过第三产业的外资贸易公司，经过外高桥、上海市、经贸部的共同努力，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成功落户外高桥保税区，成为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此举也为后来外资贸易公司进入中国打开了大门。

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成立后，社会各方投资热情火爆、投资接待如同医院门诊，申办项目海潮般涌入。当时，申办外商投资项目要经历项目建议书申报和批文，可行性报告、章程、合同申报和批文，申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申领工商营业执照等六个步骤，一个过程走下来，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

1992年12月外高桥管委会进区办公。

1995年12月外高桥管委会办公大楼开工仪式。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审批速度，经贸处研究设计出《外高桥保税区投资申请表》代替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又同步推出规范合同、章程，投资者只需签名盖章认可。申请表推出以后大大简化了文字内容、审批程序、申办时间，3天即可取得批文、一周内取得批准证书。《投资申请表》就是一种加快办事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的措施，其中经营范围“规定了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是负面清单的早期自主探索。

从保税区时代到综合保税区时代，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时代，再到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的保税区域时代，30年来，外高桥这片区域探索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从率先创新保税货物空运直通式、分送集报等海关监管方式，到率先试点境外投资备案管理模式、探索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这片区域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专业服务平台功能不断优化，总部经济功能复合进程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业态发展不断提速。

历经风雨飘摇，危机后重新出发

外高桥被称为“离世界最近的地方”。正因为离世界最近，这里也是最早感知世界冷暖的地方。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于当时外高桥保税区的企业大多从事面向国际市场的进出口及加工业务，外高桥成为了当时金融危机的重灾区。2008年底至2009年初，外高桥保税区到处一片萧条，进出口量、工业产值等均处于最低潮。“搬迁关闭、停产减员的消息不断传来，保税区一年的劳资纠纷达到500多件。”外高桥集团董事长刘宏回忆。

为了帮助困境中的企业渡过难关，集团对部分经营困难的企业采取降低租金或延迟交纳租金的措施。保税区管理局推出了企业贷款贴息等财政扶持政策，帮助符合申请要求的企业进行贷款融资，给企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外高桥保税海关也开始接纳企业从事保税延展业务的申请，支持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保税区与企业“抱团取暖”，共渡难关。

金融危机期间，外高桥还碰到了一件大事。在全球经济形势的压力下，英特尔公司调整了在华战略布局，在2009年2月宣布拟将外高桥保税区的封装测试业务全部整合至成都。接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和外高桥集团股份紧急寻找对策，配合英特尔公司相关工作，帮助英特尔工厂解决了免税生产设备报关等难题。正是这种一如既往的服务和热情，感动了英特尔，最终把公司的贸易部分继续留在外高桥。直至今日，英特尔贸易公司一直在外高桥稳步发展。2019年，英特尔贸易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的销售额达到2亿元人民币。

“金融危机的寒冬过后，促使我们去正视保税区的一些短处。”刘宏说，“2008年以前，保税区企业更多是研发和销售‘两头在外’，2008年以后，我们开始研究‘微笑曲线’的两头，把企业的研发和销售尽量留在保税区，利用浦东的先行先试，使保税区的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适应跨国公司的战略重组，外高桥推出了亚太运营商计划，目的是把有条件的区内企业培育成为集团总部全球供应链的亚太区枢纽。

今日繁忙的外高桥港区。

“三十年一路走来，外高桥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次。而相比起2008年，今年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会更深入，也更考验保税区危中寻机的能力。”刘宏说，“目前改革开放已到了深水区，不仅是解决眼前危机，更应在危机中看清改革开放的深层次问题，认清未来改革的方向。外高桥保税区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也始终因时而动、因势而变。”

改革创新集成，服务“两个循环”

今年5月，在“五五购物节”的刺激下，上海市中心的各大商场经历了一场购物狂潮。而在离市区20多公里之外，位于福特西三路77号9幢的外高桥进口化妆品公共保税仓库，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忙碌地运转着。化妆品市场销售越火爆，保税仓库的工作就越忙。自上海购物节以来，这个仓库每天进出车次20多辆，每个月进出100个标准集装箱，从仓库发往上海各地销售柜台的化妆品数量达到一个月800万件，较往年同比增长了80%。

外高桥化妆品公共保税仓。黄尖尖 摄

化妆品进入港口以后，贴标和套装组配等环节需要在保税的状态下完成。公共保税仓就像一个集散地，让众多化妆品品牌从上海入境后，有了一个可供集散的公共空间。“公共保税仓库从今年2月初就复工了，同一时间接到了30多个化妆品品牌的单子，最高峰同时有100多人在一个库里贴标。”保税仓负责人陈培刚说，“这么多品牌都愿意从上海进口，除了看中公共保税仓库降低了成本以外，更重要的是这里有满足化妆品进口的全流程增值服务。”

仓库工作人员在给进口化妆品贴标。 黄尖尖 摄

让进口化妆品从国际货源地进入国内市场，让供需实现对接的背后，得益于上海这些年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位于外高桥保税区4号门附近，在码头与仓库之间，占地2300平方米的上海外高桥国际化妆品展示交易中心体验馆就像一个化妆品的“大世界”，集合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00多种进口化妆品牌。2017年，上海在全国率先试行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进口“审批改备案”改革，让一支进口口红进入国内市场的时间从5个月缩短到了5天，为化妆品进口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但进入国门只是第一步，化妆品进来以后如何能更快速地流通和销售，还需完善全产业链的服务。

改革进入深水区，单个点位的突破往往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整合各种资源，在关乎产业链发展的各个环节实施集成改革，已经成为各方共识。

从“一支口红”的单点突破延伸到全产业链布局，3年来，外高桥建立了公共保税仓库，填补了非特化妆品备案改革以后的公共服务缺口。“公共仓库的服务覆盖了商品从港区到综保区再到市场销售的所有环节。”上海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逸峰说，货物进入港口以后，保税仓负责与船公司联系，安排运输车运到保税仓，进行分拣核对，提供贴标、组套、增加外包装等增值服务，进行分类监管，最后负责物流配送上门。高效的服务不仅仅解决了进口商品的仓储问题，更打通了前端和后端的流通环节，容纳多项改革创新功能，适应在线新经济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