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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传呼电话吗?它们有的还藏在上海闹市里,有值守人想守它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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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郑子愚 2020-10-22 07:08
摘要:传呼电话不多了,值守人也不多了。

10月13日上午10时,89岁的吕树生家里电话铃响了。得知是记者询问“传呼电话”时,曾经的传呼电话值守人吕树生沉默了。

吕树生夫妻俩先后守在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传呼电话亭。这个为便利动迁居民而设的电话亭,营业了24年,如今已关闭。他家门口贴着自家座机电话,用作门铃,也作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现年89岁的吕树生,身后是被堵上的电话亭。

1952年,上海有了第一部传呼电话。此后,上海大大小小弄堂口的小亭子里,几部公用电话,三两位值守在其中的传呼员,成为上海的一道风景线。到1990年前后,传呼电话仍是居民主要通信方式,沪上还上演过脍炙人口的《传呼电话》三幕话剧。

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紧接着手机高度普及。时至今日,大部分传呼电话遁去,曾值守传呼电话边的人也悄悄匿在人群之中。传呼电话不多了,值守人也不多了。

想守到100岁

直到一年后的现在,吕树生还清楚地记得,2019年8月31日,那个自己值守的传呼电话亭结束营业的下午。

那天早晨7时,吕树生一如既往按时醒来。8时不到,他就到小区门口的电话亭子里,打开绿色木窗,将一部橙色的传呼电话机放在窗外的搁板上,开始新一天的值守。

14时许,一辆载着水泥、砖块和铁锹的工程车在小区门口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几名工人告诉吕树生,电话亭要封了。吕树生只得收拾电话亭子内的私物,剩下一部橙色的公用电话和一块搪瓷的“公用电话”招牌没拿。接着,电话亭的门和窗被砖块水泥堵了起来。


位于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门口的电话亭,现在已经停业了。


吕树生坐在小区门口休息。

2019年9月1日,学生早起返校报到。吕树生依旧在7时醒来,早起的习惯一时半会儿难改。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在这个点醒来。

1970年,吕树生下放到安徽农村,1985年回到上海,在水果行做起管理员,也打门卫等零工。1995年,近300户居民从浦西动迁到浦东大道2511弄小区,居委会在小区门口搭建一个小房间,一半是门卫室,一半是电话间。吕树生老伴曾是产科医生,因做事踏实,动迁后被居委会选中值守电话亭。

座机电话尚未完全普及。市民家中要安装电话是个麻烦事,不仅需要排队,而且安装一部电话的费用是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大部分的上海家庭都会使用传呼电话。

电话亭营业时间是从早上7时到晚上7时。值守人接到电话,就把听筒搁在桌上,拿上电喇叭,小碎步跑到楼下喊人,“XXX室,有侬电话。”整个小区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传呼声,哪户人家有喜事也早早地周知小区居民;如果接电话的人住得离电话亭稍远一些,就记录回电号码,一次传呼叫上多位。以当时的价位,“传呼一人,3角;打一个电话4角起。”吕树生记得,当时电话亭每月都有1400元左右入账,够负担3个传呼电话值守人的工资。

电话亭运营的时候,传呼电话正热,打电话的人经常排队。电话费不便宜,一个电话相当于一副大饼油条。“懂经”的人,电话里长话短说,一两分钟能挂机;碰上“拎不清”的或者小情侣煲电话粥就要“急煞人”。当电话亭门口排起长龙,即使有3个值守人也忙不过来,吕树生就充当临时传呼员,替老伴和附近居民分忧。

在需要传呼的时期,值守人是个考验情商的活。接听电话后,哪些着急的,哪些不着急的都得听得懂,能用电喇叭吼的、不能吼的也要会“看山水”。多年前,吕树生接到小区一居民亲戚打来的电话。可他记得,这户人家已经安装电话,许久没用过传呼电话,可他家亲戚为什么还打到传呼电话上呢?旁敲侧击之下,他了解到这户人家小两口正在闹别扭,丈夫接到妻子亲戚的电话,愣是不肯告诉妻子。无奈之下,妻子亲戚只得把电话打到了传呼电话亭,由他来传呼。吕树生听罢,把事由和回电号码记录下来,为了不激化矛盾,还饶有技巧地私下把事情传递给了那户人家的妻子。

吕树生值守的电话亭自1995年开始营业,走过了24个春秋。传呼电话在这期间也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还守着传呼电话亭到2019年?“有感情的,也解解厌气。”他答。

2009年,吕树生的老伴过世,吕树生接棒“全职”值守,之后的10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待在电话亭。只是电话亭只剩吕树生一人,电话机也只有一部,使用传呼电话的人少了。电话亭是水泥外墙,角落里有一台冰箱,墙上摆放着三层绿漆木架,漆皮剥落,显得陈旧。木架上摆了不少小物件,有创可贴、打火机、机油等,还有血压仪、打气筒。“也是为了能给附近居民提供方便才添置的。”他说。亭子里还有水壶、装着茶叶的罐子和“半导体”等每天要用的私物。

近年,传呼电话每天拨打的最多也就四五人,有时一个月拨打的电话花费都不超过25元,比电话月租费还低。

亲友和居委会干部都劝过吕树生安享晚年,他不肯。一部传呼电话里藏着有时代烙印的烟火气和附近居民的回忆,吕树生挂不断这部电话。

他有惦记。有个熟客只能通过传呼电话打长途,还是从3公里外的民生路骑车赶来的;电话亭临近车站和菜市场,有些不习惯用手机的老年人则会通过这个电话打给家里,“外面下雨了,记得收衣服”“家里煤气没关”“快点帮忙下来拿东西”。

2018年,有媒体报道,相关的传呼电话对于上海电信来说已属于负资产,上海电信计划两年内拆除沪上所有传呼电话。吕树生心里明白,值守电话亭的每一天其实都在倒计时。“保留电话,肯定不划算;另一方面自己年龄确实大了。”吕树生说。可他不服老,说着他一脚踢飞地上的松果。他身材壮实,身高超过1.8米。“我背不驼,腰不弯,如果可以,我能守这个电话亭到100岁。

福州路上还有传呼电话

今年8月,吕树生在福州路上偶遇一处传呼电话,“门牌号是记不清了,就在老半斋贴隔壁,一位女同志守着。”吕树生提到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时,很激动。这部电话在许多年轻人眼中是稀奇,在他眼里却是怀念。他赶紧上前向电话亭里的值守人询问,还有没有人打?打的人多不多?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每天还有几人来打电话,但不多了。

这个尚在营业的传呼电话位于福州路614弄,电话亭值守人名叫沈玉琇。78岁的她对吕树生没什么印象了,自己每天都会碰到不少像吕树生一样上前来了解传呼电话的人。

沈玉琇有退休工资,日常三餐有着落,自己的孩子也已成家立业,一家人生活无忧。“坚持运营电话亭是与丈夫一个约定。”沈玉琇说。1996年,她丈夫去世前特地叮嘱,自己身后,电话亭务必不能关,要能有个牵记,“我可以做到做不动为止。”沈玉琇说。

每天早上8时,沈玉琇就下楼到小区门口的亭子里,用酒精沾湿布头,把放在铁皮箱子上的3部电话消毒一遍,接着把电话放到窗台搁板上,开始营业。不久之后,就有一个因手机遗失而要打电话的顾客使用电话。这个橙色智能电话是通过按键拨号的,有一前一后两块液晶显示屏,能分别向值守人和电话使用者显示时间、来电去电号码以及通话时长等,用毕还能直接语音播报出需要支付的价格。福州路上,大到书城、文化商厦,小到糖炒栗子铺、炸串店,都亮出收款码,唯独这个小电话亭子只收现金。



沈玉琇的传呼电话亭,打一个电话4角钱,只收现金。


传呼电话还有使用者。

“这三部电话,月收入大概20多元。”沈玉琇说。“这点钞票还买不起一包药。”边上的保安咧嘴笑着说,略带“戳轮胎”的俏皮。现在,这个电话亭已被改造为治安亭,沈玉琇与小区保安合用,配齐了冰箱、空调和微波炉,也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就餐一隅。

1993年,沈玉琇被当时的居委会选中,成为了这个“原拆原迁”小区的传呼电话值守人,曾是附近制衣厂的女工,也在居委会当过干部。为什么能被选中?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属外向型,易与人沟通,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做事只带耳朵不带嘴巴。从事传呼电话值守人的工作,难免成为附近一带的八卦中心,而沈玉琇不做“传话筒”。

当时传呼电话亭是一间木结构的小亭子,有两位传呼员,沈玉琇是管理人。当时,值守人工作分早中班,早班从上午6时到14时,中班是14时到22时。1995年,电话亭有了一张“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项目就是“传呼”,共5部电话。“这几个电话,现在都能拨通的,电话号码是……”沈玉琇倒背如流,“传呼电话属新兴事业,是当时官方大力推动建设的。”这个那时候新建的小区楼房有10层楼,配备了电梯,所以传呼起来不是用电喇叭叫,而是直接上楼敲门。或许是沾了地理位置的光,这个电话亭经常有人来拨打电话。一直到2005年1月上半月,电话亭的半月报收入高达1042.6元。


这个电话亭经常有人来拨打电话。一直到2005年1月上半月,电话亭的半月报收入高达1042.6元。


传呼电话亭公用电话承办证,服务项目为传呼。

多年前,有个东北姑娘来到电话亭打电话。姑娘在电话中透露,自己在老家有稳定工作,只是叛逆逃出来想在上海打工,自己还没落脚地,而应聘的地方也需担保人。姑娘人生地不熟,说着电话,蹲下哭出声。沈玉琇心生怜悯,待姑娘通完话后,叫住她,预备留宿她一晚。周围人阻止:“你就不怕晚上出什么事情?”沈玉琇说:“真心换真心。”之后,沈玉琇做了姑娘的担保人,附近餐厅听说是“614弄门口传呼阿姨”作保,当下就“卖了面子”。之后的一个月里,沈玉琇常劝她回家,终于说动了这个倔强的姑娘。“这个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嘛。”沈玉琇说。


沈玉琇的电话亭里有个铁皮箱,本来是放电话,现在放着一些账本等。

电话亭下班时间不太固定,沈玉琇日落而息。收工后,她直接把电话放到铁皮箱子上。其实,这个铁皮箱子也是当时的“电话局”发的,按照相关规定,值守人结束一天的工作就会把电话锁在箱子里。可她发现,有人可能会在半夜三更找电话,就和小区保安商量:电话不锁了,如果有人要在晚间打电话,就请保安帮忙。于是,这个传呼电话还有了“夜间应急电话”的功能。

上了“卫星照片”

沈玉琇的三部电话机,一部能够正常使用,一部已经坏了,还有一部有接触不良。沈玉琇想修好它们,但当修理员上门时,也犯难了,“实在是找不到配件,如果能找到就给您送来。”沈玉琇在手机里存下修理员的电话,时不时催促他。为了修这台电话,她还拨打过市民服务热线,但到现在电话也没修好。

近十年来,我国公用电话行业新企业平均每年注册量下跌22%,至今年5月份已萎缩至个位数;国内一城市的通信服务商也于今年6月底全面停止当地所有公用电话类服务,其中就包括普通值守电话。公用电话离我们越来越远。

沈玉琇纳闷了:“为什么高科技的产品越来越多,这个电话却修不好?”她不愿意接受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

眼下,手机已经普及,即使是不了解互联网的老年人,也有为他们量身定制的老年机。吕树生手上也有一部老年机,可他怎么都用不惯,对智能手机更是望而却步,他觉得电话机最顺手。他有些耳背,干脆在家门口贴一张纸,上面写着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把电话的铃声调到最响,响起的电话铃声是门铃,也是对传呼电话的念想。

电话亭封了,电话机没了,有标志性的招牌也没留下,就连当时的电话账单也寻不到了。回忆从哪里开始找?

一次,有居民跑来跟吕树生说:“你电话亭以前的样子被卫星拍下来了,在卫星里面看到”。回忆电话亭时,这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卫星照片”其实是地图绘制车巧合拍下的场景。不久前,他们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地图软件的街道全景、时光机功能,看到了2013年9月、2015年12月的电话亭。全景影像里的浦东大道2511弄门口,电话亭上方有个“公用电话”的大招牌,穿着衬衫,披着军绿色马甲的吕树生倚在电话亭外,电话亭边坐着三俩老人,一片祥和。


地图软件里2013年9月的电话亭,吕树生和邻居们在“嘎讪胡”。图片截取自百度地图

当吕树生再次看到手机里过去电话亭的样子,从容一笑:“喏,这就是我们电话亭那时候的样子,我那时候站在门口和他们‘嘎讪胡’。”

“现在电话亭没有喽。”邻居的话不合时宜。吕树生扭头望向那处被封的墙壁,沉默了片刻,说:“电话在你口袋里。”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宰飞
图片摄影:郑子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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