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胡伟教授看来，加快教育现代化，不能单就教育谈教育，而是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上来思考，应立足于我国现代化的大格局来审视中国教育的未来。以下是他在第17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开幕式上的演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要求“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那么，如何加快教育现代化？如何建设教育强国？如何培养时代新人？我想不能单就教育谈教育，而是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上来思考，应立足于我国现代化的大格局来审视中国教育的未来。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中国现代化大格局与教育的未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思考。

中国现代化建设从“一维”到“五维”

首先，我想谈谈现代化。谈到现代化，或许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闪现出的是 “四个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集中体现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本质上属于物质文明的现代化，或者说是“器物现代化”。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的工作重点，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重大发展，先后形成了四个核心概念，也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实现现代化，时间节点分别是2000年、2020年、2035年、2050年。四个阶段的演进，不是单纯经济体量（GDP或人均GDP）上的扩张，而是从物质文明向社会全面进步的转变。这一变化，最初就体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上。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上述“六个更加”意味着在现代化建设的理念上，不再只关注经济增长或人民生活的单一目标，而是现代化的全面进步。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深刻变化的综合性运动，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以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一维视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六个更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全面发展基本格局的初步形成。

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同志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思想，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概念，胡锦涛同志进而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2012年党的十八大基于上述理论，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从“一维”到“五维”量的增加，而且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质的规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式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范畴。这五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发展与进步的现代化方向和性质。因此，我们讲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忽视其中的质的规定性，因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正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具有现代化的方向。不同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特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和性质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也就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实现现代化，这四个阶段的现代化概念的演进，加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共同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化框架，这是对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作为后现代化理论的“生态现代化”理念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大格局，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和系统性，蕴含着世界现代化理论的主流，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也构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大前提。

治理现代化不是“第五个现代化”

在明确了中国教育发展的大前提后，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是：前面所说的四个阶段的现代化演进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精髓是什么呢？我认为集中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不仅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且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15年”战略安排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则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如何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这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格局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浓缩和升华，具有“九九归一”的纲领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这个论断很有张力。纵观世界历史，国家间竞争从表层上看是经济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军事的竞争，而从深层上看则是制度的竞争。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最初的现代化探索始于鸦片战争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大清帝国“船不坚，炮不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由此产生了洋务运动，致力于中国的器物现代化。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又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痛定思痛，看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新的强国，而清王朝依然是腐朽的专制统治。他们从中切身感受到制度竞争的关键意义，由此引发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从器物现代化走向制度现代化、提升制度竞争力的努力。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制统治，但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帝制复辟、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独裁专制接踵而至。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落后。近代中国史充分说明，是腐朽的制度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理论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针对的就是制度现代化和制度竞争力。一些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认识高度还不够。这是因为，以往提出“四个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都属于“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把我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

梁启超先生总结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作出了“器物—制度—文化”的理论概括。在我看来，应当从“器物—制度—文化”这一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逻辑中，进一步审视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目标定位的重大意义。如果说以“四个现代化”范式为代表的“器物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1.0版，那么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标志的“制度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则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2.0版。我国现代化从1.0版升级到2.0版，就是要在“器物现代化”的基础上把“制度现代化”置于关键地位，把以增强硬实力为主的现代化取向转变为着力补齐软实力短板、形成软实力和硬实力良性互动的现代化新格局。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固然重要，但软实力则更为深刻，与硬实力相比提升起来也更为艰难。目前人们往往把软实力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将“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把制度也作为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提出软实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中国要提升国家软实力，一方面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国民的牢固信念；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我国如果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软实力建设将越来越成为关键，其中特别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而是我国现代化从1.0版向2.0版跨越、把制度现代化和制度软实力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而在中国现代化这一新的大格局下，我国的教育向何处去，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教育现代化事关“人的现代化”

在了解了关于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背景后，再来看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我想大家应该已有了不同以往的感受。

提到教育现代化，不少人可能会联想到“三个面向”。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作了“三个面向”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基础是“面向现代化”。中国教育面向未来的关键是要面向现代化，而要面向现代化就必须面向世界，在封闭状态下是不可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三个面向”和教育现代化起了历史性、战略性和导向性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教育依然面临不少问题。其中一个严峻的问题即“钱学森之问”。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针对“钱学森之问”，不少人都在探索答案。但是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教育现代化不是单纯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整个现代化的前提和结果。一方面，离开教育的现代化，就无法培养具有现代人格、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离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教育现代化就失去了基本的支撑，甚至会误入歧途。因此，教育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息息相关的。

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水平及竞争力。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各类学校的大楼越来越漂亮，不少大学的硬件条件总体上已经达到国际一流，但软环境还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大师匮乏。而要造就大师，就需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础，通过不断优化相关体制机制，提升教育的制度软实力和制度竞争力。必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从本质上说，教育现代化事关“人的现代化”，这是最为根本的现代化。教育关注的本身就是“人”，教育现代化首先也必须是关注人，只有外部条件的教育现代化，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

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兴则民族兴。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必须不忘初心，牢记关于全面小康的“六个更加”，在使经济更加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同时，要花更大的气力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中国教育的未来，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大格局下，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道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一批又一批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思想者小传】

胡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1997-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历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中国政府和政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等，著有《政府过程》《现代化的模式选择》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