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细究，“阿拉”一词非上海人的专利，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宁波话。但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说明上海方言，恐怕非“阿拉”莫属。

家父随军解放上海时，他所在的高射机枪连驻扎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楼顶，后来家父南下继续征战，最后转业到安徽。20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安徽，我们心中的上海是崇高的，上海话也是洋气时尚的代名词。当时全家就家父去过大上海，我们姐弟俩年幼好奇，常缠着父亲，让他给我们描述大上海。他说到上海，除了摩天大楼外，便是女士男士张口便是阿拉阿拉，一句也听不懂。“阿拉”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即便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的描述也在我们稚嫩的心里埋下了想象的种子，在合肥，我们时不时地张开小嘴，模仿着上海话“阿拉”的发音。

没机会去上海，对上海的羡慕，就只有从其他方面弥补。那时在合肥，小伙伴们玩香烟纸，或者用糖果纸比大小时，我们都一致地把上海出产的香烟纸列为“大王”，像中华、牡丹、飞马等。糖果纸中，大白兔奶糖定位最高。在游戏里，它们可以统“吃”其他地方产的香烟纸、糖果纸。

在我们年幼有限的想象中，上海的一切都是美好和神圣的，所以对身旁偶尔出现的阿拉上海人，哪怕是擦身而过，也总是羡慕。那时有许多上海知青下放在我们那里，也有许多大型工厂由沪迁入内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彼此相认，全靠方言。我们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商场影院，常见两位相互陌生的阿姨，因张口“阿拉”说到一起，一阵子语速极快，流畅无比的上海话，让她俩很自然地打开话闸，我们也羡慕无比地在一旁听她们“阿拉”一片。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们的闲聊往往从“阿拉”和“做啥”开始，到“再会”结束。

在我们家乡，上海人被高看一眼。如有几个人相聚，其中有上海人，总有人会特意介绍说，这一位是上海人。被介绍人满面春风，介绍人也洋洋得意。那些年，一句“阿拉是上海人”，在我们那里就是无形资产，谁家的儿子能娶到上海姑娘做媳妇，在别人的眼中羡慕和夸奖的程度，绝不亚于现在孩子考上名校。

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牌子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都是人们向往的。谁要拥有一辆上海“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可以神气好一阵子。如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必定会情不自禁地当着众人面，不时地抬腕看表。连我们小学生都懂戴手表的叔叔阿姨心理，他们最喜欢我们小孩问他们“几点钟了？”，那样便给他们潇洒一挥手，露出亮晶晶的上海牌手表的机会。

自行年、手表在当时都属于“高档”物件，不是家家都有的，而百姓家家都有的，就是旅行包，一般是灰色或者黑色，上面印有白色字体“上海”，还有外白渡桥和上海大厦图案。在火车站、汽车站，行色匆匆的旅人，十有八九都拎着它。

在着装打扮方面，上海人是“风向标”。单位里不论是上海小伙还是姑娘，他们的穿衣打扮和发型总是其余年轻人模仿的对象。大到夏天的衬衣，春秋的羊毛衫，冬天的风衣、滑雪衫等，小到一个发夹，一条丝巾，一副手套，从颜色到款式，大家都会仿效。如果年轻人的装扮和发型不被父母或同乡朋友认可的话，有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单位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

上海人赢得这番“权威”也是有代价和付出的，他们只要回沪探亲，通常任务不轻，张三李四托带的衣服食品，写在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后来发展到不论是谁，只要到上海出差，个个都像采购员似的，大包小包手提肩扛。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凡是有人去上海出差，都会自觉地在单位或者亲朋好友之间先打个招呼，然后把大家的购物需求，记在笔记本上。连我们小孩也通过父母让人捎过来自上海的大白兔奶糖、麦乳精、动物饼干，还有泡泡糖。

我们家乡也物产丰富。上海人回沪时，行李是更加沉重的。别的不说，他们喜欢合肥的花生。我的一位数学老师是上海人，我们去他宿舍问数学题，他拿到题目一看，总是习惯地用笔点着题目，用上海语调的普通话说，“我们想问题呀，要多几种思路，比如去南京路的大光明电影院，有多条路……”。在他的宿舍里，我们总能见到用大木盆盛着满满的堆得像小山似的花生。他单身一人在合肥，这些肯定是要背回上海的。到了夏天，在合肥大街小巷叫卖的西瓜，也是上海人爱带回沪的特产。要知道当时在上海，只有当人们生病时，凭病历卡才能买到整个西瓜。

那时我们小孩都喜欢跟上海人攀上些关系，我就曾认过一位来自上海的“干妈”。别说回上海，只要她一说到上海，就如同说到过年有糖吃有新衣服穿一样，充满着美好的语调，给我童年留下深刻印象。她非常认真地教了我几句上海话，为此我常得到父母的夸奖，小伙伴们的羡慕。

美好的种子埋在心里总会开花结果。时光荏苒，长大后，我有幸来到上海工作生活，遇到一见定终生的上海姑娘。当我作为毛脚女婿上门那天，她的兄弟姐妺都说上海话，我也不时插上几句，结果没想到说的让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声说“洋泾浜，洋泾浜”。我这才反应回过神来，上海“干妈”当年教我的那点上海话，早已被我说惯几十年的家乡话覆盖了。后来，我的“洋泾浜”上海话成了我们家庭逗趣调料，不时来两句“阿拉”，让家里充满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