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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梅小璈(下):我父亲的一生从没停止思考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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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09-07 05:01
摘要: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3年了,让我们欣慰的是,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也许,这多少能够弥补我父亲写作中断、资料丢失的巨大遗憾吧。

新居:“那次搬家非常及时,如果不搬走的话,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高渊:1966年之后,梅先生的状况怎么样?

 

梅小璈:有件事挺幸运的。那是1965年,就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我们搬了个家。从原来那个平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后来发现,这次搬家非常及时。如果我们还住在胡同里面的话,居委会、派出所都知道哪家成分不好,红卫兵肯定会来冲击。

 

搬到外交部宿舍以后,那里也会有抄家,但都是外交部的造反派来抄,冲击的烈度比胡同里要轻得多了。如果不搬走的话,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现在开玩笑说,我们那时候遇到的抄家还算文明,因为没有破坏生活用品,就是拿走了父亲的手稿。当时,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录,他只写了一半。除了手稿,还有一些资料、照片、便条、笔记什么的,都被拿走了。

 

高渊:这些东西后来还要得回来吗?

 

梅小璈:后来我父亲想了个办法,他自己去部里说,需要拿回一些材料,他能更深刻地自我批判。这样就拿回了一部分,都堆在家里。他去世以后,我们整理时发现一个纸包,是用纸绳子捆着的,很整齐的一包,打开一看都是那种400格的稿纸,抄得整整齐齐,就是这部回忆录的前半部。

 

那时候我妈妈还在世,她一看就说这个东西找到了,下半部本来你爸还想接着写下去,但文革开始就没有写成。后来法律出版社不知道怎么听说了,说就算只有半部我们也要出版。我就拿给倪征燠先生看,请倪先生写了序,后来找到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请他也写了一个序。

 

高渊:1965年搬进去的外交部宿舍,总体条件怎么样?

 

梅小璈:那地方在建国门外,就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是新式五层楼房,我们家住在三楼。有煤气、暖气,有卫生设备,我母亲觉得真是方便,不用弄煤球炉子了。那时候,北京的管道煤气很少,我父母挺知足。

 

高渊:住得还算舒服?

 

梅小璈:虽然没有电梯,房子的格局也比较老旧,但建造的质量不错,外观很朴素,那时候也不讲装修。

 

房子没有厅,就是一个窄窄的过道,有三间房,一间比较大,一间小一点,还有一间特别小,另外就是一个厨房,一个小的卫生间。吃饭就挤在过道里,也能坐得下。

 

高渊:这套房子你们住到什么时候?

 

梅小璈:一直住到母亲去世,2005年。这个房子还在,出租了,那地方现在是CBD,中央商务区。讲拆迁讲了十来年了,来过四批开放商,他们都望而生畏,拆迁成本太高了。


谢世:“他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抗争。”


高渊:最近又再版了梅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的日记,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梅小璈:这也是后来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的。我记得是1969年的冬天,我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回来探亲,全家准备都去干校。当时,外交部里面抄家的物资也没人管了,是谁家的东西谁家领走。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东西,再过了好几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才发现那个日记本的。

 

高渊:当时发现的时候,就只有这一本日记?

 

梅小璈:对,据我母亲回忆,其实我父亲的日记是记全的,很可能抄家的时候被拿走了,然后就遗失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搞运动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己销毁了,这也很难说。

 

高渊:你父亲一直记日记吗?

 

梅小璈:他写是写的,但后来的日记,没有像“东京审判”期间写得那么认真,篇幅也没那么长。

 

高渊:梅先生在法律这方面的专长,后来有没有发挥的余地?

 

梅小璈:他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过几次出国开会,主要是去苏联东欧。后来有一年,遇到中国和巴西的贸易摩擦,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巴西方面指责中国外贸人员的理由不成立。另外,还在《世界知识》之类的刊物写过一些文章,主要都是关于国际法,也做一些翻译工作。

 

总的来说,外交部的风气还是重视业务的,这是周恩来、陈毅打下的基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有一个航空法方面的英文文本,部里也请我父亲帮着看一看。应该说,就算是文革期间,我父亲在业务上还有零星的发挥空间。他就像一名技术专家,这种人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

 

高渊:你父亲的身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

 

梅小璈:文革开始后,他的身体就明显不太行了,经常要跑医院。那时候心情不太好,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哪个老朋友自杀了。他给周恩来写过信,对造反派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他认为很不好,很忧虑。

 

高渊:他主要是什么病?

 

梅小璈:他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的那些病。到了1972年秋天,突然偏瘫了,送进医院就没能出来,1973年4月就去世了。

 

在那之前已经住过好几次医院,那时候我和我姐姐都在插队,多半时间不在北京,当中我还回来过一次,就是因为他住院。

 

高渊:他有什么爱好吗?

 

梅小璈:就是听听京戏。“东京审判”期间的日记里,他说每天打太极拳,后来我印象中住在平房里的那几年他还打,但后来处境不好了,似乎就不打了。

 

高渊:在你印象当中,你父亲为人处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梅小璈:他有很倔强的一面,但平时特别温和。按外交部一位老同事的回忆,说我父亲性情温和,但就是喜欢坚持一点东西,跟你硬到底。

 

高渊:在你们姐弟俩眼中,他属于严父还是慈父?

 

梅小璈:他对我们的事干预得不太多,所以说不上严,也说不上慈。我们小时候学习不能说特别好,但也没让老人操多少心。

 

另外,他有悲观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我们读到初中,就遇到文革停课了,他跟我母亲讲,两个孩子虽说都只读到初中,但到乡下插队,认几个字也够了,将来还可以边工作边学习,迟早国家还会用人的。

 

高渊:很多人都说梅先生是“中国第一大法官”,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梅小璈:他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抗争。“东京审判”是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他尽了中国法官应尽的职责。

 

我父亲有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43年了,让我们欣慰的是,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正在深入开展。也许,这多少能够弥补我父亲写作中断、资料丢失的巨大遗憾吧。

 

(题图来源:来自视频,视频剪辑黄晓洲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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