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近段时间以来，有关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关注，也产生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但是，当前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基本上仍处于微观考证阶段，还缺少宏观的体系建构，需要构建起科学的中共创建史观。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共创建史，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共创建史观，不仅是当前全面回答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进程中许多重要问题、有效弥合研究工作中的学术观点分歧、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厘清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进而探究红色文化起源和由来的基本路径。当前构建科学的中共创建史观，至少需要从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学等四个层面进行探究。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共创建史研究不仅需要微观的考证，也需要在宏观上构建科学的中共创建史观。从哲学层面看，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既具有内在的规定性，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

回首百年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上，无论就地理位置、水陆交通、通信条件和市政设施而言，还是从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文化特征和社会结构来看，近代上海在开埠70多年后业已形成的信息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信、组织系统、安全系数等六大系统，确实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在上海召开也是必然，而中共一大期间被迫离开上海转移到外地召开则纯属偶然。

尊重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原则

从历史学层面看，任何重要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是分阶段地逐步发展、不断完善的。像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绝不可能在某年的某个月甚至某一日就能一蹴而就、全部完成，必然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就历史实际而言，党的诞生是在从1920年党的上海发起组成立至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在整整两年之中经历三次重要会议才逐步完成的，即“两年三会”完成了建党伟业。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全国、从团体到政党、从雏形到完备的不断完善并持续两年的历史过程。其中有三次重要的会议，分别承担起建党伟业的各项任务：1920年6月（一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即党的上海发起组。但这只是一个局限于上海地方、只具备政党雏形的无产阶级革命团体，既无领导机构，也无党的章程，显然不能作为党正式诞生的标志。

1921年7月底8月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由陈独秀（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宣传主任）组成的党的中央局，不仅标志着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也标志着党已从地方性革命团体成长为全国性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是，党的一大在党的奋斗目标上只是照用了各国共产党统一采用的共产主义最高目标即最高纲领，而没有制订党在近期的革命目标即党的最低纲领，更没有制订具有标志意义的党的章程，因而没能完成党的诞生的全部任务。

1922年7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黄浦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订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完善了党的纲领，而且制定了党的第一部章程《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既依据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也总结了党的第一个组织成立以来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共6章29条，规定了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政党。虽然并不完备，但党章是党的根本性文献，是区别于其他政党与社会组织的显著标志。首部党章确立了党的建立和建设的根本遵循，从而标志着建党伟业的最终完成。

把历史事件放在一定地理空间内

从地理学层面看，建党精英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进行的。上海租界的石库门建筑为建党活动和秘密工作提供了安全便利的条件，所以，先进分子的建党活动主要在上海法租界、公共租界进行，主要集中在以筹备建党大业的陈独秀寓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培养党的干部的外国语学社所在地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为中心的“红色一公里”范围之内。

据上海市政协有关上海“红色一公里”历史风貌区的提案披露，这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建党时期的红色文化遗迹。

——向东约800米，不仅有召开党的一大的树德里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有聚集革命青年的三益里17号（今自忠路163弄17号）的《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社，也有一大代表下榻的法租界白尔路（后称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延庆里博文女校。

——向东南有印刷《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点燃共产党人信仰之光的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

——向北则有召开了中共二大的辅德里625号的中共二大会址。

“红色一公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建党活动空间，堪称人杰地灵，流传着许多感人的红色故事。

其实，当时新老渔阳里之间的道路也是相通的。100年前，新老渔阳里之间有一条南北贯通的弄堂连接着，一南一北两个渔阳里在党的革命历史上都不同凡响，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迹。因当年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和他的共产党人战友们时常穿梭其间，因而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小道”。

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

既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上述时、空两个方面的特征，那么从文化学层面看，由党的诞生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完整谱系，显然不应是也不可能是哪一种单一的精神所能替代的，而应该也有多个构成部分。从建党实践看，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先后形成了“渔阳里精神”“《共产党宣言》精神”和“红船精神”，三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谱系。

“渔阳里精神”产生于上海法租界新老渔阳里，这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地，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初心之地”。“渔阳鞞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有学者研究，“渔阳里精神”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报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四个方面，根本特征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共产党宣言》精神”产生于浙江义乌和上海法租界，以《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校对和印刷地为标志。2018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并就如何坚持《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等发表重要讲话。“《共产党宣言》精神”的根本特征是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求真精神。

“红船精神”产生于浙江嘉兴南湖，以党的一大最后一次会议的召开和一大的闭幕为标志。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201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2版予以全文转载。“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三个方面，根本特征是不畏艰险、坚定信仰的奋斗精神。

上述三种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是建党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三者统一组成博大精深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谱系，这是任何一种精神都不足以替代的。

总之，只有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才能全面厘清党的诞生的全部历史，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由此构建的历史观，才是科学的中共创建史观。

（作者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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