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二胎后仍然从事全职工作，但她们的职业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她们面临着哪些困境？如何提高丈夫的育儿参与率？请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在“造就Talk”讲述这方面的研究与对策。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婚育后承担更多劳动』

从2018年至今，我和合作者一直在进行二胎妈妈的研究。我们的研究是以访谈形式进行的。二胎妈妈虹（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受访者。

虹的经历在二胎妈妈中很有代表性。虹和丈夫同龄，是硕士同班同学。2004年硕士毕业后，虹在一家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2006年生了第一胎，由母亲帮忙带孩子。医院的工作强度大，需要三班倒，于是她在2014年下决心跳槽去了外企工作。两年之后怀了二胎，生完孩子后，由公公婆婆和钟点工一起帮忙照看孩子。因为外企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时间长，压力也不小，于是她在2018年辞职，来到一家地段医院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她的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工资下降。 

而虹的丈夫在硕博连读之后，一直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在第一个孩子3岁时，虹的丈夫出国访学，目前已经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教授。

当问到虹的职业发展是否完全为了生育让路时，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还提到，地段医院的收入比外企少了一半。 

虹和她丈夫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母职惩罚”与“男性红利”的概念。所谓“母职惩罚”，就是由于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降低母亲的收入。即使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也会认为母亲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能力更弱，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虹在生育之后从三甲医院跳槽到外企、又从外企跳槽到地段医院的经历，正反映出她职业中断、工作时间减少与收入下降。 

而相对的“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人力资本与收入，减少家务劳动。这在虹的丈夫身上也得到了体现。虹觉得，随着丈夫事业的蒸蒸日上，他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倾向于掌握家庭的决定权。 

我们关于二胎妈妈的研究一共访谈了26位已经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年纪从30岁到46岁不等。其中，5位本科毕业，14位硕士毕业，7位博士毕业。

我们把已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分为4种类型：事业上升型、事业中断-上升型、事业中断型、事业停滞型。我们发现，有3/4的被访者生二胎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中断-上升或者事业停滞。在26位被访者中，只有2人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儿劳动，其余表示丈夫的参与度从0到1/3不等。 

按照常理，工作年限增长、人力资本增加会导致工资上涨，这在高学历男性中是很常见的。但为什么像虹这样的高学历女性会经历职业中断，甚至选择收入更低的工作？因为女性在婚育后承担了家庭生活中更多的劳动，而这很可能会影响个人的事业发展。

『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

劳动可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通常，从事无偿劳动的以女性为主，家务和生育是被所谓“爱”与“母性”掩盖的无偿劳动。因为无偿，这些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无偿劳动包括与繁衍后代有关的一系列劳动，可以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其中认知劳动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劳动之一。

有一位被访者提到，成为母亲就好比又开始读一个新的博士学位，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的知识。以给孩子买尿布为例。通常是母亲，而不是父亲，首先想到要给孩子买尿布；母亲要从市面上的几十种尿布中挑选一两款，放进购物车，购买之后还要时不时跟踪一下物流情况。这一系列过程都属于认知劳动。认知劳动还包括挑选婴幼儿书籍、给孩子择校等。

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如果你在拖地板，别人都能看到你在做具体的体力劳动。但如果你用手机或者电脑给孩子购物，别人很难察觉到你在做什么，很可能不认为这是一项劳动。此外，认知劳动没有明确的边界。你可能在上班开会时突然想到要给孩子买件衣服，因此边开会边挑选、下单。因为认知劳动是隐性的，边界比较模糊，所以很难具体计算母亲在认知劳动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已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但是她们包揽了70%的家务劳动。从劳动时间来看，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休闲时间方面都呈现出性别差异。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数据，女性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男性工作9小时。女性平均每日休闲时间为4小时，男性为5小时。这里的工作时间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

女性总劳动时间比男性多，这一差距在休息日更为明显。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工作日，城市女性比城市男性多劳动29分钟；在休息日，这一差异扩大到79分钟。未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未婚男性少13分钟，但已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已婚男性要多39分钟，这反映了已婚女性由于结婚与生育，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 

已婚男性在无偿劳动中的参与程度偏低，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在美国，已婚女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比已婚男性多两倍。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女性仍然包揽了2/3的无偿劳动。

『为什么父亲的育儿参与度低』

父亲的育儿参与度普遍较低，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释。

第一，如果丈夫有偿劳动的收入比妻子高，工作时间更长，那么育儿参与通常更少。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几位父亲收入颇丰，但常年在国外或者外地工作。这种情况下，父亲很难参与到育儿中。 

第二，“掌控型”祖父母阻碍父亲参与。一方面，大多数祖父母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年轻父母也大多习惯或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尤其是“妈宝男”，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父母打点，更何况孩子。还有些年轻父亲，在经历与祖辈的育儿冲突后，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退居二线”。 

第三，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深入人心。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2010年和2000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男女都有所增加。传统观念仍然是导致父亲育儿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祖辈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在70%左右。祖辈参与育儿，弥补了父亲在育儿与家务中参与不足的问题，使得职业女性可以少受“母职惩罚”。那么，是不是祖辈在育儿方面参与程度高，父亲就可以当“甩手掌柜”？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有部分祖辈并不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胎。

目前，“老漂族”这一群体已经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见诸各大媒体。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媒体将他们称为“老漂族”。根据统计，我国有1800万流动老人，其中有800万人的流动目的是照料晚辈。他们在晚年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参与繁重的育儿工作，可能产生孤独、与子女冲突等各种问题。祖辈理应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强迫他们参与育儿。

『多方协调保证父亲参与育儿』

如何解决父亲育儿参与度低，缓解性别不平等？光靠家庭内部协商，要求丈夫参与育儿，效果不一定明显，这需要社会多方共同协调行动。

第一，进行广泛宣传，育儿不仅是母亲和祖辈的责任，更是父亲应尽的责任。 

第二，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延长父亲陪产假，增加父母育儿假。在上海，目前父亲的陪产假是10天，如果把陪产假延长至3到4个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可以进一步覆盖普惠型托儿所，满足0岁-3岁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求，使得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 

第三，对于新手父母，在生育之后的一年内，有关方面要提供婴幼儿养育的专业指导。 

目前全世界推崇的北欧模式中，父母均可以获得有偿父母假，政府也提供价格低廉的育儿服务。拿瑞典举例，瑞典夫妻在生育之后，有480天父母共享的有偿育儿假，其中父亲至少要休90天，这从政策上保证了父亲的育儿参与。我国或许也可以参考，并挑选一些城市进行试点。

最后我想重申，并不是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都会受到“母职惩罚”。基于我们的二胎妈妈的研究，有1/4的被访者在生育二胎后的3年内经历了事业上升。

我自己在生育后也经历了升职，这与我丈夫在育儿方面的投入密不可分。在娃出生之后，哄娃睡觉、给娃处理屎尿等工作主要都是我丈夫承担的。但我不会认为这是他在帮助我“分担”，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这一点我们在还没结婚时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所以，对各位职场妈妈来说，你们可以对丈夫提出更高的育儿要求；而对各位单身女性来说，“男性愿意参与家务和育儿”也应该成为择偶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