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红军借《大公报》去妖魔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期被污名化为“土匪”。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给中国带来重大的转机。在西安的周恩来果断邀请《大公报》通讯记者范长江访问延安。在延安，范长江见到了朱德、林彪等共产党将领，更是与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秉烛夜谈。毛泽东从全民抗日的道义制高点，征服了这位来自国统区的大记者。

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的报道《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是国统区媒体第一次正面报道红军。时值国民党三中全会，当天报纸一到南京，“与会人员对于西北大势之实况皆大为震撼，因为和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

长征路上遭遇围追堵截的共产党人，以舆论为铺垫，推动国共合作，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

舆情处置策略一：第三方发声。

《大公报》以“民办报纸”身份，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共产党人长期受通缉和围剿，被剥夺政治合法性。由《大公报》出面传达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长期受遮蔽的国统区民众比较容易接受。同年在国际上，则有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Red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首版，次年在上海出版中文全译本《西行漫记》。

毛泽东如何对待尖锐批评？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讨论征粮工作。突然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有农民抱怨：“老天爷不开眼，响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将此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

毛泽东从这起极端个案中反思，经过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时候，边区开明绅士李鼎铭等提案建议“精兵简政”，立刻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舆情处置策略二：把握舆情个案背后的社会焦虑。

一些事件之所以酿成热点舆情，往往背后存在某种深层次矛盾，其他人参与“围观”和“起哄”是因为产生了某种共鸣。舆情研判的一个法则，就是由个案入手研究当前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触摸公众内心的“集体焦虑”。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公众心态平和了，某些极端表达也就在群众中孤立了。

彭德怀面对会理会议的误解

红军长征途中，为摆脱白军纠缠，四渡赤水。青年将领林彪给中央写信，提出到底是走“弓背”还是走“弓弦”的问题，要求遵义会议后担任军事领导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退后，“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彭德怀传》，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认为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当即表示事先不知道这封信。

考虑到大敌当前，彭德怀以大局为重，采取了等当事者将来自己去申明和“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会后再也没有同毛和林谈过此事。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此事再次被提起，林彪才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但为时已晚。康生甚至在彭的原名“彭得华”上做文章，认为志在“得中华”，有政治野心。彭老总光明磊落的胸怀值得敬重，但对负面传闻的杀伤力估计不足，在心结未深之时未做及时澄清，终于与几十年的老战友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隔阂。

庐山蒙冤后的彭德怀在自述中感慨：“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舆情处置策略三：一次性纠正误读，历史是有记忆的。

在一些社会热点中，经常存在舆论对当事人言行的误传误读。需要通过相应的信息公开，释疑解惑，不能指望舆论热度下降后，负面因素自然消退。历史是有记忆的，互联网尤其如此。解开心理的疙瘩，相当于搬走“易燃物”，避免此后因为某些适合的气温而引燃。

周恩来澄清“伍豪脱党”事件

周恩来果断处置“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使国民党一举摧毁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图谋没有得逞。国民党恼羞成怒，1932年2月炮制了所谓“伍豪脱党”启事，在《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连续刊出。当时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上海地下党设法在《申报》刊登启事和广告，声明“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但党内知晓此事的人甚少。

“文革”中，江青把南开大学“红卫兵”查出的“伍豪启事”分送林彪、康生和周恩来。周恩来立刻安排人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工作人员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报纸堆在一起有两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很困难。终于找到地下党为周辩诬的启事和广告后，请来新华社摄影师钱嗣杰，把旧报纸一一拍照。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呈上报纸版面照片，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一起送给毛主席。毛主席1967年批给林彪等人“阅存”，1968年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周恩来逝世前依然放心不下，觉得有关材料应当发到各个省才算真的落实。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人把材料拿来，亲自在上面签了名。

舆情处置策略四：用扎实的证据澄清谣言。

一件物证胜过一沓辩词。物证在手，不仅能自证清白，而且可以揭露造谣诽谤者的卑劣。今天的物证不一定是久远的史料，新闻现场的几张照片、一段音视频也有利于还原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陈毅包容《明报》“裤子与核子”之问

新中国在遭遇西方孤立并与苏联交恶后，发展“两弹一星”成为民族自尊自强的寄托。196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会见日本记者团时表示：“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笑我们穷，造不起。中国人就是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香港《明报》刊发了由金庸执笔的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质疑陈毅言论，引来《文汇报》《大公报》等香港五大左派报纸激烈的反批评，称金庸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陈毅从内参中得知此事，叫停了这场论战。他对廖承志等人说：自己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的话确实有点片面性和绝对化，因为穿裤子还是最重要的事。“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有什么民族尊严呢？”《明报》的社评有一半是对的，但“不要核子”这句话也有片面性，也是绝对化。“我同查先生（查良镛，金庸是笔名——编者注）的社论合起来，就全面了。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我说裤子，当然是个比喻，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陈毅大度地表示：“《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请香港新华社对《明报》的那个查良镛先生高抬贵手。我们这个党现在大权在握，势不可当。但一旦你搞错一个对象，出口骂人，出手伤人，那可不得了，就会犯大错。

舆情处置策略五：坚持正确主张，包容不同意见。

对于舆论场的杂音，不能无原则地迁就，该坚持的必须坚持；同时，也要善于从批评声中发现合理成分，用来补充、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意见。思想观念之争是常态，讨论的目的是凝聚共识，打造“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撕裂。

习仲勋批发下属批评信

1978年9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收到惠州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的一封信，批评他对惠州两个治水工程评价不实，“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用词之尖刻，超过了下属对领导的口吻。习仲勋非但没有生气，委托省委一位书记到惠州解决麦子灿所反映的问题，还在省革委会会上自曝来信，强调“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接着，又将麦子灿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并转发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习仲勋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舆情处置策略六：超额回应质疑和批评。

一般面对质疑，给出合理解释即可。然而，习仲勋把一封让自己难堪的下属来信批发全省，由此表明整顿、改变工作作风的决心。回应力度之大，肯定超出写信人的期待，把一封批评信的处置变成教育干部队伍的过程。老一辈革命家体察下情、胸襟开阔、勇于担当，为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

（本文转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题图来源：百度百科（图为祝华新。）  图片编辑：笪曦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