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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到屋顶，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赵长天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爬上屋顶去……在屋顶上，周围都是瓦片，眼前都是屋顶，你仿佛脱离了人间，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很奇特，对于孩子特别有诱惑。”

这诱惑对赵长天的儿子那多来说，也难以抗拒。他记得自家武进路的老房子，地处当时虹口区的中心，很热闹，两层楼房对着一个花园，边上是家工厂。沿街底楼起先是卖煤油的商店和一间咖啡馆，两店之间，有一扇临街的小门可上二楼；二楼有个十几平方米的过厅，后来成了公用厨房；然后再上两格台阶进入走廊，走廊两侧南北各三间房，住着五户人家，赵家住在左边最靠外的两间房。走廊右侧还有一间公用厕所，从厕所爬上去，就能到屋顶。

赵长天出生于1947年，儿子那多出生于1977年，父子相差三十岁。但同一种诱惑，让他们在同一个地点，爬上屋顶，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熟悉和不熟悉的屋顶连成一片海域，所有的住宅都似在自己脚下的神秘世界，远处海关钟声传来，外滩似乎近在眼前，有风的日子，能听到黄浦江上悠长的船笛鸣声。

童年时代，父亲忙碌，不能常常照顾那多。更多时间，那多就住在不远处九龙路上的外婆家。那多也在那里爬过屋顶，还观赏过国庆节的烟花。从屋顶上下来，父亲就要接那多回武进路的家了。那多记得这幅画面：“他来外婆家接我回去。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他的背，看着两边缓缓后退的路景，有种他劈开了整个世界的感觉。”

当然，那多也永远不会忘记另一帧画面：“每次晚上醒过来，他都在小桌前写作，那是微光下恒定的身影，于是可以安心地再次入睡。这些回忆给我一个感觉，即他一直都在。当我惧怕死亡大哭时，也会因他在，而慢慢安定下来。”

赵长天去世后，那多为父亲写了墓志铭：“很多人的人生因他受益，不论身在何处，他都不孤单。”不知道这次，先爬上生命屋顶的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1923年北四川路与老靶子路转角处（虹口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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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赵家从浙江搬来上海时，就住在了武进路，赵长天在这里一住40年，直到1988年搬到曲阳新村。

赵长天记忆里的武进路和四川北路，始终是热闹的。很小就展露文艺爱好的他最关心的是四川北路靠近武进路的旧书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表演艺术，曾买过一本论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书。很多年以后，我调入作家协会，忽然发现那本书正是茹志鹃老师的丈夫王啸平先生所著。我把书送给了王先生，他高兴极了，说他自己已经没有这本书了。”

赵长天去世后，一位武进路上的老邻居曾撰文回忆：

“记得小时候长天曾拉着我去照相馆，不是去拍照，而是看他姐姐的照片……长天的母亲是位小学老师……一次我与长天看到垃圾桶内有许多废铁，我提议：我们把废铁拿到废品站去卖，再买冷饮吃。说干就干，我们拎着废铁朝废品站走去。不巧正遇见长天妈，她见我们在拎破烂，勃然大怒，狠命地打长天的屁股。长天不哼也不哭，他妈倒反而眼泪汪汪了。我在一旁呆住，后悔自己的提议连累了长天。”

在这条街上，赵长天长大，去不远处的华东师大一附中读书，认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同学。妻子一家住在九龙路。这一段经历，也就决定了后来那多出生后最初的活动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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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多记忆里的那家紧贴着武进路自家的工厂，新华金笔厂，在赵长天小时候，还是一片出租车停车场。开阔的场地里长着高大的白玉兰。春天，从赵长天家窗户伸出一杆晾衣竿，正好可以搁在雪白花朵盛开的枝丫上。白天车辆开走，空荡荡的场地上，孩子们奔走嬉戏，或者观看工人检修车辆，只觉乐趣无穷。夏天，居民就在停车场门口乘凉，大人在马路上泼上凉水降温，孩子们则根本没有在乘凉，而是在人群里穿梭游戏，依旧一头一脸的汗。后来停车场成为制笔工厂，空地变成货栈，窗外的景观就完全变化了。

窗内的风景，也变化了。

高中毕业后，赵长天从军，成了四川大凉山顶的一名雷达兵，在军中开始创作诗歌，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几年后被调到成都空军指挥所政治部当了创作员。1976年，赵长天复员到上海有线电厂工作，之后又去了航天局做宣传工作，同时不停地发表小说。1985年，他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任党组副书记。

武进路的房间，一间供赵长天母亲居住，一间是赵长天一家三口的卧室，靠墙放着一张双层床。年幼的那多只记得，房间里到处都是书。

彼时，赵长天忙于工作。那多呢，则长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顽皮小孩。白天在外婆家的弄堂里，那多和小伙伴用一些附近街道工厂里的金属管，加上回形发夹和小米，做成能弹射“小米子弹”的“小米加步枪”互相打仗玩。穿梭弄堂的过程，那多每天都在解锁新的未知——每天都会刻意去寻找一条新路走走。20世纪80年代初的苏州河上，还有往来运货的船只，孩子们就相约跳到靠岸休息的船上去玩，直到被船老大发现，哇哇大叫着驱赶，顽童们才大笑着回到岸上。

等到傍晚来临，晚饭吃毕，暮色四合，就该是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那多回武进路了。

父子俩相处最多的时候，也就是每天两次在这段路上。赵长天也珍惜这相处的时刻，“为了安全，我特意在横杠上安装了一个坐垫，让儿子坐在前面。没想到儿子不安分，两只小脚摇来晃去，一下子卡进前轮，把钢圈都扭变形了。我骑得飞快，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车在空中打了个滚，两人全部飞了出去。万幸，儿子只是脚部骨折，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的武进路（虹口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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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初中以后之所以变成一个沉默的人，就是因为在童年时期发泄掉了一生的精力”的那多，即便在最闹腾的童年，看见父亲也是服的。

“这是一种力量。哪怕他从不打我，只要他认真起来，我这个可以闹翻天的小家伙，就得乖乖认命。”

热爱写作的赵长天常年伏案，藏书颇多，却未刻意引导儿子走这条道路。赵长天到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后，本可以给儿子推荐大部头的名著，但当儿子说自己想看武侠小说时，赵长天也就尊重孩子，从作协图书馆带回来各种版本的武侠小说。

1986年，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映。一天夜里9点，赵长天关掉电视机要求儿子上床睡觉。那多声泪俱下:“白骨精还没打死呀！”赵长天后来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呼吁电视台在安排节目时不要太晚。他细腻地写着自己的严厉管教和实际的心软：“儿子极其懊丧失望地钻进被窝。被窝还在抽动。孙行者和白骨精厮杀的声音还不时地从邻居家传来。我盯住空白的电视屏幕，也十分懊丧和遗憾。”

电视没有看成，但他用文字将这一刻父亲的心永远定格。每日从武进路到九龙路，来来往往的父子俩见面话不多，谁料想后来都用文字表达了对对方的心事。

2013年，已经成为知名悬疑小说家的那多，给这一年去世的爸爸写下一篇童话，并署下了爸爸给他起的名字：赵延。他写道：

“有一大盆水……在盆里溅出一滴水，于是，旁边多出了一小盆水。一小盆水很艰难地长大……太阳旺一些，就担心被晒干。每当这样的时候，就有几滴水从一大盆水里跳出来，落进一小盆水里，让他变得有活气，好撑到下一次雨水，长大一圈……”

“中午的时候，一大盆水忽然晃动了一下，一滴亮亮的水珠飞起来。这水珠璀璨得像是赋予了一小盆水生命的那一颗，只是小了许多。一小盆水想要接住。但太阳太大了，水珠没能落下来，就融化在阳光里了。一大盆水里，已经没有水了……”

“一小盆水想，其实爸爸并没有死，他融在阳光里，所以变得无所不在。天空是他，云是他，山是他，湖泊是他，大海更是他。我，也是他。”

那多一直在上海，也到了父亲当年接送他的年纪。他会骑自行车，但他几乎再也没有沿着武进路到九龙路走过。

作家那多和父亲赵长天（右）（那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