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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述学如何“成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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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9-19 08:01
摘要: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

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陈平原“学术史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为晚近三十年来最为活跃的学人之一,陈平原的治学思路和方法一直受学界关注。阅读本书会发现,当他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时,其实是在谈论过往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大学何为》《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等。


「三部曲齐全了
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书房:《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出版,您的“学术史研究三部曲”也齐全了。您著作等身,但听说您最为珍视的,还是这套三部曲。

陈平原:在撰于1991年6月的《学术史研究随想》中,我曾这么谈论学术史研究:“在我看来,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

话虽这么说,作为职业读书人,自我训练之外,还是希望能写出稍微像样点的学术史著作。二十多年来,从最开始的“学人精神”(《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5年、2010年),到“学科体制”(《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16年),再到眼下的“述学文体”(《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终于完成自成一格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三部曲,自己还是颇感欣慰的。

上书房:三部曲如此环环相扣,是一开始就这样计划的吗?

陈平原:并非一开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逐渐调整而成的。

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晚清及五四两代读书人如何在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的夹缝中挣扎与前行,当然是有感而发。不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更有价值的是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说开去,讨论经学子学方法之争、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等。而其中谈论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促使我从个人著述转向学科体制,于是有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2016年增订《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时,我给书名加了个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主旨更为显豁。全书共十二章,大致分为三块,分别讨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若干专业领域的成绩与拓展的可能性。第一章至第四章从课程、教师、教材、课堂入手,讨论百年来中国大学里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的文学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章至第八章谈论具体的文学史家。第九章至第十二章牵涉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和现代文学四个专业领域,属于典型的学术史思考。其中《“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一章,自认为颇多新意,是从“声音”角度探索文学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中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的思考思路相通。

十几年前,我曾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现代中国学术”专题课,开场白整理成《“学术文”的研习与追摹》。那门课共挑了15个研究对象,每人选三文,既是历史文献,也是学术文章,要求学生阅读时兼及“学问”和“文章”两个不同的维度,且特别提醒: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此处提及的“学术文”,用的是课程名称,转化成研究课题,便是这本书的“述学文体”。

上书房:您在三部曲上倾注了怎样的学术情怀和个人情感?

陈平原:1993年10月,我曾发表文章《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表白自己注重学术、张扬私学、坚持雅文化的学术思路,很大程度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

此前的1992年7月,我还曾发表《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一文,其中最后两段,既是史学论断,也隐含着我当年的心境,对章太炎借书院、学会等民间教育机制来传国故、继绝学,进而弘扬中国文化,表达敬意。

再之前的1991年,我撰写了一篇专业论文《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论胡适的学术取向》;同年4月还撰写了《学者的人间情怀》,此文在两年后得以发表,引起了一些争议。

上述四篇文章,与我日后的人生选择及学术道路密切相关,也与我今天倾注于自家的学术史“三部曲”的情感,一脉相承。

「得失寸心知」
学术史研究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

上书房:从研究、构思到著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花费了您20年时间,您向来才思敏捷、出手迅疾,为何这本书写了这么久?

陈平原:20年间我同步也在做其他事情,《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共八章,八章中的七章撰写于2006年底前,而我2006年后出版的著作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及“大学五书”等,我不算是个偷懒的人。

但这本书确实特别费我心力。与唐宋诗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现代中国研究”往往与当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势相互激荡,好处是问题意识突出,缺陷则是容易陷入古今循环论证。当初选择这个题目,确实别有幽怀,日后在推进过程中,腾挪趋避,更是得失寸心知。

悬得过高而又力所不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论题再三推敲,资料也积累了不少,甚至还在北大研究生课堂上讲过相关内容,但一直不敢贸然下笔。过于矜持的结果,就是眼看许多后起之秀翩然起舞,异彩纷呈,很多重要话题已经不需要我努力发掘了。这才想起胡适为何被人嘲笑“半部书”先生,就因当初没能一鼓作气,故再而衰,三而竭。

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就因“有声的中国”那一章颇多心得,越写越高兴,其学术延长线上浮现出“声音”的生产、传播与复原,而不再是“述学文体”了。深恐尾大不掉,冲淡了本书主旨,于是壮士断腕,只保留以“讲演”为“文章”者。

20年前初闯学术史研究领域,那时意气风发,以为路子走对了,持之以恒,总能做出大成绩。可如今奉献给读者的,也就只有这区区“三部曲”。好在我的学术史研究是与文学史、教育史研究结伴而行的,三者成果虽无法叠加,但相互映照,多少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上书房:《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结构是怎样的?您对章太炎研究颇深,但在这本书中,相比其他章节,章太炎一章似乎反而弱了。

陈平原:全书共八章,个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还选了陈垣、陈寅恪、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顾颉刚、俞平伯、郑振铎、李泽厚、余英时等十位,都是述学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说着说着,越来越往修辞学方向走,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因为,单就“述学文体”这个话题而言,前五个案例已经足够精彩,再多说就是具体的技术分析了。

五个案例中,谈论章太炎那一章确实是最薄弱的,因最初是为整理本《国故论衡》做导读,笔墨不免拘谨。好在关于章太炎的思想、学问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读者也可参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0年、2018年)的第四章《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

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教科书、专著与札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最终没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上书房:这本书是从晚清以降述学文体的变革开始讨论的,此前古人是如何看待著述问题的?以及,同时代在您之外可有其他人关注这个问题?

陈平原: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以及今人余嘉锡《古书通例》都曾讲到著述体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国维刊于1914年的《二牖轩随录》中有一则“古今最大著述”:“余尝数古今最大著述,不过五六种。汉则司马迁之《史记》,许慎之《说文解字》,六朝则郦道元之《水经注》,唐则杜佑之《通典》,宋则沈括之《梦溪笔谈》,皆一空倚傍,自创新体。后人著书,不过赓续之,摹拟之,注释之,改正之而已。”

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体可以分为“集录之书”和“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代多自著之书,唐宋以后则多集录之文,“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

胡适也曾列举自古以来若干“成体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龙》《史通》《通典》《文史通义》《国故论衡》等,给予特殊表彰,称之为学术著述的极则。这里的“最大著述”“自著之言”以及“成体系”,与传统中国的四部分类没关系,乃中国学者面对西潮冲击的自我反省与价值重估。

晚清以降,在中国学界,这种“一干而众枝”的著述形式逐渐兴起,而传统的“文集之文”相对衰落。这牵涉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以及新的表达方式的确立。身处大变革时代,学者到底该如何思考、表述与立说,前辈们做了许多艰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让后来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

「体例背后的时代变迁」
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需锤炼的基本功

上书房:当我们谈论述学文体时,其实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陈平原: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相同。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现代性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却最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

上书房:说到“引经据典”,这本书正是以此开篇的,是个很新鲜与吸引人的视角。

陈平原:晚清以降,著作体例与述学文体的巨大变更,使得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步履艰难。从当初的“拿来主义”到今日的“与世界接轨”,在20世纪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声音是以“科学”取代“夸饰”。著述的不严谨乃至抄袭成风,确实是中国学界的痼疾,但这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即人文学本身带有很强的修辞意味。

谈论人文学的修辞学,从述学文体说起,因这既牵涉到学术训练、表达能力,更根源于文化心态。不论是赓续传统,还是译述西学,如何弥合自身文体与论述对象之间的缝隙,都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难题。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也为了集中笔墨,我只涉及作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之表征的“引语”。

阅读20世纪前后中国的学术著作,最为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姿态变了、功能变了。古今中外,凡有著述,在自我表述之外,大都还需要引入他人言语———或引录先贤判断,或摘抄相关史料,这似乎是种简单的写作技巧,实则论者对于他人言语如何引录、怎样衔接、能否驾驭,是件关系重要的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蔡元培赞其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而这四点其实都得益于“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当时尚为青年学子的冯友兰更激动地发现,胡著一改传统的著述体例,经典原文不再作为正文顶格书写,而是低一格书写;反而是胡适自己的话成为正文,顶格书写。这一著述体例上的变化,凸显了大时代的变迁———“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冯友兰敏锐地感受到并理解透了。

在以前信息匮乏、检索艰难的时代,一个人掌握文献资料的多少,对其学术水平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在今天,资料的搜索变得容易,我们的著述文章却出现了一种通病,那就是通篇是材料的堆砌,没有自己的观点。观点来自对材料的使用,注意,是使用,不是堆砌。如何“引经据典”是一门学问。

上书房:您对图像一向有研究,而这一次在本书中,您又开启了声音研究。

陈平原:我想您指的是“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章,这也是我自己颇为得意的部分。当然,这谈不上全面的声音研究,因我只研究了声音中“演讲”这一种。

1927年2月,鲁迅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说,用古文写作比喻“无声的中国”,“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而唯有“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才可能催生出一个“有声的中国”。在鲁迅眼里,“有声的中国”是“思想革新”与“文字改革”并举,“声音”在这里虽然有象征的成分,但也饱含五四新文化人的共同立场:轻文辞而重言语。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日本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犬养毅语)”之一的“演说”,与“报章”“学校”结盟,共同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但不管是思想启蒙、社会动员,还是文化传播、学术普及,“巧舌如簧”的功用,一点也不亚于“白纸黑字”。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

上书房:因痛感学风浮躁、积弊丛生,北大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于2006年邀请您开设面向博士生、硕士生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专题课,述学文体的规范化应是题中之义吧?

陈平原:是的。虽然北大中文系拥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几十个研究方向,学术趣味相差甚远,但一些原则是相通的、一些规范是相同的。

一般认为,“治学”之得失成败,关键在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专业知识以及时代风潮,“述学文体”似乎无关紧要。可在我看来,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学养及思考,乃现代中国学者亟须锤炼的基本功。什么才叫“论文”,为何需要“专著”,“教科书”意义何在,“演说”能否成为文章,“引文”的功能及边界,“报章之文”与“学者之文”如何协调、能否“面向公众”而又不失“专业水准”,这一系列难题背后,牵涉到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若再说开去,则是全球化视野、西学东渐大潮、话语权争夺等在现代中国学界的自然投射。而这些,并不是一两句“学术独立”或“博学深思”就能解决的。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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