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党组织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1920年）9月，为输出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外国语学社。校址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一条“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此白。”

1920年9月外国语学社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招生广告

初看这则一百来字的广告，似平平无奇，毕竟，在上海这座远东国际大都市内增办一所外语学校，并非什么稀奇事。但实际上，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在党史上可谓意义非凡。

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为掩护，吸收进步青年学习外语和革命理论，组织优秀青年赴俄留学，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当年学社的学员之一、后来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

八方汇聚学外语

悠长的汽笛划过江面，薄雾里，几只灰白色的江鸥在船头优雅地滑翔，一个精干沉稳的青年倚在甲板的栏杆上，望着流逝的江水若有所思，他是22岁的刘少奇。

这是1920年清秋的一天早晨，不久前，他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此行，他的目的地是设立于上海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

与此同时，16岁的任弼时从远房表哥任作民处得到消息：陈独秀、杨明斋等人在上海举办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参加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俄文培训后，即介绍去苏俄留学。10月，任作民告别尚有身孕的妻子奔赴上海，几天后，任弼时也来到了这里……

100年前的秋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汇聚于上海。当时，学社虽是公开招生，大门上也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但实际上招收的学生大多数是通过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或青年团的有关人士介绍进来的。

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门口

例如，学员中的任弼时、萧劲光等6位青年，是毛泽东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向上海党组织介绍来的；汪寿华、华林等浙江青年是陈望道、俞秀松介绍来的；吴葆萼、蒋光慈等安徽青年是陈独秀介绍来的。

在学社内，同学们的主要任务自然是学习外语，其中尤以俄语为重。当时，由于北洋政府的严密控制，中国革命人士很难搜集到关于俄国革命的信息，而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中，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他们只能英语等文献资料，获得共产主义运动的零星启蒙。

鉴于此，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们认为，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这促成了外国语学社的诞生。学社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杨明斋总负责，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俞秀松协助办学。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等教俄语，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教英文，李汉俊教法文。

外国语学社的布置极其简单，教室内放着几排深色的课桌和本色木长凳，一块大黑板端端正正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曾在学社教授过俄语课的王元龄回忆说：“教室在楼下客堂，黑板挂在中间，黑板面朝东。学生约有50人，课桌放得很挤，中间有两条走道。”

复原的外国语学社内景

一百年前，外地学员就住在二楼的客堂和厢房。刘少奇抵达时，这里已经开学，先期入校的同学便在宿舍腾出地方，让他顺利安顿下来。人多床少，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和铺板，有的人打着地铺，随着学员陆续增加，宿舍越来越挤，他和部分同学便主动到附近另觅住处。

当时，各地来的穷学生分散居住，集中学习，更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虽然学社曾明文规定“月纳学费银二元”，但实际上这里的学习、食宿全由学校免费提供，这无疑减轻了学员们的生活负担，使得他们能暂时不为稻粱谋进而潜心于学业。

在学社里，学生们半天上课半天自修，由于目标明确，他们学习都很刻苦努力。当时，学生们每月生活费仅5元6角，经常5人吃4人的饭，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等。萧劲光回忆说：“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为党的事业培养干部

外国语学社不仅是一所“留俄预备班”，它还承担着为党的事业培养青年干部的重任，这从其课业安排上可见一斑。除了外语学习，学社还在星期天安排政治课讲座，邀请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给学员讲解《共产党宣言》，请作家沈雁冰和《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

为了满足学生们求知的需要，沈雁冰还捐出自己的稿费为学社添置了图书室，被称为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图书馆”。在这里，学员们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萧劲光曾说，他读的第一本马列书籍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一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关于外国语学社的介绍

为帮助学员快速成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在学员中成立了工读互助团，组织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类活动，包括为《劳动界》杂志编辑部和华俄通讯社抄写、校对稿件，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刻蜡版、印传单等，遇有纪念日，学员们还去参加游行。“每当游行时，走在前边举旗杆的经常是这些人。”

当时，学社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的活动场所，在俞秀松的领导下，青年们积极参加组织机器工会，办工人半日学校，到工厂和工人中去做调查，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就经常和学员们一起深入工厂，跟工人们交朋友。

有学者分析说，正是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刘少奇才真正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也才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涯也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养分。

由于学社设在法租界，学社的活动也在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之中。当年学员周伯棣曾在自传里回忆说：“1921年五一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我的学校，对我们已经很不客气。”4月末的一天，法国的“包打探”还盛气凌人地来到学校进行了一番搜查。

尽管受到干扰和监视，历时10个月的外国语学社，仍在艰苦的条件中为培养党的干部和革命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30年代，俞秀松在苏联写自传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还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外国语学社’，我们党最近几年的积极分子，几乎都是该社的学生。”

阅读中的俞秀松

转眼到了1921年4月初，春暖浦江，雨过天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确立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几名被挑选出的优秀学员登上开往海参崴的货轮，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启程前，任弼时写下家书一封，宽慰父亲的同时以表决心：“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在码头上，出发和送行的学员们或许已有所感，自己踏上的将是一条漫长艰险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