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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走访中,9位在沪跨国公司CEO说出了疫情以来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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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卫群 2020-09-12 06:30
摘要:如今,他们对企业转型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我是1月29日从东京飞回上海的。回日本,本来是要去总部开会,鉴于当时中国的疫情,总部通知我不要去公司,于是,我当即决定返回上海。”说这话的是士胶片中国总裁武冨博信

日前,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与全球五大猎头公司之一的史宾沙公司一起走访了9家在沪跨国公司的中国区CEO,这些外企“掌门人”回顾过去几个月的惊心动魄,依然记忆犹新。

史宾沙公司全球合伙人丁海英,正在讲解她与上海外商投资协会合作的对9家在沪跨国公司中国区CEO的走访报告。

疫情期间,他们都选择了“逆行”

卡博特公司资深副总裁兼亚太地区总裁朱戟回忆道:“虽然当时是春节假期,但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大事,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要归位。年初四,我一个人先于家人从新加坡回到上海。危机发生时,作为领导,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子在哪里。”

春节假期,奥特斯中国董事会主席潘正锵在新加坡休假,他仍每天和奥特斯疫情应对小组进行视频讨论,布局防疫措施。假期一结束,他就从新加坡回到上海。他说,他回到公司,员工才会觉得这里是安全的。

米其林大中华区总裁伟书杰说:“我们刚来上海半年,很期待在上海过春节,本来已经制定了一个深度游览上海的完美计划,结果大多数时间在家里的厨房度过。”

当时有不少外国人选择回自己国家,伟书杰的夫人也问他是否要带孩子们回法国,他非常肯定地回答“No”。“我们来到中国,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哪里都不用去。”搬来中国之前,伟书杰一家曾居住在俄罗斯,他的理念是不管到哪里,都可以真正“落地”,为这个国家做些事情。

迅达中国的CEO施达毓一家,本来打算去西安过春节,临行前一天,根据当时形势,决定还是留在上海,后来也没有回美国。

4个月前,迅达集团决定投资建设口罩生产线。(来源:企业官微)

倒逼外企“掌门人”越发关注企业转型

疫情给企业正常的生产和经营带来巨大困扰,这些“掌门人”谈到,所幸的是,由于企业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开始转型,所以业务受疫情影响较小。如今,他们对企业转型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米其林这些年大力发展B2C业务,做大替换胎市场,如打造“驰加”汽车售后服务品牌,建立全国线下门店网络,针对轮胎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一揽子服务等。因此,虽然疫情造成国内整车企业业务下滑幅度很大,但米其林受到影响较小。

迅达的施达毓说,2月14日,他就接到西安地铁公司打来的询问业务安排的电话,“没想到客户复工这么快。”另外,他发现,由于疫情,人们对更大的居住面积有了新追求,企业目前正在研究这一趋势可能对住宅电梯产生怎样的影响。

索尼在疫情期间,很多零售门店受到影响,但是线上的业务在增长,比如耳机在线上的销售猛增。因为大家都在家,为了不互相干扰,都戴上耳机。这些情况也触发了索尼中国董事长兼总裁高桥洋的思考,他说:“如今,我们很多新产品发布已经改为直播形式,或尽可能多地用短视频代替文字信息,因为消费者已经习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商品信息。”

米其林的伟书杰也认为中国充满了机会,中国市场正从追求数量转到追求质量,这为高端产品提供了很大发展空间。米其林把企业最先进的产品放在中国制造,沈阳工厂生产的高科技轮胎直接供应特斯拉在上海工厂。此外,米其林不只是定位于卖轮胎,而是提供服务解决方案,与经销商合作也更加深入,使公司可以更好地掌握终端客户和每个轮胎的数据。

员工为何会自发开车650多公里,把医疗物资送往湖北医院?

疫情考验着这些外企“掌门人”的决策力。

赢创大中华区总裁夏赋良说:“我们第一时间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不需要向德国总部逐一请示。我在第一时间和亚太区总裁通了电话,告诉他我们要准备采取一些严格的防护措施,他就说‘You have my full support(我全力支持你)’。当然,有授权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米其林的伟书杰也坦言:“我在公司18年,总部对我还是有一定信任和授权,我知道什么需要汇报请示,什么时候不需要,况且一开始总部根本不清楚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同样对于全国各区域市场,作为中国区的总部,我们也一样选对人就充分授权。”

米其林宝山钢丝厂向当地邮局赠送口罩,并收到邮局方面的感谢信。(来源:企业官方微信)

这种信任也是中国管理层对地方管理团队的信任,管理层对广大员工的信任。

帝斯曼中国总裁蒋惟明介绍,今年2月15日正好是新老全球总裁的交接班日。他们特意录制了视频讲话,其中有一段就是讲到病毒不分国界,抗击疫情需要全球人民团结。当时病例主要还在中国,许多国家与中国断航,两位总裁的发言给了中国员工很大鼓舞。

奥特斯的潘正锵说,他们公司HSE部门(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Environmental管理体系的简称),是直接向他汇报的,医务室则直接归属于HSE部门管理,因此遇到紧急情况不需要多层级汇报商量,很多事情可以很快做出决定。

富士胶片的武冨很有感触:“我来中国三年,始终强调‘自发地行动’。首先每个员工都应该积极思考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应该做什么、社会的期望是什么?疫情初期,面对医院的迫切需求,有的员工因为部分地区交通受限,最后自发开车650多公里把医疗物资第一时间送到湖北的医院。虽然我们的业务因为疫情受到了影响,但是我很欣慰,大家都在做可以帮助用户的事情。”

富士胶片中国连续三届参加进博会,图为第三届进博会的展前对接会现场。(来源:企业官方微信)

迅达的施达毓说:“复工的那天,我和管理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视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我们都回来了;业务在恢复,工作有保障,生活会继续。我认为给大家信心很重要。”施达毓还表示:“当时我们在全国的200多个备件和服务中心遇到很多各种各样新问题,当地的经理需要做不少当机立断的决定,不可能都汇报到总部。我很欣慰没有人退缩,他们都勇于承担责任。”

“已决定未来大幅减少支持部门的出差”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与史宾沙公司一起举行的走访活动中,所有被访公司都提到数字化技术对于了解疫情发展、员工健康状况、以及给恢复生产所带来的极大的促进作用。

霍尼韦尔中国总裁张宇峰说:“在运用数字化手段方面,我们讲给全球总部听,他们都很羡慕。”如疫情爆发后,企业的IT部门非常快地用微信把一万多名员工连结起来,要求48小时以内报告个人情况。结果48小时内回复率95%以上。“1月26日,我们就知道有162位员工在湖北,而本来是只有38位员工在湖北工作。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就收集了员工的信息,这对于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这一微信沟通方式,在通知员工及时采取各种防护手段以及在组织复工复产的时候,也发挥很大作用。“当时各地政策都不一样,但由于信息沟通及时,2月10日我们21家厂中的18家就全面复工,3家部分复工。很快所有工厂100%复工。”

疫情终将过去,被访的外企“掌门人”们还普遍达成共识:远程会议、居家办公将来会成为很多公司的常规工作方式。

索尼的高桥说,通过员工调查,他们已决定未来大幅减少支持部门的出差,但那些直接面对客户的销售人员的出差还将保持。

迅达的施达毓也提到,他原来每两个月需要去一次瑞士总部,参加2天-3天的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加上路上时间,一周就没了。现在大家尝试了视频会议,发现也没什么大问题。他预测,以后大概去瑞士的频率会大大减少。

受访者还谈到,当然视频会议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只适合小范围讨论问题,也更适合在已经认识、熟悉的人之间进行。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让视频会议的参与者获得面对面开会所能得到的所有的信息,比如细微的肢体语言的变化;也没有办法让主持人或发言人及时感受听众的反应。

题图来源:上观图编 图片编辑:项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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