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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秘史:白色恐怖时期,中共中央文库是如何在上海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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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朱少伟 2020-10-01 07:39
摘要:上海的石库门,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中共一大在此诞生。而在白色恐怖和日军侵略的艰危时期,石库门弄堂里,竟隐藏着一个中共中央文库。经过一位位忠贞党员的接力守护和冒险转移,文库完好保存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如今,这个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中共中央文库遗址,已成为重要的革命史迹。在峥嵘岁月中,这个秘密机构曾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红色传奇

中共中央领导查阅文件的地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沪。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和各地党组织的发展,中共中央各部委的文件资料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涉及党的最高机密。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确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书科,承担文件阅览、保管和收发等职责。翌年10月,在文书科设立文件保管处。

193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在《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信》中规定,由于环境恶劣,各部委不宜保存文件,凡“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同年秋,文件保管处撤销,又筹建阅文处,主要保存:中共中央决议、纲领、宣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提交的报告,对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红军军事文件,党内出版物等。阅文处设于上海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张纪恩。此处是石库门房屋,为一正两厢三开间,由张纪恩以其父亲名义租用,他对外用“小开”身份作为掩护,这里既是中共中央领导查阅文件的地方,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秘密碰头地点。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

1931年初,因积累的文件资料已很多,周恩来提出区别不同情况整理、保存文件的意见,并委托瞿秋白起草一个条例。瞿秋白欣然从命,拟定《文件处置办法》,除了将文件分成四大类(即中央文件、地方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还对如何进行分类、整理、编目、保存作出规定,并在最后加上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周恩来在《文件处置办法》上作了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当年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部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周恩来等的缜密部署下,党的各个秘密机关均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隐蔽于恒吉里的20多箱秘密档案也在夜间被紧急转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张唯一雇用两辆黄包车,分数次运往另一幢石库门房屋,有资料说地址是上海恺自尔路顺昌里。这里成为中共中央文库,对它的设立虽无明确记载,但在党内行文中提及此秘密档案库。

1932年6月,陈为人(早期曾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接受重任,负责具体管理中共中央文库。

“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

1933年1月,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根据党组织安排,留在上海守护中共中央文库。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妻子韩慧英说:“我们接受重任,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以生命守护党的‘一号机密’!”

陈为人为了确保安全,把中共中央文库移到自己家中,并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白天,陈为人和韩慧英轮流在楼下客厅里谈生意,做出一副商人的样子。到了夜间,两人就走进楼上储藏室,关住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文件。出于方便管理、转移的考虑,陈为人把密写于各种书刊上的信函记录下来,把原印于厚纸的文件抄写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经紧张工作,中共中央文库的大批文件都根据《文件处置办法》进行了合理分类和重新装箱。按照党内规定,陈为人平时深居简出,不与别的同志发生联系,以免被密探盯上,给中共中央文库带来危险。陈为人还和韩慧英约定,如果发生严重问题,到迫不得已时,宁可放火焚毁自己的家,也不能让敌人得到文件。


陈为人

1933年12月,为了躲避敌人的大肆搜查,陈为人、韩慧英曾把中共中央文库搬到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名白俄老太家的楼上。中共中央文库的文件进出,都由韩慧英与“张老太爷”单线联系。1935年2月,“张老太爷”设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6号的秘密机关突然遭破坏,韩慧英前去取文件时被捕。陈为人见妻子迟迟未归,估计她遇到意外,便以“木器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屋,立刻把中共中央文库转移到那里。

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非常困难。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过了数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到申城,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进行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1935年12月,受尽酷刑的韩慧英由于坚持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了。

1936年4月,韩慧英经多方奔走,通过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与中共中央特科的徐强(代号“瘦子”)接上关系。徐强曾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6月中旬,陈为人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为了便于以后的同志管理中共中央文库,他写下一份《开箱必读》,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装箱记”,记录着五只文件箱分别装入的是什么文件资料,第一箱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文件,第二箱是中共顺直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闽西特委等18个地区的文件,第三箱是中共上海区委、河南省委、湘鄂西中央分局等10个地区的文件,第四箱是未整理的文件,第五箱是中文和俄文书籍、刊物。第二部分是开箱注解,“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徐强嘱咐他尽快去医院治疗,并移交中共中央文库,由自己和妻子李云接替负责。这次搬迁由徐强指挥,陈为人、韩慧英经认真整理,把一批装得满满的木箱全部顺利送到一个安全地点,那里是中共地下党员周天宝的家。

陈为人在医院仅住了几天,就表示“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坚决要求回家。他因劳累和沉疴日久,不到半年便病逝,年仅38岁。

“一号机密”安然无恙

1939年夏,徐强奉调赴延安,中共中央文库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情报系统的吴成方负责,由周天宝、刘钊管理。

1940年秋,缪谷稔接手管理中共中央文库,他以运“私人衣物”为名,把两万余份文件资料装入一些大皮箱,转移至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生生里租用的石库门房屋亭子间。不久,吴成方、缪谷稔、刘钊在那里商量工作,引起房东老太疑虑,她硬要缪谷稔搬走,他遂与妻子一起,把秘密档案搬到上海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的石库门房屋。此后,吴成方与中共中央文库之间的联系,由年轻的交通员郑文道承担。1942年春,郑文道外出办事途中被捕。缪谷稔得到消息,对妻子说:“我相信小郑不会叛变。但是,绝不让文件资料面临任何一点危险,所以得暂时先搬走。”他们马上将秘密档案临时转移。郑文道坚不吐实,不久后英勇牺牲。中共中央文库未暴露,秘密档案重新返回原址。

1942年夏,缪谷稔因操劳过度、生活艰苦,导致肺病严重,生命垂危,遂由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手管理中共中央文库。那时,申城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街头巷尾密布明岗暗哨,陈来生请父亲、弟弟等帮忙用竹篮、面粉袋等隐藏秘密档案,化整为零送到上海新闸路赓庆里过街楼下面的简屋阁楼中。由于弄口嘈杂,过了两个多月,陈来生又将中共中央文库搬迁,有资料说地址是上海成都北路974号(一说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石库门房屋,将秘密档案存放于木板夹墙之内。住所不宽敞,他担心文件资料受潮发霉,常轮番在家里晾晒,还在箱子中放烟叶等防虫蛀鼠啃。为了进行掩护和维持生计,陈来生在此开出一个“向荣面坊”。后来,在国民党当局作垂死挣扎阶段,他曾对家人说:“一旦我牺牲,新中国成立以后,你们要找解放军进城部队最高指挥员……”

对于留在黄浦江畔的中共中央文库,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直关心着它的安危。抗战期间,党组织曾两次将中共中央文库的5000多份文件资料运往延安,并曾考虑把全部秘密档案转移至延安,但因客观条件不允许而未实施。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经历难以想象的曲折,使中共中央文库一次次平安转移。最终,党的“一号机密”安然无恙。这是忠于使命的接力,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守护的成果!

“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来生经一段时间的清点整理、分类统计、打包装箱,将自己管理长达7年的秘密档案共104包装16箱,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接收时发现,这些文件由于长期得到悉心保护,“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数月后,中共中央收到华东局的《关于保存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如何处理的请示》。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后来,这15000件左右的文件资料都完好无损地入藏中央档案馆,它们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1949年10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

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曾随党史界前辈访问过昔日在沪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张纪恩。这位革命老人对以前的战斗生涯记忆犹新,提起中共中央文库就更健谈了,他这样介绍:“当年,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负责文件管理工作。1930年下半年,中央阅文处设于戈登路,就在现在的江宁路,我在那儿负责过,工作人员有张越霞、苏彩、周秀清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去那儿阅读文件。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接到钱壮飞从南京送来的紧急情报,迅速安排中央机关转移,我们也及时把一批文件运到安全的地方,就是中央文库。”对于后来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等,张老充满敬意,并感叹:“在险恶的环境中,前前后后有10多位同志参与文件资料管理,保护好了党的机密文件,实在是不容易!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昔日与中共中央文库单线联系的‘张老太爷’,到底是谁呢?”他想了想回答:“那是张唯一的代号,他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党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他又成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他因办事沉稳,老成持重,所以被称为‘张老太爷’。”


1982年5月,张纪恩(右)与黄玠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二楼扶梯口合影

最近,笔者专程寻访了昔日设过中共中央文库的几个地点,所得结果是:原恺自尔路即金陵中路,经查未发现该路段有过顺昌里,周边只有兴业路31弄至61弄旧名为顺昌里;原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即西康路560弄15号,旧址曾被勘实,石库门房屋已不存,遗址现为联谊西康大厦;原康脑脱路生生里即康定路600弄,石库门房屋已拆除,围墙内是一片空地,沿街仅见616号门牌 ;原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石库门房屋已不存,现为新闸路1851号新闸大厦;原新闸路赓庆里即新闸路944弄,石库门房屋已不存,现融入了“新福康里”住宅小区;成都北路974号门牌及972弄(祥安坊)弄牌均找不到,现成都北路从970号直接跳至984号,两者之间或砌着墙、或民居沿街无门,但内侧仍存一些老房子,希望能再作深入调查。我想,倘若给相关地点都制作纪念铭牌,那无疑能成为追踪中共中央文库史迹的“向导”。


 原西康路中共中央文库旧址

令人欣慰的是,受到精心保护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正在“还原历史风貌,提升教育功能”,必将成为申城又一个红色地标。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
题图为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天井仰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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