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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有关复旦的京城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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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读史老张 2020-09-12 08:01
摘要: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校史课

前些日子,我复旦历史系师弟、市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微信我:“大著《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是否考虑签赠一本给金冲及老师?今天与金老师通电话,他讲复旦往事娓娓道来……”我一口答应,并将《相辉》一书寄往北京。

书寄出后,我暗忖,金冲及先生今年已届九旬,未必会读《相辉》,他能空下来时翻翻目录,对晚辈的我来说已属荣幸。没想到,过不多久,我接到复旦历史系教授张广智的来电:“金先生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一收到《相辉》,就把手头工作放下,花了一天半时间读完,读得津津有味。他打算给你写一封信呢!因为没有地址,他说会寄到我家,让我转交给你……”放下电话,我又惊又喜。


《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

我对金冲及先生仰慕已久。最先知道他的大名,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金先生和胡绳武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是我们中国近代史课必读书目。1984年起,金先生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传记著作,传记里披露的珍贵档案资料,让教过几年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我醍醐灌顶。其中《毛泽东传》至今仍是我经常翻阅的案头著作。几年前,我又读到金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皇皇四卷,近120万字,是他退休后辛勤笔耕的力作。

早就听说,金先生是老复旦人。他于1947年入读复旦史地系,194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上海解放后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校团委书记。我查到过一则史料,复旦史地系更名还与金先生有关:1949年8月16日,“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至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金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1953年起,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据1959年入学的张广智老师回忆,金先生讲课,激情洋溢。讲到林则徐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时,“先生在课堂上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恍若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念白……”;讲到邹容《革命军》时,他当场背诵:“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感动得我们班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张广智《金冲及先生印象记》)1965年,金先生调往北京。改革开放后,他兼任复旦历史系教授。

现在,听说金先生要给我写信,我真有点受宠若惊。7月26日晚,在一个读书活动开始前,张广智老师将金先生的信郑重地转交给我。打开牛皮纸信封,里面竟有整整6页信纸。金先生的字,绵密而隽秀,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那天的读书主题是关于《相辉》的对话,金先生的来信,正好成为张广智老师和我对话的开场白。


金冲及来信

活动结束后回到家,已经很晚,我将金先生的信仔细展阅、反复咀嚼。信中说:“大著中讲到的复旦发展变化的许多事我是亲历以至参与的,讲到的不少人我是很熟悉的(如谷超豪同志在1953年曾和我在第四宿舍,两人同住过一个房间),所以看起来特别亲切和兴奋。有些事的来龙去脉,有了你的书也更清楚了。”寥寥数语,一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大家对晚辈学生的策勉之情,溢于言表。

最让我感动和重视的,是金先生对《相辉》的勘误。他写道:“书中有时有些小地方同我的记忆有些出入(特别是同是后来人的记忆),随手记下来。当然,我手边完全没有档案,记忆也未必正确,只是供参考罢了。”为了方便我查校,金先生对“随手记下来”的要点,都标注了书中页码。例如,第21页,写“文革”中周谷城先生被勒令扫厕所,“每天清早6点多,周先生会准时出现在100号”。金先生说,他记得应该是在早晨8点,“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第一个是周先生,第二个是谭其骧先生,我也在内……那时,我们不能彼此说话。但我当时想,周先生住在上海茂名路,来复旦要转几个车,而周先生一定在8时前到,从没有迟到过,那他每天要什么时候起来啊?”第59页,我写赫德路(今常德路)“复旦上海补习学校”,金先生认为应该写为“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补习部’是复旦的一部分,‘补习学校’就成了一所独立的学校了”。

在信中,金先生对某些史实的补充记忆,更让我眼睛一亮。例如,1945年7月“覆舟事件”后,国民党特务、体育教授陈昺德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团。在第166页,我只能一笔带过:“抗战胜利后,陈昺德也回到过上海。查当年报刊可知,他再次在公众场合露面,是在体育赛事中当裁判员。”但金先生说,陈昺德回沪后,是在徐家汇的复旦附属中学(今复旦中学)担任体育教员,“我那时是复旦中学的住读生,早听说他是特务,每天都会看到他。但他从来不跟学生说话,也从不见学生同他讲话。他总是沉着脸,转上一圈就不见了。大概因为覆舟事件闯的祸太大了,到复旦中学只是国民党方面安排他有口饭吃,他已处在不得志的情况……”这则记忆,填补了被革职后的陈昺德活动轨迹的一段空白。另外,我在书中多次提及“奕住堂”(今校史馆)。我从一则校史资料中看到,1930年6月,为纪念薛仙舟教授,奕住堂被命名为“仙舟图书馆”,因于右任先生题写匾额时把“仙舟”写得龙飞凤舞,常被学生读成“傻瓜”,因而曾有“宁去傻瓜馆,不入百乐门”的对联,以表明学生发奋读书。但金先生的回忆却与之大相径庭:“从没有听到有人读错。大家印象深的是子彬院旁的壁报栏上有一组漫画,画校内各建筑。它把匾额上仙字写成古体字‘僊’,稍草一些就像‘傻’字了,舟字画了一条斜靠的黄瓜……连起来就成了‘傻瓜馆’,用来讽刺那些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时,仍只是埋头读书的人,不是赞美复旦学生‘发奋读书’的。这幅画轰动一时,我至今印象很深。”这段记述,为我最终解开“傻瓜馆”来龙去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线索。


金冲及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

读罢金先生来信,仿佛上了一堂生动的校史课。他的信,一如他的论著与史传,有人物、有对话、有细节、有议论,笔底春风,跃然纸上。尽管金先生强调,“私人写信,不是写文章,信手写来,文字根本没有推敲”,但他那历史学家的细致、严谨和极强的记忆力,还是令我惊叹不已。

夏日燥热。我决定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给金先生写一封回信。但无论如何,他写信的境界和高度,我是难以企及的。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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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大学教书十二年,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社会文化概论等教学与研究,著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合著)等。报刊编辑十六年,在报刊发表各类读史论文、评论、杂感和随笔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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