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承制的八集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正在热播。

关于日本A（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史料、影像已经深入人心。

而对BC(乙丙)级战犯的“亚太战争审判”，不仅研究寥寥，也少人知晓。对这段历史全景式的呈现，在全球范围尚属首次。

而纪录片呈现内容的背后，还有许多来不及言说的故事、许多执着追寻的人，值得今天的人们思考更多。

[“你早该来找我了!”]

“没有。”“没有。”“可能没有。”

这是筹备前期，摄制组最大的烦恼。史料极其有限，一手影像基本没有，亲历者线索基本没有。

几位编导拜访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内容那么少，你们能成片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决策者没有犹豫，就给了一个字：干。

于是，几人的小团队，开始了跨越4个大洲、走遍13个国家和地区、探访29所档案馆、行程89000公里的寻访和拍摄。“每一次采访请求，都像一次小型外交。”总导演陈亦楠如此形容。

二战后，八个同盟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相继成立了50多个BC级战争犯罪法庭，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菲律宾、法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它们和“东京审判”一起，完整地构成了同盟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犯审判图景，史称“亚太战争审判”。

岁月如白驹过隙，时至今日，这部历史，各个国家的人自己都知之甚少。

许多资料，静静躺在各自的档案馆70年间无人翻阅，直到摄制组的到来；

许多90多岁的亲历者，首次在镜头前吐露经历。

导演朱雯佳回忆起最初的一筹莫展。

她负责摄制东南亚的部分，研究BC级战犯审判的专家本就不多，专注于东南亚的更是屈指可数，而要找到东南亚大屠杀的亲历者及后人更是难上加难。

直到转机出现。东京审判研究专家王选说，刚好有一位研究新加坡大屠杀的专家拜访她，是个新加坡华人，叫林少彬。

联系上林少彬后，对方告诉朱雯佳，他的祖父当时和几个有志之士一起办了马来半岛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大众报》，便被日军以抗日的名义残酷杀害，遇害时才30岁出头。

正是祖父的事件，促使他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和资料查证，从马来西亚大屠杀到新加坡肃清大屠杀，他决心一查到底。

凑巧的是，朱雯佳此前在网上查到，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从1975年至今，每年都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做调查，寻找二战中东南亚受害者的资料，祭拜当地的屠杀纪念碑和死难者墓碑，40多年几乎踏遍了马来半岛。

想采访这位日本教授，却苦于找不到联系方式。谁料，和林少彬说起后，他笑了，“你早该来找我了，我刚刚同高岛教授发了邮件！我们一直在联络。”

寻访东南亚的审判，由此打开门路。

编导王静雯负责挖掘英国“地狱航船”里斯本丸的故事。为找到相关人物，她发了12封邮件，如同石沉大海。

本已不抱希望，没想到最后一封邮件发送的两天后，等到了一封回信。

里斯本丸研究专家、英国退伍少校布莱恩·费恩祺在信中说：

你们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与我关注里斯本丸这一事件的原因是相同的，即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二战士兵的遭遇，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在布莱恩的帮助下，摄制组找到了英国现在唯一健在的里斯本丸幸存者、100岁的丹尼斯·莫利。

摄制组来到莫利先生（前排左二）家里

那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有些刺眼。布莱恩提前打好了“预防针”：莫利先生两周前刚得了一场大病，思路可能不太清楚。

果然，莫利先生总是在说二战结束后如何从日本被辗转送回英国，对里斯本丸只字不提。

转而采访莫利先生的女儿后回到屋内，王静雯并不死心，在老先生对面席地而坐，开启聊天模式。这个时候，老先生关于里斯本丸的开关忽然被打开了……

类似的希望、失望、再希望，不知道循环了多少次。

两年的陆续拍摄中，团队拿到众多一手材料，从专家到审校人，大家的第一次观后感都是惊喜、庆幸。

[在别人的故事里，遇到中国]

有些意外，难以预料。

巴布亚新几内亚治安状况不太好，首都莫尔兹比港尤甚。

提心吊胆，是编导俞洁及摄制组在那里的常态。比起疟疾传染，遭遇偷窃、抢劫更让人惊恐。

有一次，摄制组到华侨墓地拍摄，器材放下不到两分钟，一个年轻人边打手机边骑车经过。当地雇来的司机忽然高度紧张，手脚并用，示意赶紧撤离。原来，当地人有手机的并不多，这位年轻人的出现非比寻常，司机断定他一定是在打电话找人组团来打劫。

这次拍摄，采访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前总理和刚刚过完80岁生日的陈仲民爵士，“也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立体、真实看世界的机会。”俞洁说。

在所有“出乎意料”中，最让团队感慨的是，起初以为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各自的故事，和中国没啥直接关系，其实并非如此。

莫利先生对王静雯讲述：在船只被鱼雷击中后，日本士兵将舱门钉死，切断了战俘们唯一的逃生之路……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中国人救了他。

老兵莫利年轻时的照片

又比如，在南半球寻访时，摄制组意外在史料中翻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的部分下落。其中的57人，作为战俘被送往拉包尔做苦力，最终幸存的只有36位。摄制组采访到了一位幸存者的儿子。

还有人讲述，父辈们作为美国飞行员降落中国后，被中国人所救。

杜立特空袭团飞行员（中）被日军押解

拍摄过程中，大家忽然特别理解，什么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二战面前，人类的命运紧紧相连。从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到相邻的东南亚，各国各自的审判故事里，总能偶遇中国。

《亚太战争审判》首次系统地呈现了一张完整的拼图。

而这张世界拼图，生动诠释了战争灾难面前，人类命运与共，诠释了中国作为大国，从来没有缺席抗争与拯救。

[如果没有战争，他应该和妹妹一起变老]

制片人兼编导敖雪已经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次。

在河北定州北疃村见到93岁的李庆祥时，对方决绝地拒绝采访。也许，“北疃惨案”是老人心头的一个伤疤，不想被提及。

第二天，在诚意说服下，老人还是动摇，开口了。讲到妹妹时，他眼眶含泪。

当时15岁的少年，没有抓住妹妹的手，意味着兄妹一生的永别。在人生93年的时光过去后，再一次揭开伤疤，这种痛失亲人的方式何其惨烈，而镜头外的敖雪也泣不成声。

“战争中，人的生命如蝼蚁。”敖雪感叹。

在广岛见到94岁的藤本安马时，正值日本酷热的夏季。采访中，摄制组成员喝了好几次水，然而藤本安马因胃部全部被摘除，必须滴水不沾。

老人顶着身体不适坚持讲完了那段故事。

1941年，年仅15岁的藤本听从老师的建议，去大久野岛的工厂打工。到了才意识到，原来是去制造毒气。后来的胃部摘除也与那段工作经历有关。

大久野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

当时的工人只有6位还健在，但藤本是唯一愿意说出真相的人。“当年在北疃村，我生产的毒气杀害了中国人，我是罪犯。”藤本说。

“你会痛恨战争吗？你会痛恨日本人吗？”他曾经特意来到北疃村，向受害者谢罪，并发出此问。

而李庆祥握住了藤本安马的手：“你们也是被逼的，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李庆祥（左）与藤本安马（右）在北疃村

还有去新加坡拍摄肃清屠杀时，70多岁的老人絮叨着：

爸爸只是正常上班，却再也没有回来。爸爸是个会计，没有战斗能力，为什么回不来呢？

其实彼时的他只是个婴儿，什么都不懂，感慨良多是因为此后“妈妈含泪生活”。母亲一个人把4个孩子抚养长大，没有再婚，“也从此没有再笑过”。

许多流泪的瞬间，不忍回忆。敖雪后来在手记中写道：

如果没有战争，藤本以及大久野岛的工人不会一生与病痛做伴；

如果没有战争，李庆祥应该和妹妹一起变老……

如果没有战争，这是世界人们的祈愿，也是我们纪录片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历史，不只是书上一板一眼的文字，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真实的、被战争改变的命运。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希望今天的人，能够懂得和平、特别珍惜和平。

“这是一部告诉未来的片子。”陈亦楠说。

[国际视野，以理服人]

作为专家，程兆奇总结自己的审片感受：平和、客观、以理服人。

“国内抗战题材的纪录片，常常音调高亢。然而这部片子，没有情绪渲染。告诉第三方、告诉国际社会，我们是在说理，这样才更有力量。”程兆奇解释。

“其实该纪录片直接做的是英文版，后来才译了中文版。”纪录片中心主任李逸说，策划之初，该片的定位就是希望在国际发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国际传播必须中立、客观、理性，才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亚太战争审判中国沈阳法庭现场

亚太战争审判涉及如此之多的国家，命题之大足以覆盖全人类。纪录片跳出中国视角，把中国的抗战，放到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以国际视野看待二战对人类的影响。

“材料使用必须准确，不能授人以柄。”这句话，在校审时被反复提及。团队每个人都被耳提面命，严谨性排在第一位。

程兆奇给每一集作了评语，比如第二集写：本集的内容以往国内学界几乎没有研究，基本文献悉数藏于英美等国家档案馆和事件所在地的纪念馆，尤其因时隔久远，当事人几乎都已辞世，拍摄相当不易。

而第三集，他写了一段话：参与九州大学医学院活体解剖美军飞行员的鸟巢太郎的侄女、《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作者熊野以素的讲述，对揭露日军战时暴行，对证明审判的必要性、正义性，都非常具有说服力。

鸟巢太郎（右）和熊野以素

程兆奇认为，正因为客观、理性，多角度、立体化呈现，片中不仅有受害国的故事，还有加害国的现身说法、非参与国的研究讲述，如此才能说服国际社会。拍摄即研究，两者几乎同步。

如今，纪录片海外发行版权正在洽谈中。而国内，互联网平台也已经上线。

李逸透露，团队将根据不同端口，剪辑不同的版本。比如，考虑把审判故事，以揭秘的结构来剪辑，更加短小精悍，以此吸引小屏端口的网友，字幕大小也会按照手机比例相应调整。

对历史、对纪录片，当代年轻人怀有更高的热情，也有更丰富的审美。

[为什么是上海]

初期，编导们为资料一筹莫展时，李逸反倒并不忧心，他相信团队既往的经验积累，同时也认为，这才是当代纪录片拍摄的常态。如果一切都能预想好，那片子或许就“没有那么大价值”。

另一个压力来自内部竞争机制。去年，纪录片中心挂牌成立，本来散落在各部门的纪录片团队统一并入中心，成立了17个制作人工作室，其中就包括陈亦楠团队。

这17个工作室，相当于17个准市场主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从市场上寻找合作伙伴。中心不再采用传统的预算制，项目内部招标，还下设招标小组。

其中，《人间世》团队已在市场上形成品牌效应，那种沉浸式、调查味，有价值观照和饱满情感的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与合作伙伴沟通时，只要一说采取“人间世的拍摄手法”，对方就秒懂。

从《东京审判》拍到《亚太战争审判》，陈亦楠的团队也收获了业界口碑。

程兆奇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其实是犹疑的，心想：这几个丫头片子，能驾驭这样的题材吗？

第二次沟通时，她们捧着厚厚的学术著作而来，书里夹着密密麻麻的小纸条。

研究的过程中，团队请教了程兆奇、刘统、王选、赵玉蕙、龚志伟等多位业内专家。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出了几十本书单，拷贝了几十个G的档案、视频资料。每个专家似乎都在说，“去吧，看完再来找我”。

最终，一手史料、亲历者的寻访，团队所获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想。

“有外语优势。”程兆奇不止一次感叹。亚太战争审判涉及国家之多，语种之复杂，客观上造成了一手史料的搜集难度。

陈亦楠的团队原本来自上海外语频道。成员基本毕业于外语院校，所以攻下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甚至马来文等资料和采访，对他们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联系亲历者采访很难，而用对方的母语直接沟通，说服工作容易多了。

比如，纪录片采访到了日本3位前首相村山富市、菅直人、鸠山由纪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精通日文的编导直接与相关基金会沟通，有了信任基础，打消顾虑，公关工作就事半功倍。

某种程度上，这些纪录片出自上海，不是偶然。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有学术优势、外语优势、国际交流优势。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位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位于上海师范大学。

全国最早的英语新闻、当时全国唯一的省级外语频道，出自上海。改革开放初期，这座城市已经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外们打交道，储备了各种外语人才，也理解了国际视野。

对纪录片而言，上海诞生了全中国最早的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编辑室》、创作出《毛毛告状》等一批家喻户晓的海派纪录片。

如今，20多年光阴过去。影视手法日新月异，市场资本风起云涌，平台、审美、生活方式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越是信息嘈杂，为历史证言就显得越发重要。在全球化时代，这是历史纪录片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上海的使命和担当。

“不能只有我们去做。”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说，如今许多社会机构、个体，同样愿意投入精力研究，希望下一步，与社会广泛合作，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开放的思维，提供平台、创新机制，让更多人投身于纪录片的创作。

朱雯佳想起在新加坡，第一次参加肃清大屠杀受害者后代的听证会。听众是在网上报名的日本各界人士，对肃清大屠杀几乎一无所知。

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左）和肃清大屠杀遇难者后代沈素菲（中）在听证会上

沈奶奶举着一家五口的黑白照片，“这是我们一家五口最后的合影”，“我希望大家能珍惜和平”；

高岛教授的爱人哽咽地说：“我希望把这些带回日本，让更多日本人听到”；

歌手中垣幸世回忆，40多年前自己初到新加坡，因日本人的身份到处遭遇冷眼，连出租车司机也不肯载她……

“看到人性的复杂，这也是纪录片的意义所在。”朱雯佳说。

每一次对历史的追寻遇到瓶颈时，似乎总能在拐角处遇到同样执着追寻的人，大家或许说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但相同的是，无私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一切帮助，只为历史证言。

对国家历史、对国际社会命运关注，是因为人们的血是热的。

故事里的人、故事外的人，都在告诉世界和平的价值，告诉当代人不忘过去、珍惜和平，因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