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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家南货店,盛放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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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9-05 08:01
摘要:一部《南货店》,说尽时代巨变下江南百姓的生活命运。

题图:作家张忌

糕点,腌货,干果,海味;窗棂,灯笼,招牌,算盘。

泛着光泽的旧物之下,是我们曾以为牢固的生活。一部《南货店》,说尽时代巨变下江南百姓的生活命运。

用丰饶的生活细节,缓缓带出时代针脚,是张忌的惯用“伎俩”。这位“长相忠厚但写起来很狡诈”的“70后”作家,直言当下文学创作的最大问题在于“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看不见“生活在哪里”。


「想揭开那层遮挡的东西」

以一家小小的南货店为场景,小说《南货店》用干净素朴、氤氲着南方气息的语言,勾勒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是乡愁般的“古典中国叙事”在当代的回响。

小说用南货店店员秋林的视角,串联起供销社系统的种种人与事:老师傅的生意经,卖豆腐老倌的人情温暖,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父子间的冷漠关系……在激荡的时代,一个个小人物看似怯弱,却各有各的坚持。

残酷与温情,肉体与精神,个体与时代,这是张忌笔下丰饶的“生活”。

上书房:《南货店》是您继《出家》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您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您的一个中学同学突然出家,触发您创作了《出家》,《南货店》是否也有类似的触点?

张忌:《南货店》的源起是在2016年。那年我爷爷去世了,在葬礼上,我和父亲聊起爷爷,还有爷爷的父亲———我的太爷爷。父亲告诉我,太爷爷在一个雨天,穿着蓑衣,坐着船,去余姚打官司,从此再没回来。

在父亲眼里,他的爷爷是个陌生人;在我眼里,我的爷爷也是个陌生人。我琢磨起我的父母和亲戚,一琢磨发现,他们对我来说也是“陌生人”。

随即我又往大处想,社会曾经是什么样子的?经历了什么而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它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仔细看,是能看出蛛丝马迹的。

这勾起了我巨大的创作欲望,我特别想揭开那层遮挡的东西,看看上一代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上书房:为什么选择供销社、南货店为小说背景?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供销社在商品自由流通中失去优势,人员下岗,店面消失,今天很多人没见过粮票、布票,没进过南货店,以此为题材创作小说,不担心引不起读者共鸣吗?

张忌:在我看来,供销系统从业者最能代表计划经济时代,在供销社鼎盛时期,有人宁愿不当乡长,而去供销社工作。但今天,如你所说,这么一个曾在我们生活里举足轻重的行业,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有去探究、去创作的冲动。而且,包括我父亲在内,我身边很多人在供销社工作过,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

我不是一个特别封闭、落后的人,既然这个题材能够勾起我这么大的创作热情,我相信它应该也能够感染读者。写长篇是非常耗费精力的,如果热情不够,写到一半就会写不下去的。

上书房:《南货店》烟火气十足,小说中对江南食物和器物的描写堪称亮点。评论家金理说,“张忌对物有着周密观照,不免想起张忌的另一身份———收藏家,他常在瓷器、石雕、刺绣、老旧门窗、坛坛罐罐间流连忘返”。为什么在食物、器物上这么用心?

张忌: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来南货店打酒论提,买烟按支,取饼称重,每一件“物”的数量、成色、质地,都是人们生活里特别重要的事情。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与厚意,都在食物与器物里了,这是时代的气质

小说中有几场吃喝甚至关系到了人的生死,比如齐师傅吃酒酿圆子。第一碗酒酿圆子救了他的命,但第二碗酒酿圆子让他后悔活着,两碗酒酿圆子对他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干扰。还有个人物叫大明,他知道自己的妻子跟别人私通,但他不计较,甚至可以跟妻子、妻子的情人同桌吃饭。但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妻子把酒壶里最后一口酒倒给了情人,他服毒自杀了。

可见,人的困境还是在于怎么面对自己。《出家》中的方泉起初在城里送牛奶、拉车,经济特别窘迫,但那时他面临的不是人的困境,而是经济的困难。当了假和尚之后,他开始思考人生,才面临如何救赎自己的精神的问题。对个人来说,生死是最大的事;但从文学意义上讲,生死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活、怎么死

我爱写、也爱看描写吃的文字。所有的时代巨变,都藏在人们一点一滴的生活中,藏在人们吃饭、睡觉、做工背后的心思里,写这些可以缓缓带出时代的针脚。

「对他们做判断是轻佻的」

他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他的写作不是用非常狂躁的节奏来推进小说,而是非常平静,里面又别有慧心,给人感觉这个作家既聪明又耐得住性子,人物性格都很鲜明。一个好的作家,无论写恶棍还是流氓,是写底层还是高层,首先得把心交出来,要完完全全地贴着人物走才能写好。张忌在这方面完成得非常好。

———评论家 施战军

上书房:《南货店》的容量特别大,有很多对日常生活、对特殊行当和手艺的描写。为创作这部作品,您做了哪些准备?

张忌:在《出家》和《南货店》的创作空隙,我读了《儒林外史》,越读越觉得中国古典小说的厉害。那么厚的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是干货,生活的干货,作者对八卦的兴趣简直可以用可怕来形容。我以前还看过《海上花列传》,同样了不起,它就像一个摄像机,忠实完整地记录着一切。这样的小说,你是看不到作者的,但看完小说你又会从心底里佩服作者,因为他把一整个时代,悄无声息地整盘端给你。写《南货店》的时候,我就反复提醒自己:千万别说话,让人物自己说。我尽量往后退,不提供判断,那么多人物在我的文字里艰难地生存着,我对他们做任何判断都是轻佻的。

除了阅读中国古典小说,我还大量收集写作材料。我觉得写作材料的准备应该是一个作家动笔前必须做的功课。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表达真实,如果写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人,就必须准确写出他吃什么、用什么,消遣方式是怎样的。只有这些旁枝的东西都写对了,这个人才会“对”。哪怕是写当下的人,也得做这些功课。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小说,看似很厚,其实很薄,是用几十万字在讲一个几十字的道理,从文本中来,到文本中去,观点浮在那里,却看不见生活在哪里。文学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生活太窄了。城市中人来人往,看似有路,其实是死路,缺少别的可能性。有些作家高喊着“我要走到人民中去”,这是很可疑的。真正的作家,本来就在人民中,就在生活中。

上书房:现在还流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

张忌:我不知道您指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是什么样的,但确实有一种读来让人感觉在掉书袋的小说,让人看不懂,也让人看得厌烦。小说家是一个特别难的行当,因为需要了解的知识太多了,但小说是不动声色地把这些知识放进去,尽量不要闹出什么声响来

我很喜欢南非作家库切,他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耻》。大家谈到《耻》时,一般都谈小说的思想高度,种族隔离、人类命运等。我虽然也关心这些,但《耻》真正吸引我的,是它的完成度,是它那种真实而迷人的细腻感。我固执地认为,这种细腻感是决定小说质量的关键。

很多作家不屑于谈完成度,因为那太基本了,但往往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做好。小说很微妙,同样一个故事,有没有文学性,就体现在字里行间每一个细处。我特别在意这一点,这是我文学上的一种洁癖。

上书房:带南方味道的语言是《南货店》“表达真实”的一部分,但人们常常诟病方言写作制造了阅读障碍。

张忌:这是一部写南方的小说,如果我用北方的语言写,小说的气质肯定是不一样的。方言写作特别有利于叙述的打开,我以前写东西,有时心头涌上好多话,但说(写)不出来。这次尝试用方言写作,写得就很舒服,特别是写对话。

但我用的不是完全地道的方言,而是方言的句式,一些书面上无法理解的词语,我都拿掉了,剩下如“困觉”“吃生活”“铜钿”这类词语,大部分读者是懂的。

对一部小说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有些作家的语言好是好,但缺少必要的加工,完全的古腔古调,套在现代人的口中,别扭。阿城和汪曾祺的语言,虽然走的也是传统路子,但显得有趣、活泼和节制。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是因为他们更擅长“消解”,每当他们的小说里出现让普通人不能信服的古意时,他们都会及时用巧妙的东西去消解。

「让小说中的人物守住底线」

19岁的秋林到南货店上班,第一个月月底盘存,少了价值200元的一匹布。店长马师傅的处置方案是“暂时不上账,大家心里清爽,有亏损,手下就紧一点,多用点气力,争取月底时能把这个账平了”。

店里“三个老商业各显神通”,平账手法灵活多端。账目清爽本是南货店顶顶重要的原则,但出现亏空后,马师傅没有声张、追责、告发,因为在那个年代这往往意味着“抓去批斗、坐牢监”。这些手脚上不得台面,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有经有权地斟酌、取舍,这就是“过日子”。

《南货店》由消失的一匹布开场,各色人物登场,每人的心志、旨求各不同,就好比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万状而无形;然而风行草偃,作家希望从草迹、麦浪、波纹里看出大致齐整的风的姿态,那就是由马师傅体现的、流贯于民间大地、务实低调而又灵活多变的实践智慧,这是《南货店》的根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金理


《南货店》
张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上书房:有人说,创作视角就是作者本人的世界观。您的小说的气质格外冲淡,是不是您本人性格也是这样?

张忌:生活中的我,从小到大很少大声说话,一大声,我就心虚,觉得自己没有这样说话的底气。写小说也是,一用力就心虚,一写到强情节就不自然。我不喜欢小说里的每一笔都用力、每一笔都精打细算。我希望我的小说是有各种意向的,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说不出来,你感觉到了,但你也说不出来。

我喜欢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他们的电影,总能给人一种不能言说的东西。我欣赏的小说也是曲折、幽深的,就像中国的园林,不会是一条直来直去的路,而是弯弯曲曲的石子路,间或有奇石或瘦竹。你说不清它们具体有什么用,但感到它们是合适的、妥帖的。

上书房:这是否和您长期待在宁海这样的小县城有关?您似乎远离了纷争,活出了自己笔下人物的模样。

张忌:宁海这样的“尺寸”是合适我的。我每次去大的城市,都会有一种慌张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一片树叶,随便一阵风就把我刮走了。小地方不一样,饭桌上聊某人的八卦,大家都会懂,因为大家都认识。一个上海的朋友来宁海,我带他去找朋友们玩,他特别开心,说在上海要见个朋友,得下很大的决心,因为城市太大,路上太费时。但在宁海,走着走着就到了

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宁海,永远鲜活,永远生动,它卡在大城市和村镇之间,既规避了大城市的虚无,又连接了村镇的真实,对写作者来说是个很有营养的地方。

而且在宁海,写作是件无人干扰的事,只为取悦自己,很纯粹。

上书房:在宁海创作出来的“南货店”,也是个小小的、琐碎的、日常的物资聚散地。作家弋舟说,“在张忌那里,世界不过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物事、小日子构成的”。如何理解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张忌:汪曾祺曾说,小说要往小处写,“小”指的就是小人物、小故事。个人在时代变化面前实在是很渺小的。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应付自如,肯定有一批人被淘汰。很多地方有县志、市志,但这些“志”里没有普通人,小说是为普通人立传的,小说里的每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

我极少为了一个故事去写一部小说,我的出发点总是人。我不会事先设计故事,而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变化不一样,不可能进入某个时间点,大家就全变成了坏人,或者全变成了好人。我想写出这些不一样。

上书房:但您在小说最后一章写道:秋林给齐师傅写悼词,搁笔的时候颇为兴奋,但看着看着就不确定起来,“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

张忌:这种现象很普遍,几乎所有人的一生,出现在悼词里时,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写得与众不同,家属还不一定同意。这个结尾,我写了三遍,最后才确定现在的这个版本,那还是在今年的2月,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是个我也给不出答案的问题。在《出家》里,我想写一个人生活的可能性,面对生活的种种,方泉到底能做出怎样的抵抗,但我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在《南货店》里,我尽量拉开、拉长时空,试图从纸面上看到一群人生活的终点。同样,我最后也没有看到终点。

不管是《出家》还是《南货店》,小说人物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我用小说写出了自己的困惑

上书房:方泉和秋林都不是主动型人格,尤其是秋林,更像是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但是,方泉虽然后来产生了自我怀疑,骨子里依然是正派的;秋林看似被裹挟到时代浊流中去了,但在关键节点上依然有所坚持。

张忌: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的真实。再不堪的人,不管怎么随波逐流,总还是有些底线是不会突破的。我绝不会让小说中的人物毫无底线,这是我写作上的底线。哪怕我再写几十年,这个都不会改变。如果小说中的人物毫无底线,我就失去了写下去的欲望。

上书房:让小说中的人物守住底线,对现实中的人们有什么意义?

张忌:不能指望一部小说会改变什么,但人总要有所坚持。是敬畏“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是仅仅畏惧那里有摄像头,是个极其严肃的选择

栏目主编:顾学文 文字编辑: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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