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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皇后吓出精神病的宋光宗,在上海静安寺这块古碑,泄露了心底什么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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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20-09-01 06:17
摘要:“云间有志,昉自杨潜。”昉,天明,开始。

  

       1193年下半年,南宋皇帝与朝廷群臣,上演了一幕“赌气”奇观。皇帝的“疾”——有观点认为是“悍妇”李皇后吓出的精神分裂,被争斗的白热化强烈刺激着。丞相带着数以百计的臣工,罢工罢市一样地“罢政”。整个京城传得沸沸扬扬,满朝文武闹得不可开交。回头看,这半年甚至关联着整个宋朝的盛衰转折,从此一路走向灭亡。

  也就在这半年——“六月编次,十月书成”,一部名志在离临安不远的上海,诞生了。

  它典型体现着“方志”对“图经、图志”的摆脱,在“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方人文”的内容,深刻反映出一种“地方上的人文意识”的“原力觉醒”。

  这是文化与文明史的向上转折。

  【一】

  今年六月离世的学者邹逸麟,曾用“极为珍贵”评价这部《云间志》。

  恐怕少有人知:岳飞前辈,“南宋第一名臣”、抗金名相李纲,是在上海松江出生的。

  他的父亲李夔,做过华亭县尉。他出生的地点,在县衙“尉厅”之中,当时叫“相公阁”,后来叫“折桂阁”。这些,都明确写在《云间志》里:“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元丰初为尉时,生大丞相忠定公纲于此,俗因呼为相公阁。”

  这只是志中的一页的一笔。

  同页一笔是:苏轼为华亭县衙里的“思堂”,写了一篇《思堂记》。

  思堂建造者章楶,在这里做过盐监官。章楶,就是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里的章质夫,北宋名将、文臣,率军大败西夏,边功“为西方最”。之前《青龙三鸿——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四)》一文追考过:苏轼的《思堂记》一文,写于“乌台诗案”之前,通篇洋溢着“无思虑”之乐;而后他为青龙江上的“醉眠亭”,与苏辙、秦观等弟友写的唱和诗句,则变成了“世路风波恶”“酒里得天全”。后者也收录在《云间志》。

  于是后人知道了,原来,苏轼还曾与上海有过这样的交集,上海还曾这样接纳、见证了,东坡的或顺或逆,心情的释放、安放。

  往后一页的一笔是:南宋绍兴年间,“太师嗣秀王伯圭为尉”。伯圭,赵伯圭,与宋孝宗同母的哥哥,做到过掌管皇家宗族事务的“判大宗正事”要职,早年也在这里做过县尉。他有一位四世孙,叫赵孟頫。

  再往后的一页页里:白居易、曾几、王安石、梅尧臣、苏辙、秦观、张先、米芾、陆康、陆绩、陆逊、陆抗、陆机、陆云、顾野王、陆龟蒙、皮日休、船子和尚、陈舜俞、范仲淹……

  于是今人知道了,原来,曾有这么多的文人、名人,有过这么多的上海往事。

  近千年后,今天上海地区的“虹桥”“浦东”“金山”“风泾(枫泾)”“朱泾”“新泾”“静安寺”……及“松江”“三泖”“冈身”等字眼,都在这部志中已经出现。当然有的意思不同,如当时的“松江”指吴淞江,“浦东”不是今天的区域,“虹桥”也只是一座桥。

  而志中的许多地名、人名,追考下去,都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朱之纯”,与今天松江的“醉白池”,息息相关。

  又如另一个不太显眼的人名:钱良臣。

  上海静安寺珍藏的一块“云汉昭回之阁”碑,曾经市古碑展览认定为“上海最古之碑”。这就是近千年前,由当时的东宫太子赵惇,写给钱良臣的。碑上,刻有“皇太子书”四字。

  这位太子,就是前文的“赌气”皇帝宋光宗。

  【二】

  这块碑,或许泄露着宋光宗心底的隐秘。

  表面上看,他与父亲宋孝宗,通过这块碑及钱良臣,连接在了一起,仿佛父慈子孝。

  钱良臣,上海人,宋孝宗时做到过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崇祯《松江府志》说他“历官清华”,“德望端伟,为时所重”。宋孝宗表扬他为“通世务之儒”,还写下“通儒”二字赐之。于是,他便在住宅园中,专门建阁收藏(据马承源主编《上海文物博物馆志》)。此时太子赵惇做了一件事:特地为供奉父亲这两个字的这个阁,写了“云汉昭回之阁”六字赐给钱良臣。

  云汉,银河、天河。昭,光明。《诗经·大雅·云汉》写道:“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倬,大。

  仅仅看这八字,意思显然是好的。有译文是:“看那银河多么高远,白光闪亮回旋在天。”

  然而,这首诗其实是周宣王面对严重旱灾,苦苦祈求老天爷下雨的祷词。八个字后的八个段落,全是焦灼、痛苦的呼告,还有“父母先祖为何忍心”这样的话。

  太子给大臣写的字,一般来说,皇帝不可能不知。那么,光宗是有意要向父亲,甚至百官,传递些什么吗?

  写“云汉昭回”这四个字,又究竟是谁的提议?

  可以肯定的是,孝宗、光宗父子,关系确实不好。

  如果说所有太子上位前,都容易与父皇有冲突,那么,光宗即位后,围绕李皇后,《宋史·光宗本纪》又写着一连串的匪夷所思。

  刚即位时,光宗还“五日一朝重华宫”,一月“四朝重华宫”,频频去重华宫见父亲。

  很快,改为每月一次,但他也还会陪父母游园。

  然而,他登基第三年,绍熙二年十一月,“皇后李氏杀黄贵妃,以暴卒闻”。皇后杀了光宗宠爱的黄贵妃,却谎称是暴病而亡。当时一次重要祭祀,又“大风雨,不成礼而罢”。就此,“帝既闻贵妃薨,又值此变,震惧感疾……自是不视朝”,不上朝了。

  第二年春,“帝有疾,不视朝”。五月,“帝有疾,不视朝”。

  也再无去重华宫的记载。

  《宋史》的李皇后传还写道:光宗见一位宫人手白,很喜欢。不久,皇后派人送来一个饭盒。光宗打开一看,竟装着那位宫人的双手。

  不少人认为,有“心疾”的光宗,最终被将门虎女李皇后吓出了精神病。

  终于,十一月,“帝朝重华宫,皇后继至,都人大悦”。得知皇后跟着皇帝去见了公公,连京城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来到了《云间志》诞生的“绍熙四年”。

  上半年,皇帝继续“朝重华宫”,皇后继续“从”。然而在下半年,先是“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再是“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继而“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礼部侍郎倪思等咸上疏,请朝重华宫”,“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都不听。

  裾,衣服的前襟。这就是说,陈傅良是抓着光宗的衣襟,苦苦力谏。

  紧接着的事,更匪夷所思。眼看孝宗生日要到了,工部尚书赵彦逾等,直接上疏重华宫,请求这位父亲:不要主动降旨让儿子不用来。

  孝宗表示:我自秋凉以来,思念着与皇帝相见,你们的奏疏我已转给他了。

  结果这天,光宗还是“以疾”没来。

  结果,丞相带着百官去重华宫祝寿,侍从自请居家待罪,台谏上疏自请罢黜,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皇帝朝重华宫……统统不理。

  终于,丞相以下“奏事重华宫”。

  就此,“帝将朝重华宫”,却又“复以疾不果”。于是,“丞相以下上疏自劾,请罢政”,百官集体不干了。

  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然而,这次皇后没有出现。从此决裂。绍熙五年上半年,同样“桥段”又来了一遍,甚至孝宗驾崩前,光宗也没去。最后是太皇太后下令,大臣们奉太子即位,为宋宁宗。光宗的爷爷在位三十六年,父亲在位二十七年,儿子在位三十年,孙子在位四十年,而他,五年。

  《宋史·光宗本纪》最后一句是:“乾、淳之业衰焉。”乾道、淳熙,宋孝宗的两个年号,史称“乾淳之治”的功业从此转衰。光宗之后,南宋六帝,八十五年再未“反转”。

  绍,继承。熙,兴盛、安乐、吉祥。对南宋来说,绍熙不“绍熙”,光宗未“光宗”。

  对上海来说,“绍熙四年”,有一件好事发生。

  【三】

  陆游是不满的。查于北山的《陆游年谱》可见:绍熙四年下半年,六十九岁的陆游,写下一首类似《示儿》的“意以示子孙”长诗。诗中他同样“每冀王师拓定”,希望子孙能“永为河渭民”。

  那半年,他还在另一首诗写道:“明朝雪恶冻复饿,儿啼颊皴翁噤卧。九重巍巍那得知,閤门催班百官贺。”这不正是当时纷乱局面的写照?

  辛弃疾也是失望的。查邓广铭的《辛弃疾年谱》可见:几起几落的辛弃疾,在绍熙四年,被光宗召见,很快就被罢官。蔡义江、蔡国黄的《辛弃疾年谱》还说,一代豪迈派词人写下:“人生有得许多愁,只有黄花如旧。”(当然后来年迈的他,再次被起用抗金,又依然精神一振赶赴。据说他临终前,还“大呼杀贼杀贼,数声而止”。)

  这便是绍熙四年下半年的气氛。

  在临安(今杭州)不远处,上海,一群地方官员与文人,潜心于一志。

  他们并不大名鼎鼎,史料也稀少且散,难以详尽追考。但他们是为上海留下《云间志》的人。尽力搜寻,倒也有不少意外收获。

  先说主修的华亭知县杨潜。

  正如他在《云间志》序言开句所说,华亭,当时已是“壮县”。

  “生齿繁夥,财富浩穰”,人多地富。后人曾考,宋华亭县“实兼有以后松江府全郡之地”。邹逸麟先生也说:“(云间志)所记范围大致相当今上海市吴淞江以南全部地区。”

  如此“壮县”,之前的几部志书,仅得疆域地理大略。至于“先贤胜概、户口租税、里巷物产”等,“则缺焉”。

  杨潜慨叹:我谬领这县,虽日复一日受困于公务会议,但“此心实拳拳”。

  而且“瓜代有期”,官职有一定的轮替期限。如果没做这件事,将成终身遗憾——“鞅鞅不满,若将终身焉”。鞅,通“怏”。

  于是,为官一任,留下一志。采用的手段:走访实地,追考传记,询问老人。遵循的原则:“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涉及的范围:“凡百里之风土,粲然靡所不载”,没有不记载的。

  又特地新增大量篇章,“前辈诗文,散落于境内者非一,姑摭(拾取)南渡以前者,附于卷末”,把南宋以前的人文史料,为后世子孙保存了下来。

  可以说,功在千秋。

  而关于他自己的材料,少得可怜,似乎也只有这篇序和这部志。但已可从中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了:有想法,有责任感、紧迫感,重视地方人文与文化建设,大胆开拓,讲原则,实事求是。

  上海在南宋以前这些人文史料,得以借方志传世,而且被公认可信,首先要感谢他的编辑思想,做事风格,与“拳拳之心”。

  三位编纂者也非泛泛之辈。

  第一位朱端常,后来做到兵部尚书,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也就是说,写《云间志》的人,也参与修撰了国史和每朝大事实录。

  查《南宋馆阁续录》卷九可见:“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这两个职位,陆游也做过,后者还有朱熹、杨万里。

  朱端常之后的两位:林至,胡林卿,都是“州学教授”。顾明远主编的《历代教育制度考》一书介绍:宋代,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州学;宋徽宗时,规定州学生员达五百人以上,允许设教授二员。

  负责一州最高学府讲学的教授,至少应为饱学之士。事实上,林至、胡林卿和朱端常一样,都是进士。林至后来也做过“实录院同修撰”。

  林至,字德久,“登晦庵先生之门,与晦庵书词反复,称其参悟日进”。晦庵,就是朱熹的号。

  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一可见,朱熹写的《答林德久》书信,多达十一篇。细读这些文字,足见两人对学问的探讨之深,也可见朱熹对林至颇为信任,不但悉心教导(如“穷理亦无它法,只日间读书应事处,每事理会便是”),而且常吐露心事,交情很深。好几次,朱熹在信中说,自己“目盲,作此数纸,已极费力”,“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颇侵右目矣”,但又依然认真与林至探讨学问,有一封回信竟长达数千字。这在古文时代,堪称惊人了。

  记者还在另一封回信中发现,朱熹称赞了一句:“二陆祠记甚佳。”

  是否,林至为陆机与陆云的祠,写了一篇记(或是别人写的),寄给朱熹看,并得到了朱熹的好评?

  可能性很大,待深入更多文献。

  林至还是精研易学的学者,被认为“继承了朱子的易学思想,并对其有所发展,代表作有《易裨传》”。《四库全书提要》说,该书“所论多中说易之弊。其谓易道变化不穷,得其一端皆足以为说,尤至论也”。这个观点,纳兰性德也很赞同。查《纳兰性德全集》可见,他特地为“谷水林氏《易裨传》”一书再版写过序,“谷水林氏”即林至。纳兰性德说他是“朱子门人”,“善《易》者之言”。

  胡林卿最有名的一件事,是终身不登史弥远之门。

  史弥远,南宋著名权相,“柄国势燄熏天”。燄,火焰。胡林卿与他,同为淳熙十四年进士。要攀关系,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缘。但胡林卿“终身不登其门”。他逝世时,有挽诗说:“有名登相甲,无迹到权门。”数百年后,史志写道:“丰节凛凛,为时所重。”

  而史弥远死后的谥号,与秦桧一样。

  胡林卿做的是饶州教授,林至做的是信州教授,都在今江西一带,均崇学重教之地。

  他与林至、朱端常,还都是华亭人。

  《云间志》卷上“学校”一节,记述了华亭兴建“县学”的艰难:最初只“有夫子庙而已”,后来华亭知县陈谧“始欲兴学”,“邑人卫公佐、公望献县之东南地,且自度殿材,为买国子监书,以资诸生”。这在《华亭卫氏——上海两千年人物考(五)》一文也写过,后来知县离职,事情搁置许久。“如是数年”,直到第三任知县刘鹏,“始克就绪”。

  修纂者慨叹:“学之成,其难也如此。”

  而“今……视他处为厚。国家所以养土者,可谓无负矣”。现在,杨潜做知县时的华亭县学,相比其他地方,更为深耕厚植。作为国家与治理者,对一方水土的培养,可以说没有辜负了。

  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四】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县学,到养土。从“一方水土”,到“一方人文”。

  整部《云间志》,本身也在反映着这种变化。

  它不仅公信力强,“后代修志者多取材于此”,元代《嘉禾志》“华亭一县的考证,全取此志”,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大大拓展了范围——“所收录的经济史料很丰富。如物产、场务、仓库、税赋等篇,另外还载录了唐宋时的华亭城市面貌、人口、姓氏、学校、堰闸等重要内容,大多是其他地方文献中所少见的”。

  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研究者诸葛计在《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一书,将中国方志史分为七段:一是上古萌芽与两晋形成,志书出现;二是隋唐“以图经为主”的第一个修志高潮;三是两宋时期的第二个高潮,“标志是由图经向方志的变化”。

  之前,“门类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且“分别单行,各自为书”。而《云间志》,门类多达名胜、金石、艺文、赋税等三十六种,且集中“汇于一编”。所以上海文史馆首批馆员张国淦,“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方志学家”,在力作《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写道:“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

  有人据该书所收诸志统计:北宋,图经有96种,到了南宋,仅31种;北宋,以文字为主的方志有24种,到了南宋,增至248种,增长达10倍。

  另一个统计是:汉唐长达千年,方志只有近400种;两宋三百多年,方志就多达1016种。

  方志摆脱图经而“蔚然成风”,折射着人文的觉醒。

  同在绍熙年间修纂的《广陵志》,序言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被认为是“最明确地提出方志属史”。

  而杨潜在《云间志》序言写道:“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但可作为友朋间的谈资、治理时的顾问。仔细想想,“谈资”二字,其实蕴藏着一种地方文化建设的人文意识。名为谈资,实为“修文”。

  相比偏重地图的图经,这显然更重视一方人文了。

  仿佛宋代“文人画”的出现,摆脱了纯画工技术,以人文开出一大片新境。又如陆机在《文赋》提出“言情”后,有观点认为:从此,中国文学正式摆脱了长期以来对正统经学的依附,而发现了自己。方志,也在对图经的摆脱中,发现了自己。

  这一发现的核心要义,《广陵志》归为修史,而杨潜意在人文。

  学者陈桥驿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遇到一位工作人员,称中国地方志是“地方百科全书”。陈桥驿大为赞赏,认为“实在颇得‘方志’一名的要领,是恰如其分的英译”。“地方百科全书”,也意在一方人文。

  知天命之年,朱熹“知南康军”期间,查访白鹿洞书院废址,修复重建,“上以宣布……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续先贤之风声于方来”。任满后,他继续讲学,理学思想体系也愈加深入完整。

  而在赴任之初,他“下车伊始,即问《南康郡志》”,传为方志史美谈。

  他从方志出发,也在走向人文。

  这正是《云间志》之志。

  【五】

  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云间志》。

  卷上,“封域”说:“华亭”一词出现在史志,从封陆逊为华亭侯开始;县的得名,因为这里有华亭谷。

  “城社”说:一个县有城,并不多见,而华亭从唐天宝年间设县起,就已有城。

  “镇戍”说:华亭“襟带江海”;青龙镇的得名,莫详所自,惟朱伯原《续吴郡图经》说,孙权造青龙战舰,置之此地,因以名之。

  “物产”说:全吴之壤,嘉禾“最腴”,而华亭在嘉禾“最腴”;这里过去相传产鹤,陆机说“华亭鹤唳”,《瘗鹤铭》说“得于华亭”,刘禹锡在《鹤叹诗》说:白居易罢官吴郡,“挈双鹤雏以归……信华亭之尤物也”;《太平寰宇记》则称,华亭谷出佳鱼、莼菜,陆机所谓“千里莼羹”……

  “桥梁”说:上海的桥,当时就多达七十座以上了。

  “亭馆”说:华亭有一座“风月堂”,取自白居易“水槛虚凉风月好”之语,后来曾几又有诗说:“虽多不用一钱买,纵少足供千首诗。”旁边一座“湖光亭”,曾几也有诗说:“一天倒影澄秋色,万顷浮波侵月华。”曾几,陆游的老师,南宋江西派诗人,现在小学教材里,有他的《三衢道中》。

  “古迹”说:旧经写“周康王东游,镇大海”,造了一座“金山城”,这便是上海最早的城;旧图经说,华亭谷东,曾有吴王猎场,陆逊生于此;沪渎静安寺,有两棵“陈朝桧”,陆龟蒙、皮日休写的《重玄寺双桧诗》,“即此也”;横云山顶,有白龙洞,“洞口阔三丈,其深不可知”;还有,今天上海人耳熟能详的“古冈身”,“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

  卷中,“仙梵”里,有船子和尚。“水”里,有“三泖”,有范仲淹为盘龙浦的筹划,有王安石为大盈浦写的“徒嗟大盈北,浩浩无春秋”,有“县东三十里”的莺窦湖,被认为是今天华师大闵行校区的“校河”——樱桃河。

  “进士题名”写道:“自天禧三年,迄于绍熙四年,凡一百七十有七年,登进士第者,凡八十有八人。”平均每两年多就有一位。进士名录还出现了一个名字,“吕益柔”。正是他,将船子和尚三十九首“拨棹歌”,刻在石上,让近千年后的施蛰存得以惊喜发现。

  卷下,“赋”收录了陆机的《怀土赋》,“箴”收录了沈辽的《新作华亭县门箴》:“政之善,出于是;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维令所置。勿谓可欺……是乃可畏。”沈辽,《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的同族兄弟,《宋史》有传:王安石说他“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曾“摄华亭县”,“长于歌诗,曾巩、苏轼、黄庭坚皆与唱酬相往来”。

  “诗”收录有陆龟蒙的《奉和皮日休吴中即事》,苏轼大量诗文,赵挺之的“华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画;前贤有隐迹……高人养天和”,以及,三人三次“华亭十咏”。

  先是唐询,北宋诗人,也是一位华亭县令,为华亭“名卿继出,风流文物,相传不泯”,“采其尤著者,为十咏”。他写的十首诗,分别对应着华亭的十个地方:顾野王旧居的“顾亭林”,金山上的寒泉穴“寒穴”,“吴王猎场”,“柘湖”,“秦始皇驰道”,陆逊弟弟陆瑁的“陆瑁养鱼池”,“华亭谷”,“陆机宅”,“陆机祖葬于此”的“昆山”,相传吴王葬女的“三女冈”。

  于是,王安石,梅尧臣,也都以这十处为题,分别写了十首和诗。

  上海人文,曾有过这样罕见的一幕“联弹”。

  这些,都还只是《云间志》一角。

  【六】

  1955年秋,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问:是否知道上海还有一个叫“下海”的地方?

  后来人们在《上海县志》,查到了“下海庙”的记载。

  这与毛泽东在庐山讲述“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及众多类似事例一起,被用来说明他对方志的重视。

  朱熹给林至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今又目盲,尤费力尔。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双眼,了些文字,以遗后来,亦是一事。”

  《云间志》亦是前人“以遗后来”的云间一事。2008年,上海方志工作者精心标点、校勘,再版了《云间志》。是年六月,邹逸麟写下“极为珍贵”四字。十二年后,今年六月,斯人已驾鹤,而《云间志》在。

  这本蓝色封面的《云间志》,将古体字、异体字、繁体字逐一改为现行规范字体,阅读起来,很是方便。

  常在去上海图书馆时想:此刻,它是静候在馆内书库,还是又在谁手中翻开?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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