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安全吗？昨天下午，上海科技节“安全城市，守护生命”应急科普论坛举行，来自建筑、法律、数据等领域的专家，各抒己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今后20年内，暴雨、台风、风暴潮和地震将是上海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地下空间、生命线工程将成为主要的灾害隐患。”同济大学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新说，火灾、化学灾害的防治任重道远，生态安全、公共卫生、社会安全成为了社会焦点。

上海，如何成为更有“韧性”的城市？韩新介绍，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首次将城市安全作为发展底线约束之一要求提升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能力，强化城市防灾减灾空间保障和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的一些大型公共设施，在建造之初，就应考虑到稍加改造就能作为隔离场所或临时医院的可能性。”

“应当鼓励成年人见义勇为，但也应指导见义勇为者尽可能降低风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在情况允许时，“勇为”的动作也应当有“梯度”，先“动口”后“动手”，请求在场人员帮助作证或固定证据。

意外，随时可能到来。在不少西方国家，拥有急救证书已成为某些职业的上岗门槛。然而，目前我国院前心脏骤停抢救成功率不到1%，经过心肺复苏培训合格的公众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汤啸天呼吁，应当全民学习急救，争做“斜杠青年”“斜杠老年”。

说到心肺复苏急救，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介绍了国外的一个数据应用，它鼓励受过急救训练的人在一个App上注册，当有人需要急救的时候，可像滴滴打车一样呼救，谁正好在附近，就可“接单”赶过来。

“数据并不都是冷冰冰的，也是可以有温度的。”郑磊说。疫情期间，各地公开的确诊病例数据不一，有的公布了居住小区，还有的公布了自驾车车牌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信息公开到什么尺度才是合适的？郑磊团队曾经做过一个问卷调查，高达9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发布病人居住的小区名称，但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公布具体楼号和室号；9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发布病人乘坐的飞机航班和火车车次，但只有15%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发布病人自驾车车牌号。

如何既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保护病人隐私权？“只要打破数据之间的关联度，就可以做到平衡。”郑磊介绍，比如在公布小区名称时，不要同时过多透露病人信息，这样就可以打破数据之间的关联度。

“上海已在一些人群密集处安放了除颤器，我们曾经想做一个除颤器地图，但因为拿不到相关数据，只能作罢。”郑磊说，数据作为各种应用的基本要素，需要政府进一步开放，专业人员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出各种各样的应用，让城市变得更有温度，也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