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历史村镇的发展一直颇受关注。在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看来，历史村镇要获有真正的未来，必须妥善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这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一是历史村镇的复兴和发展，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经济基础的重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传统小农经济体系崩解后的巨大空白。二是要拯救日渐衰败的历史村镇，仅仅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是不够的，而应把构建适合现代化、城镇化的历史村镇产业体系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以下是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文化2030|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上的演讲。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历史村镇的未来”。此时此刻，我想到了两位学者：一位是中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1920年，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的他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句话：“西洋村庄与中国村庄大同，唯城市异耳，犹之乎小孩儿初生之哭声同，而长大后言语不同。”另一位是美国的城市史家芒福德先生，1961年，他的名著《城市发展史》在伦敦出版，其中也有一句话：“从生态上说，城市与农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谁能离开而独立生存下来的话，那是农村，不是城市。”前者很像《三字经》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中西差异主要表现在城市，而乡村则“大同小异”。后者的观点和一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即不是农村离不开城市，相反却是城市离不开乡村。两位学者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探讨很有启发。首先，历史村镇尽管是一个全球化问题，但由于它们差别不大，因此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其次，从城市史的角度看，如果“城市离不开乡村”成立，也就说明今天的论坛有着更加深远和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村镇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讨论中国历史村镇的未来，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历史村镇”这个概念究竟是指什么；二是中国历史村镇保护利用的基本情况。之所以有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本次论坛使用的“历史村镇”，不是一个通用的学术术语，在中国的相关统计中没有对等的范畴。而第二个问题则接着第一个而来，只有先把“中国历史村镇”的内涵界定明确，才能去梳理其现状、分析其问题和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

从“历史村镇”的字面意义出发，可以得出两个初步的判断：一是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包括镇、村两级，二是在时间层面上必须是历史延续的。在中国官方认定和统计的范围内，这大体上涉及三种类型：一是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二是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组织评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三是文化部课题组提出的作为特色小镇类型之一的“特色文化小镇”。总体上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历史村镇”概念，具体到中国主要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特色文化小镇。

对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存在交叉统计和重复认定现象，如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后来又入选为“特色小镇”或“中国传统村落”。而基于“特色小镇”的“特色文化小镇”，两者的重复度也比较高。在这里，我以我的团队做过的住建部“中国传统村落”项目和原文化部“特色文化小镇”项目为基础，就“中国历史村镇”的基本情况与诸位做些分享和交流。

关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情况，根据我们2014年的梳理，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住建部等四部委先后公布了第一批（646个）和第二批（915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入选村落共计1561个。而据四部委2012年9月的公开信息，当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上报了11567个传统村落，最终纳入保护名录的仅为1/8略强。2014年11月，第三批名单公布，又有994个入选。据住建部《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截止到2014年11月，已入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为2555个。尽管入选村落逐年增多，但分布并不均衡。其中，云南、贵州、广东、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西8省计有1720个，约占总数的67.3%。其中，云南、贵州两省计有928个，占到总数的36.3%。同时，受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各地的保护情况也差别很大。

关于“特色文化小镇”，我们提出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统计概念：广义上的特色文化小镇是指围绕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集聚融合众多上游、中间和下游产业，发展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完整价值链，如文化旅游小镇、文化体育小镇等；狭义的特色文化小镇主要指文化产业内部企业、产品高度集聚，生产、销售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高，在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如音乐小镇、非遗小镇等。课题组以2016年国家级特色小镇和省级特色小镇（共计1286个）为对象，得出目前中国计有广义特色文化小镇798个，在特色小镇中占比高达62.1%；狭义特色文化小镇60个，占比为4.7%。从广义的角度看，特色小镇绝大多数都是特色文化小镇，这是因为它们一般既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也都重视发展文化旅游业。因此，特色文化小镇是中国历史村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历史村镇的现状和问题，在这三个类型中可以说相差不大。以“中国传统村落”为代表，初步可得出三点主要结论。一是目前保护的范围有限。被住建部等纳入中国传统村落的农村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设立村委会，因此未来的保护任务非常艰巨。二是开展保护刻不容缓。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存状况日趋恶化。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自然村落从363万个锐减到271万个，平均每天消失100个。从2005年到2013年，古村落由5000个下降到不足3000个，平均每年消失250个。因此专家才呼吁说“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三是保护政策供给日益完善。在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相关部委先后发布多个与中国历史村镇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仅针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就有8个，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为中国历史村镇走向未来提供了有力保障。而这也是最令人欣慰的和最值得期待的。

中国历史村镇的现代变迁与重建之路

农村和城市的矛盾并不始于今天，而是人类一直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中国古代，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写有《归去来兮辞》，其中第一句就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在西方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反对晚睡晚起的“宫廷生活”，因为后者是“不自然和不健康的”。但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历史村镇才开始面临“颠覆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全面萎缩；二是以实用理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文化日益式微。当下有一句流行的话，“待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就是对这种尴尬现实处境的真实写照。

这主要是因为历史村镇的主体功能正在发生巨变。从生产方式上看，历史村镇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尽管也会有商业和副业的存在，但后者都是从属的和次要的。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受到了致命冲击，直接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乡村的贫困或相对贫困不断加剧；二是乡村人口的流失或“空心化”不可阻挡。这不仅是近现代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也是当代中国加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目的就是以城带乡，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从文化传承上看，历史村镇的文化主体是耕读文化，其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方式，至今仍是有永恒魅力的农业文明遗产。但随着现代工业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现代城市文明也席卷了朴素、自然、随遇而安、节奏舒缓的田园生活牧歌。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巾”，到现当代很多作家写过的“人到城市就变坏”，都体现了对这一现代历史进程的“不理解”和“不适应”。在小农经济退场后重建一种新的“工业和农业共生互动”的生产方式，在耕读文化退场后重建一种“传统与现代融合一体”的文化体系，不仅是中国历史村镇，也是中国城市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

为了应对环境突变带来的挑战，中国历史村镇也在不断求索，在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形成了三种模式。一是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思路和模式，以历史村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为中心，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给予财税优惠、动员社会广泛参与等方法，使青黄不接、濒临灭绝的村镇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其优点是保留了“火种”和“基因”，问题则是很难形成具有自身造血功能的经济模式，因此始终处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二是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模式。这是一种以工业化带动历史村镇复兴的模式，目的是为日益凋敝的村镇找到新的生产方式。这在逻辑上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没有经济振兴，就没有村镇复兴。但如果只有经济的振兴，也未必有村镇的真正复兴。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历史村镇，最后自身都变成了繁华城市，失去了乡村文明的精髓。三是以乡村旅游业为核心的商业化模式。这是一种以商业化带动村镇发展的模式，最终把历史村镇变成了热门景区。而其最大的问题是为了商业利益，把大量异质性的建筑和功能楔入了历史村镇，成为对历史村镇另一种形式的破坏。这三种模式都有缺欠甚至是不成功的。如果说第一种的问题是“想保护但保护不了”，那么对于后两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把历史村镇变成不是历史村镇”。由于未能把历史村镇特有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体系传承下来，所以它们并没有找到中国历史村镇的真正出路。

但客观说来，这些曲折都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同时各种代价也没有白白付出。在理论上讲，历史村镇要获有真正的未来，必须妥善处理“文化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而理想的方式自然也是两者和谐互补，前者找到历史文化传统最适合的传承方式，避免出现“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尴尬，后者找到最适合历史村镇的现代产业，解决由于经济基础不稳而一切都不稳定的痼疾。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但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分别遵从各自的规律，在实践中出现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也就在所难免。而近40年来中国历史村镇发展的经验，为解决“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或者说两者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提供了经验依据。我个人认为，这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一是历史村镇的复兴和发展，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经济基础的重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填补传统小农经济体系崩解后的巨大空白。二是要拯救日渐衰败的历史村镇，仅仅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是不够的，而应把构建适合现代化、城镇化的历史村镇产业体系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优先举措，甚至把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事实上，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也决定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没有现代经济基础和新型产业体系作支撑，历史村镇就不可能获得延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以特色小镇为例，由于在起步阶段不是通过产业导入以求集聚人口和资源，而是采取了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城镇化”模式，把农村当做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的乐土，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历史村镇的发展和复兴，相反还造成了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由于这个原因，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出《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把防止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当作首要的治理任务。2018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再发《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构建特色小镇的产业体系。这一切都因为，如果不能为小农经济退出后的历史村镇找到新的产业支柱，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日益式微的现实命运。

文化旅游业是历史村镇最适合的未来产业

由于现代产业体系十分复杂，同时鉴于过去乡镇企业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农村不像农村”等教训，因此仅仅知道“历史村镇需要产业支撑”是不够的，还应深入研究和探讨什么才是真正符合历史村镇需要的产业。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上探讨，但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实际。就后者而言，可以总结出两点基本经验。

一是工业不如旅游业。首先，由于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所限，那些代表着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高端产业尽管“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并不适合依然比较“土”的历史村镇。目前一些历史村镇的工业化，主要是承接城市淘汰的落后产业，或为周边城市做产业链低端的配套服务，因此在村镇一级集聚的主要是高污染、高能耗的落后产业。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产业不仅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也污染了历史村镇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其次，旅游业是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产业，《“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和促进“旅游业与农业、林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体育、健康医疗等产业深度融合”，成为生产功能逐渐弱化、自然文化资源独特的历史村镇的重大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旅游业，为历史村镇腾退落后的乡镇企业，开展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整治，对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吸引外出青壮年回乡创业，最终恢复历史村镇的生态和生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历史村镇主动积极参与了这个进程。

二是旅游业不如文化旅游产业。由于乡村旅游主要是“城里人”在牵头，因此，城市旅游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也成为乡村旅游治理中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以最早开展江南水乡旅游的周庄而言，曾有媒体批评其“十步之内，必有蹄髈”。这主要是因为在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之后，小镇的商业功能恶性发展并沦为一个大商场。人们在其中再也产生不了真切的江南水乡体验，结果自然是“来一次就不会来第二次”。其次是“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旅游业的同质化，在国内已是不争的事实。它起始于“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而宿命则是“我搞不好，你也搞不成”。为了能够“玩出新花样”，一些古镇为此也伤尽脑筋，不断推出一些新的体验项目和优惠举措，但由于吃的、喝的也包括自然或人造景观，各地差别不大也都容易模仿，最后必然导致“到这一样，到那也一样”。如果说，过度商业化是“商业功能”挤占了“文化功能”，那么也可以说，过度同质化则是“形式泛滥”造成了“内容贫困”，一言以蔽之，这是由于旅游业被商业模式绑架，遗忘了“内容为王”的基本原则。由此可知，对于历史村镇而言，最适合的产业不是工业，也不是旅游业，而是文化旅游产业。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最小破坏传统遗产、最大发挥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的新型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因此，历史村镇发展旅游业，必须深入研究历史村镇的文化资源，把它们融入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中，构建“以文促旅”和“以旅彰文”的良性循环关系，最终解决旅游产业内容供给不足和历史村镇文化的无所寄托问题。

最后，再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我心目中“历史村镇的未来”？我想，一个理想的未来，应该是像明清时期的江南村镇，它的主要特点是，环境优美、生活富裕、商业兴旺、教育发达、秩序井然……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里面都有自己的位置，想离开时可以离开去闯荡世界，想回来时又可以随时归来，而不是“回不去的故乡”或“梦里的东西”。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城市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兼任东方文化与城市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等多项。代表作有《中国诗性文化》《苦难美学》《都市文化原理》《城市中国之道》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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