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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最新演讲:中国抗疫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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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文宏(徐蓓 整理) 2020-08-21 08:40
摘要:这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在小区门口。其他很多国家的防控到了小区门口,就再也不能延伸进去;而我们中国的防疫措施,会从小区门口继续延伸进去。

在近日举办的上海书展“书香中国”阅读论坛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文化讲坛上,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疫情下的中国坚守”这一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

『世卫组织至今宣布了6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今天,我们在这里总结这段短暂的抗疫历史,我想,这一段历史一定是会被载入史册的。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不断有传染疾病的灾难降临。但是,这种灾难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一个国家降临,没有人能够预测。自2007年颁布了管理全球卫生应急措施的《国际卫生条例》以来,世卫组织宣布了6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其中第一次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第六次就是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2003年的SARS是21世纪第一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它让大家惊出了一身冷汗: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种疾病,能够如此快速地传播。早期该病的致死率达到30%。事实上,最后测定下来,SARS的致死率是10%左右,但已经足以让全世界惊恐。各国在这次事件中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它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协作解决的问题。因此,世界卫生大会在2005年将旧条例修订为《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作了定义,并制定了应急措施。

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我们都知道,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疫情虽然只是在极少的几个国家有散发的病例,但仍然引起了高度重视。还比如,程度比较广泛的流行性出血热,包括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2018年开始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都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然而,有些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不如我们预料中那么严重。比如,2009年的H1N1全球大流行,被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后,几个月就悄无声息了,不再被报道。我们以为是来了一群狼,到最后发现还是一群羊。(全场笑)2019年的H1N1全球大流感,后来被自动纳入了季节性流感范畴。

2003年SARS的时候,我戴的还是伍氏口罩

所以,当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来袭的时候,世卫组织比较慎重。1月份的时候,世卫组织就想宣布这是一次世界卫生紧急事件,但犹豫了一个星期,后来终于宣布这是一次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为什么?因为世卫组织专家突然发现病毒人传人和暴发速度是如此之快。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都在盯着这个病毒,到最后我们才对它有所了解。

在2019年底的时候,中国医生刚刚接触到这个新病毒,我们确实有些束手无策。但是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扭转了局面。这次疫情,从出现这个陌生的病毒到我们认识这个病毒,到宣布“封城”,经历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比2003年的SARS要短了很多。

我记得2003年SARS来临的时候,我当时奋战在一线。我戴的口罩你们都难以想象,那是1910年在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的时候,著名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先生发明的口罩,人称“伍氏口罩”。当时,伍连德先生第一次发现,肺鼠疫不仅通过媒介生物(旱獭)传播,通过与患者的接触传播,主要还通过呼吸道传播。为了防止飞沫传播病毒,伍连德先生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就是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中间衬上一块药棉,然后把两端剪开做绑带,制作非常方便。

然而,你们能想象吗?近100年过去了,2003年的时候,我在上海的医院里,在第一线抗击SARS病毒,戴的还是伍氏口罩。我不仅没有外科口罩,而且只有两个伍氏口罩。我向院长提出再要一个口罩,院长说不够了。他问我为什么还要一个。我说,对付SARS这样的新病毒,我们没有N95口罩,可能一个普通的伍氏口罩是不够的,因为病毒的颗粒比细菌小得多,我得把两个口罩叠着戴在一起,第二天再把里层的口罩换掉。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洗掉一个口罩,第二天干了再戴。(全场鼓掌)

而到了2020年的今天,我们戴的口罩,全部都是专业的外科口罩,进入病房是N95口罩。我们医生来到武汉,穿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防护服,我们中国生产的口罩出口到了全世界。这至少说明一点,中国的医疗科技水平有了飞速的发展,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并了解病毒,并在较短时间内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共产党员先上”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闻院士刚刚说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优势,以及中国人的同心协力。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力量。那么,别的国家的人民在同样的情形下也采取了另外一些方式,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有所不同?原因在哪里?我想给大家讲两点。

第一,我们有坚强的核心。最初,我们把医生派驻到上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及派遣支援武汉的队伍时,我说过,“党员必须先上,没有商量”。后来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

其实,作为一线的临床医生,在面对如此可怕的病毒时,我们都非常恐惧。我在2003年SARS的时候感到恐惧,这次依然感到恐惧。2003年的时候我为什么向领导提出要3个口罩?就是因为恐惧。每一位医生都感到恐惧,没有人不恐惧。但是,在大家都感到恐惧的时候,必须要有人上。

每一个医务人员在现实生活中也都是儿子、女儿、父亲、母亲。那么,谁应该先上呢?我虽然是部门的领导,但我不能随意指派谁去武汉,或者谁不去武汉。我们的医务人员虽然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精神,但是,面临如此巨大的危险,我仍然很难用“集体主义”这个词说服大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员先上”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驰援武汉的工作中。当所有的医疗队伍来到武汉以后,各家医院的队伍之间并不熟悉,怎么一起打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了党支部。所以说,我们有坚强的核心,党的领导和党员的模范带头,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我们是最快的』

第二,我们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

回顾一下2003年的SARS,它是怎么被打败的。其实,当时打败SARS,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具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毋庸讳言,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不具备鉴定这样一个高危病毒的能力。当时是中国香港的团队鉴定出了SARS病毒。当我们了解了SARS病毒的传播途径以及临床表现后,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凡是发烧,必有感染。也就是说,必须把发烧的病人隔离起来。这个措施一经采取,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而这一次,我们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完成了测序,向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通报。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一种新的病原体完成分离和测序是少于10天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是最快的。

事实上,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就显示出了较强的科技实力。当时长三角地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肺炎。我的同事卢洪洲是第一个把病人标本带回来的,大家认为SARS卷土重来了,“SARS Return(SARS归来)”。但是,后来测序的结果发现并不是SARS。最后把这个病毒的标本送到复旦大学的上海市新发传染病重点实验室进行检测,这个实验室的负责人是闻院士的学生、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袁正宏。正是这个新发传染病研究团队鉴定出了H7N9禽流感病毒。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团队的主要骨干、袁正宏教授的学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胡芸文医生因为劳累过度,几年前离开了我们,我们至今仍然非常怀念她。

鉴定出H7N9禽流感病毒以后,我们发现它是有限的人传人。只要关闭活禽市场,疫情就能得到控制。所以,我们当时采取了关闭活禽市场的措施。再后来,我们给所有的鸡都打了疫苗。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病了。

『中国抗疫和其他国家最大的差异,是在小区门口』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科研力量比中国发达。在医疗领域里,我们戴的N95口罩,我们穿的防护服,我们检测病毒用的仪器,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发明的。我们看到,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检测病毒的速度一开始比中国快很多,在武汉进行大检测之前,美国每天的检测量远远超过我们。那么,为什么疫情控制的结果不一样呢?

我与美国一位著名的传染病专家有过两次交流。

第一次是关于检测病毒进行交流。他当时非常悲观,说这个疾病只要大家都待在家里2个星期到4个星期时间,就可以控制得住,可惜全世界都做不到。他说,疫情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向全球蔓延。

过了一个月,他请我给他们大学的防疫专家们做一次交流。讲课之前,他问我:你们上海Reopen(重新开放)了吗?我说已经Reopen了。他又问:Reopen有80%吗?我说我们有95%,除了电影院,其他场所都开放了。他接着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就跟他讲,中国除了检测之外,还充分实施了隔离的策略。

我们的科学防控首先在于扩大病毒检测的范围,尽可能地找到病人,然后把病人隔离起来,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步。但是,有很多国家的科技力量比我们先进,检测的量比我们大,为什么防控的效果不如我们呢?其中最大的差异,是在小区门口。其他很多国家的防控到了小区门口,就再也不能延伸进去;而我们中国的防疫措施,会从小区门口继续延伸进去。

从小区门口延伸进去要靠什么?靠广大民众待在家里。但是,要让大家待在家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你要愿意自觉待在家里。第二,你长期待在家里,需要有人给你送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第三,如果你生病了,社区医疗要为你提供服务。第四,中国人民有存款的习惯(全场笑),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老百姓可能比我们有钱,但是他们不像中国人每家每户都有存款。中国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发展史,我们经常遇到各种灾难,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繁衍生存下来,就在于危险来临之前我们都做好了有效的准备,这是扎根于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习惯。

此外,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团结在一起,可以发挥很大的力量。所以今天,中国能够做到从小区门口继续延伸进去防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道理非常简单,做到的又有几人』

我们的医疗队伍在1月份刚刚入驻武汉的时候,面临的是一片狼藉的现状:呼吸机不够,仪器的氧气浓度不够,病人不能及时住院……但是到了2月初,基本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一直到4月8日,武汉结束“封城”,重新开放。通过广泛的检测、发现病人、充分隔离,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终于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

这样一个成功抗击疫情的模板,我在人类传染病的历史上还没有看到过。世卫组织在2014年、2018年宣布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埃博拉疫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发生在南亚地区的脊髓灰质炎的暴发,直到今天,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窗口也没有关闭。

所以,不管疫情将来向何处发展,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在历史上没有成功过的事情。

在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要闷在家里。这和美国传染病专家的说法是一致的,只要待在家里2周至4周,就可以消灭这个传染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次暴发的传染病是急性感染疾病,病毒在人身体里的生存时间不会超过4周,除非你的免疫力极其低下。在4周时间里,它如果找不到下一个可以传播的宿主,这个病毒就会死掉。所以,你如果闷在家里2周到4周,就能把病毒“闷”死。这背后的科学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非常难。

这让我想起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读过翻译的《论语》,他读了以后大失所望。他说:孔子的《论语》这么有名,我读下来不过如此,我没有读到非常深刻的东西。我今天告诉大家,中国的文化绵延几千年至今,其中的道理事实上都非常简单,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依靠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真的做到了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

目前,虽然疫情还在全世界蔓延,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不管疫情如何发展,中华民族毕竟已经在这里延续了几千年,我相信没有任何灾难能够把我们打垮。所以,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让我们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科学有更强的信心。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张文宏在演讲中。  (摄影:赖鑫琳、孟雨涵)

【张文宏简介】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自称“长得不是很帅,也不是很能讲”的“张爸”,以“共产党员先上”这掷地有声的六个字,在疫情最危机之时发出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召唤。之后的各个疫情防控阶段,他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坦率而又充满个性的大白话,加上多次对国内外防疫一线现状与前景展开专业而又能令人听懂的阐述,让他成了为全社会防疫提供专业建议与科学意见服务最多的医护界代表之一。张文宏说:“医防融合”大体系让我成了“网红”,如果说我做的事对国家的防疫工作还有一点点贡献,主要的意义就在于跟老百姓的沟通。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徐蓓 题图来源:资料图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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