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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贝多芬”在上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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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魏斌 2020-09-13 10:25
摘要: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去世于1827年。他在世时没有记录曾来过上海。那么,贝多芬的音乐是何时“登陆”上海的呢?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次的创伤曾由他抚慰……”这是傅雷1946年出版《贝多芬传》时写在序里的一段话,这部翻译自罗曼·罗兰作品的书当年由上海的骆驼书局发行,之后多次重版,引起轰动。

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去世于1827年。他在世时没有记录曾来过上海。那么,贝多芬的音乐是何时“登陆”上海的呢?


【1】


贝多芬的老明信片。

创办于1850年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刊。1861年12月28日的《北华捷报》上有一篇题为“罗比奥先生的第二场音乐会”的报道,这可能是贝多芬的音乐“登陆”上海演出的“001号记录”。

记者写道:“在1861年12月26日,来上海巡演的意大利小提琴手阿高斯逖瑙·罗比奥(Agostino Robbio)和上海当地爱乐者一起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听众很多,音乐会以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三重奏》开始,罗比奥演奏小提琴,寓居上海的两位业余乐手分别演奏大提琴和中提琴。”

到了1870年代,外侨中一些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乐手来沪,促使各类业余音乐协会相继建立,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有了更多机会在上海演出。据《北华捷报》1872年3月7日报道:“1872年3月2日,爱乐协会在共济会堂举行了1872年演出季的第二场音乐会。当晚演出了贝多芬的一部交响曲作品。”这里提到的共济会堂位于外滩现大约半岛酒店的位置。

1875年10月25日晚上,到上海巡演的小提琴家珍妮·克劳斯(Jenny Claus)在兰心剧院举办音乐会。克劳斯以及同来的钢琴家罗克尔(Rekel),还有两位寓居上海的业余乐人共同演奏了贝多芬早期创作的《降E大调钢琴与弦乐四重奏》。

有意思的是,克劳斯此次上海之行连演多日,她的经纪人试图吸引华人听众的注意,为此在《申报》上也做了报道、打出了广告。1875年11月5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演奏会“预告”:“今晚有英国新来女士惹尼嘉士(Jenny Claus),擅拉胡琴,在西商戏院试奏数出,本馆内到有告白提及此事。闻嘉士女士在英国久已著名,实非凡手。兹来沪更奏妙音,华人之好乐者当此良宵,赴院品校,亦未始非一时消遣之计也。”还有观演广告:“今日弹唱戏文:启者拟于今晚即礼拜五在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内弹唱戏文,有英国最著名之拉胡琴女士惹尼嘉士手弹数出,并有寄居上海善于弹唱之西人亦相助为理,于八点半钟开门,九点钟开唱。计每位听戏者在楼下者二元,第一层楼上者一元。上海经理人里革谨告”。

这报上提到的“圆明园路西人戏院”即第二代兰心戏院,是现在茂名南路上的兰心的“父辈”。1866年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of Shanghai)在上圆明园路(今虎丘路)与诺门路(今香港路)转角处建造了一所木结构剧场,命名为Lyceum Theatre(第一代兰心戏院)。该戏院1871年失火而毁,1874年在原址重建。克劳斯女士演出之时,正是兰心“浴火重生”全新亮相不久。

话再说回来,在《申报》刊登的这个广告里,为让国人能听得懂,将“拉小提琴”称作“拉胡琴”,将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称作“戏文”,因为这是1875年时人们能够接受的说法。


【2】


丰子恺画贝多芬。

以汉语专门介绍贝多芬要到1906年,第一位以汉语推介贝多芬的中国人是李叔同。1907年鲁迅在留学日本之际写了一篇名为《科学史教篇》的文章,宣传“科学救国”,其中将贝多芬(当时鲁迅译之为“培得诃芬”)与莎士比亚、拉菲尔等文学家、画家并列。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西方音乐介绍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编写了两本书在上海出版,一本是《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另一本《近世十大音乐家》,其中将贝多芬的名字翻译作“裴德芬”,这两本书尤其在业余音乐爱好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在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发行的《西洋名曲解说》(王光祈著)中,贝多芬则被译为“白堤火粉”。另外,笔者有幸在上海古籍书店三楼买到一本1946年11月出版的《音乐的解放者悲多汶》,“悲多汶”也就是贝多芬。此书作者R.H.夏弗莱,翻译彭雅萝(Miss Peng Ya-lo),由上海悲多汶学会出版。书的扉页上引用了贝多芬的一段话:“我深切地了解到,我的音乐必须全部向着自由的前途迈进,因为不自由的痛苦,已经有千百万的人群受够了。”

世间流传贝多芬传记多矣,至为著名的当属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而在中文译本中,傅雷的翻译又是经典。傅雷曾写信致罗曼·罗兰:“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与性灵生活中之大事。”“Beethoven”的中文译名自李叔同以来五花八门,直到傅雷的译本《贝多芬传》出版后,才基本定型为“贝多芬”。1978年,傅雷1946版《贝多芬传》由人民音乐出版社重版,此后又多次印刷,印数近19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非同一般。

傅雷在《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中开篇就讲,贝多芬的精神是“力”,这里所说的“力”是贝多芬的精神力量。贝多芬的音乐最初进入上海时,主要是西侨在演奏欣赏。到了20世纪初,当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接触到贝多芬的音乐,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亟待崛起之时,而贝多芬恰好有这样的“力”。看看王光祈在《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中介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话语:“……不禁拔剑起舞,扫去一切苦闷,发出无限欢声,并用德国诗人喜纳(即席勒)所作欢歌,以结全篇。其时,台上歌队乐队中音齐作,一种庄严伟大气象,举世无匹。”文字间完全能体会到他被贝多芬的“力”深切感染的状态。1927年5月29日,为纪念贝多芬逝世 100周年,上海工部局乐队在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 Mario Paci) 指挥下,在南京路的上海市政厅(已拆,原址位于现新雅粤菜馆位置)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3】


上海贝多芬音乐会节目单内页。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乃至在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

1981年4月1日、2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与中央乐团钢琴家殷承宗在上海音乐厅“珠联璧合”,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会,其中就演奏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改革开放初期,只要有演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一般场场爆满。

上海有一场著名的音乐盛事发生在1985年。那一年是贝多芬诞生215周年,上海交响乐团接连举行五台纪念演出,演绎贝多芬的不同作品,由黄贻钧、曹鹏、陈燮阳三位指挥家分别指挥。有爱乐的“过来人”说,当年听音乐会,我们都是摸石子过河,不知道会听到怎样的音乐会,反正有票就买了,进去后才知道会演什么。然而这一次不同,音乐会有鲜明的主题:纪念贝多芬。据一些亲历者著文回忆,当时在位于延安东路龙门路拐角的上海音乐厅售票处,人们排着长队,争相购买纪念贝多芬诞生215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套票。

1985年的这一系列纪念演出,从9月29日延续到12月29日,如今看来像是一场传奇。笔者购得一份当年的节目单,一共24页,封面是柴本善创作的火红的贝多芬侧面像,仿佛置身火山岩浆之间。节目单中除了常规的演出目录、演出人员介绍,还有贝多芬年表以及杨民望撰写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的详细介绍。关于贝多芬的交响曲介绍,紧扣一个关键词:英雄。节目单的扉页上则摘录了贝多芬的一些话语,比如:音乐应使人们的精神爆出火花;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以鞭策那些胆怯的人。当然还有那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传播最广的——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许它毁灭我!

而与这场音乐盛会“一脉相承”的文化事件是赵鑫珊的《贝多芬之魂》一书的出版。作者从整个文化语境来审视贝多芬和他的音乐作品。该书的出版与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重建心灵家园的文化需求正相适应,因此一时之间广受热捧,好评如潮。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图片编辑:苏唯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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