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回望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在战时起到的作用，和在艰难时局中凝聚起的行业作风与市民精神，不仅能让人们从更丰富的层面了解上海的发展轨迹，也对上海今时今日拥有的城市鲜明品格，作出更多维度的解读。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深受华北局势影响。旋即，“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上海，这座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内外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与金融中心，从此进入战时状态。

在描述上海的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上海更多体现出旖旎多情浪漫、讲究精致格调的一面。但事实上，上海也留下不少激荡着英雄气概的篇章。“八一三”淞沪抗战，面对日本侵略者，军民团结，万众一心，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至今还留着枪弹的痕迹。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

战争对一座繁忙运转中的大都市意味着什么

上观：大部分人对抗战的了解，比较多是集中在军事层面，您的研究却是从经济层面回望历史。用另一个角度观察上海，这是一个怎样的上海？

吴景平：近代上海的经济地位是在19世纪40年代后逐步确立起来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内外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与金融中心，也是城市功能齐全、市政建筑设施与公用事业发达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程并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性。这些都构成了战时上海经济运作的基础，也是我们今天无论考察战时上海经济的全局还是研究特定领域个案时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经济原有的发展轨迹被改变了，在日军炮火袭击下，上海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虽然在孤岛时期，上海有过短暂的畸形发展，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时期上海的经济濒临全面崩溃，“黄金时代”一去不复。激烈的战事、复杂的时局、民族危机的空前紧迫和经济环境的日益恶化，使得各经济行业、企业举步维艰，上海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

上海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温馨的城市，甚至具有阴柔的气质，但事实上，上海也留下不少激荡着英雄气概的篇章。这不仅体现在面对侵略者，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抗战中，也体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当我们把抗战时期的上海社会经济，放入整个上海经济演变历程中来观察，可以更好地读懂上海的品格。

上观：战争骤然降临，这座繁忙运转中的大都市是否被按下暂停键？

吴景平：从1937年到1945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上海的社会经济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的工商经济和金融市场便受到了华北局势的影响，八月，淞沪会战打响，一直到1937年11月中旬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在这一阶段，虽然上海的租界基本上得以免于战灾，但是中日两国军队在华界和上海周边地区持续三个月的激战，使上海的工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作被打断了，进入了较为典型的战时经济阶段。为了保存民族经济的实力，构建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有相当部分的工业企业撤出上海，辗转西迁到大后方地区。

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上海经济还保有较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许多重要经济法规的颁行，如《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中央银行办理外汇请核办法》，主要是针对上海的情况制定的，并且首先在上海实行。

第二，孤岛时期，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在这一时期里，虽然上海的杨树浦、虹口、闸北、南市等地区和周边农村均遭日军占领，但大规模的战事毕竟已经远离上海，作为中心城区的主体部分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得以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居住人口大量增加；通过海运、长江内河航运和邮政电讯等方式，上海与海外及中国内地仍有相当程度的经济联系，租界内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市政基础设施继续维持运行，一度吸引了国内与海外资本大量流入，部分行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

但是，孤岛经济带有较多的泡沫成分和投机性，明显属于畸形繁荣。与此同时，日伪经济和金融势力已经渗透进上海租界，中日之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较量，逐渐成为孤岛上海无法避免的常态。而在日军占领下的华界，社会经济属于殖民地性质，日本占领军可以随意征用经济资源，日资企业在各个方面都凌驾于华商企业之上。

第三，沦陷时期，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均为日军所占领，上海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各主要经济行业和金融业，都被强制纳入日本主导下的战时状态，上海工商经济和金融业与外界的正常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不得不承受日伪的统治，经济运行的许多基本条件失去保证。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上海工业生产能力遭遇空前严重的破坏，产量急剧下降，商业体制和物流渠道十分紊乱，原有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被强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趋于停滞状态，广大市民生活苦不堪言。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43年以后，由汪伪政权出面直接控制上海社会经济，日本侵略者退居幕后操纵。虽然说日本直接占领了整个上海地区，日伪势力可以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已经取得统治地位，沦陷阶段的上海社会经济固然无法摆脱日伪魔爪的支配，但日伪统治者却难以有效自如地驾驭社会经济运作，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份勇敢过去不常被提及，也容易被轻视

上观：为什么即便在日伪势力取得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上海的社会生活中，还能保有不被敌人摧毁的部分？

吴景平：因为，成千上万的经济体互相之间结成了一个相对有序的社会的合力。这种合力，构成一种不容摧毁的社会规律。侵略者可以占据街道或者工厂，但不能改变社会规律本身。因此，上海作为一个工商业大城市，在国难临头的时候，依然体现出沉稳和定力。

我最近在编注抗战时期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档案资料，发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的一些金融业人士的会议记录。比照时间，当时正是战乱时期，但看着文字，你从头读到底，几乎完全看不到字里行间谈到战争，或者说战争对他们工作的影响。如果不看记录的时间，你会恍惚以为战争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会议纪要，谈到市面上的经济指数的波动，谈到金融界人事往来的动态，你看到的是一种镇定。保持这种镇定的，我认为，是上海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一种责任感。

上观：平时的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就一直是上海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到了战时，这些同业组织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景平：上海工商业同业公会力量非常强大，1937年经上海市社会局核准成立的同业公会就有230余家，其中成为上海市商会会员的有170余家。其中包括棉毛丝呢、日用杂品、五金钢铁等23个大类，其中一个大类又分为诸多小行业。比如说，单独一个百货业下面就有9个行业。

战争爆发后，直到上海沦陷之前，上海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的代表、代言人，上海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为维系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进行，规范经济秩序，协调工商界和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经济与社会运作调控体系。

我们可以从许多同业公会的运作中看到，在战争发生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其成员、组织架构，它的职能功能如何运作，基本上都没有大的变化。你可以说他们很镇定，他们作为商人明白，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工商经济金融运作的最重要保证。

上观：这种镇定的底气从何而来？

吴景平：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上海市商会从战区迁往租界，租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临时办公处，立即出面安定工商，稳定市场。在战争爆发的8月13日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当天晚上，商会主席就作了播音演讲，呼吁市民全力保卫上海。到8月19日，在上海市总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努力下，全市商店已经恢复营业，同时，抵制日货的行动展开。这样使得货物流通，人心安定，增强了抵抗敌人的经济能力，做好了长期抗战的准备。

举一个例子。“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上海市南北米市突告停顿，米粮价格迅速上涨。战争发生5天后，上海豆米行业同业公会及米号业公会，特邀社会局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代表，共同组织成立了上海民食调节委员会，并在今延安东路浦东同乡会成立米业临时交易场所。到了8月19日，米市就正式开业了。民食调节委员会通过各种措施办理上海市的米粮统制分配，如疏通米源，由米行、米号两个同业公会联合向银行公会筹措15万元作为购米款，向各产米区直接采购，对上海市粮食，包括米、粉、油、豆、杂粮等存额及储藏地点进行登记，在全市设44处售米处，限价限量供应民食等措施，基本维持了战时上海的市民必需。

上观：当时，著名记者陶菊隐写道：“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这种双重性，在惊天动地的二次大战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例。

吴景平：淞沪抗战三个多月，上海一边受到战火的摧残，一边又能一直保持向前方战场送粮、送货、送药的节奏，上海的“有求必应”和“源源不断”，背后正是赖于上海在战争状况下，还能保证市面的正常运作。

各种团体在大灾大难前，体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非常了不起。在如此危险的状态下，千百万个商家和店员，没有关起门来只顾保全自己，而是冒着难以预测的危险，坚持出去，坚持打开店门正常营业，坚持保证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份怎样的勇敢。这份勇敢过去不常被提及，也容易被轻视。

上海不仅有四行仓库抗战的热血，上海工商业勉力坚持经营，不仅仅维持了上海的运转，在相当程度上也尽可能让中国的抵抗持续下来。

从中，你可以读懂上海，这是一座特别坚强的城市。

可以看到上海重信守诺和敢于担当的城市精神

上观：除了上海在抗战中的孤岛现象，其实还有一段不太为人留意的史实——当时上海的工厂内迁。我看到一份数据显示，到1940年上海内迁厂矿450家、机器材料12万吨，技工多达12080人。

吴景平：战时内迁是上海工业界应对战火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战时上海经济演变发展过程中极不平凡的篇章。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的工业就遭受过重大损失。到了1936年，感受到战火逼急的氛围，经济界爱国人士就曾大声疾呼“一·二八上海之役，可谓殷鉴”“鉴于战时运输困难，迁移不便等原因，所以必须于战争未爆发前，依原料出产、货物销路等情况，将各种新式工厂分移于各省”。但国民政府对此反应冷淡。相比之下，倒是民营工业各厂家积极得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的不少民营工矿业主纷纷提出内迁，誓不以厂资敌。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当时首先提出将上海工业内迁的大鑫钢铁厂总经理余名钰。1937年7月14日，他就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还在申请报告中说：“在此最后关头，深愿全厂已经训练之职工与齐全之设备为国家效力，担任运输机械方面钢铁材之供应。”接着，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所属300余家工厂、10万余员工上书国民政府，要求政府迅速组织内迁，并表示“誓为我政府长期抗战作后盾，以争取最后胜利”。起初国民政府还希望通过民间来自行组织进行工厂内迁，但严重的局势和强烈的社会舆论，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出手组织内迁。

最初，国民政府只打算援助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进行内迁，但“八一三”上海战事起后，要求内迁的厂家不断增加。上海新亚化学制药公司总经理许冠群就在内迁申请中表示：“属厂既感于将士浴血之精诚，又激于爱国报国之义愤，虽煤气供给已告断绝，制造工人星散大半，然属厂不顾制造之困难，不吝血本之牺牲，慨然允以全数供应，用资当务之急。”

到了1938年2月底，从上海迁抵武汉，再次内迁或者决定内迁的民营工厂有52家，其中迁往四川省的有39家，迁往湖南省的有7家，迁往其他省的有6家。前面说到的大鑫钢铁厂，1937年12月出发迁往重庆，随往工人193人，物资644吨，带去了电气炼钢炉4个、车床16台、马达42台等。

我们可以从一段段历史记录中看到，过去一直说上海是投机者和冒险家的乐园，但在国家危难之际，上海的工商业人士没有唯利是图，而是在民族大义前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场。

当时，上海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天上敌机轰炸，地上炮火连天，交通拥挤，运输不便。再加之中国军队的处处设防和国民政府有关政策措施的不力，要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将上海百余家工厂的机器设备拆卸、清点、装箱、搬运，再辗转运往几千公里以外的内地，不用说在战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是不容易办好的。

但一旦提出内迁，许多工厂明知长途迁徙有困难，却表示在所不辞。虽然不舍家乡父老，但工人纷纷表示愿意同赴国难。如今回顾他们当时的誓言，还是非常令人动容。这次民族工业的大迁徙，涉及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跋涉路途之遥远，历时之长久，辗转周折之艰险，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回望这段历史，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是多么团结。

上观：您在带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直以经济为维度，阐释上海的文化。在您看来，上海具有怎样的城市精神？

吴景平：上海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是一座工商业为重的大城市。做生意，讲究的是在商言商。但是，两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在一次次民族危机中，越来越被推到第一线，上海的市民和商业社会也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贡献、甚至做出牺牲。

1937年淞沪抗战时期，100多万军队在上海奋战3个多月，后勤力量完全依靠上海，还不包括当时许多市民目睹战火，就地参军。上海，虽然不是抗战军事的前沿，但一直用尽全力确保中国的抵抗力量能够持续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可以说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过去谈论上海，说到上海的灯红酒绿、小资情调，谈到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唯利是图。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整座城市非常团结，民间力量高效且有号召力，坚持开市营业与抵制日货的运动同时展开，成为市民凝聚共识的生动课堂。全面抗战8年，也是上海在新历史环境下凝聚城市精神的8年。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这样的人类公敌，上海市民关注的不是小我的得失和利益，他们倾其所有抵御外敌的壮举，令人动容。

上海是一座多元的城市，文化具有多样性，兼容并包。这座城市特别善于自我调节，把控前行的方向，不会固执已经被时间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用很多形容词形容上海，唯有“保守”这两个字的帽子，是上海戴不上的。

另外说到经常被赞扬的契约精神。回顾全面抗战8年，仅从经济角度，也可以看到上海重信守诺和敢于担当的城市精神。上海以商立市，是各种文化交流汇聚的枢纽城市，这里的人们不是只知关起门来保全自己，而是具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责任意识，在危难之际也关注彼此之间的互助互动，有大局意识和长远眼光，敢于提出超越眼下困境的长远目标。注意到这些，不仅有助于我们铭记这段历史，或许可以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上海。

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海都常被人称赞是“一个任何梦想都能实现的伟大城市”。上海离世界很近，离市场很近，离各种观念与潮流也很近。但最终，上海又不会随波逐流而迷失自我，即便历尽劫难，它坚守和沉淀下来的制度文明水平，彰显了它对社会经济领域规律的尊重。而这种对规律的尊重和担当，也成为一种融在城市血液里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