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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诛十族”的方孝孺,有后人在上海|这位村民的追考为何能得到专家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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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20-08-12 06:16
摘要:南方有一个方孝孺,请不要杀他。如果杀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断绝了。

过去八年,浦东新区航头镇丰桥村村民方庆平一直在做一件事。

他组织人手,多方设法,找到崇祯《宁海县志》、光绪《南汇县新志》、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光绪《井研县志》及《明熹宗实录》相关记载,和董其昌写的《松江府建求忠书院记》、陈继儒写的《求忠书院记》碑文拓片、王圻写的《明故广西庆远府教授竹臞……薛孺人合葬墓志铭》,从中追寻“上海有方孝孺后裔,航头有方孝孺后裔”。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研究员、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来到村里,在方庆平夫妻举全家之力筹建的上海浦东方孝孺纪念馆,与他就方孝孺后裔衍传航头考证展开讨论。上海通志馆主办的《上海滩》杂志,去年底出了一期增刊“方孝孺后裔在上海”。

八年“拼图”,在他眼前,已经浮现的如下。


【第一块拼图】

“救孤至上海”


一切始于1402年那幕惨剧。

明史学者樊树志基于史料研究,在《“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文写道: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兵南下发动“靖难之役”时,道衍和尚到北平郊外送行,临别突然跪下,向燕王低声密语,说南方有一个方孝孺,素有学问操行,请不要杀他。如果杀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断绝了。

在樊树志看来,说方孝孺是“读书种子”,可谓“确评”。

他说,方孝孺从小被乡人称赞为“小韩子”,年长后师从宋濂。宋濂门下名士辈出,而方孝孺后来居上,无人可和他比肩。方孝孺也始终不忘师恩。朱元璋很喜欢他的举止端正。建文帝朱允炆对他极为欣赏。朱棣率军攻陷南京,下令追捕建文旧臣要杀,唯独对方孝孺例外,想借重他的名声,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

方孝孺抵死不从,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最终导致被“诛十族”的惨剧。

所谓“诛十族”,是在九族之外,加上朋友门生“一族”。

樊树志喟叹:方孝孺当时46岁,妻子与两个儿子自缢而死,两个女儿联袂投秦淮河而死;而在满门抄斩时,曾任刑部尚书被贬为宁海县典史的魏泽,百般周旋,隐藏其幼子,“以故孝孺有后”。

他的依据,是郑晓写的《皇明名臣记》,和徐象梅写的《两浙名贤录》。他说,这两个人都是明朝人,是当时人说“孝孺有后”。

方庆平找到的崇祯《宁海县志》卷七,有一篇方孝孺“遗胤备考”,里面收录了两段引文,也讲述了“孝孺有后”。

一是郑晓在《吾学编》一书说:“录孝孺时,得魏典史泽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后。”录,逮捕。魏典史泽,即魏泽(典史为官职名)。

二是《万姓(此处似“统”字)谱》说:“魏泽,字彦恩,溧水人,有学行”,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做到过刑部尚书,后谪为宁海典史,“悉力保护周旋,以故方氏有遗育”。

记者找到《四库全书·万姓统谱》一书,卷九十四“魏泽”名下,有一段相同记载。查该书为明代凌迪知所撰,编于明万历年间,时间晚于郑晓。

接下去,这篇“遗胤备考”非常具体地,讲述了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程婴救孤”的“三人接力救孤”传奇。

先是魏泽“得方先生遗孤,年九岁”,随即藏“匿”。

再是“秀才余学夔”,“佯狂乞食于市,迓县官于城隅”(迓,迎),借“狂歌”表达“区区尚愿效程婴”之意。

于是“县官默会其意,叱曰:扶颠子去”,把他说成是疯子的言语。

“两日后,复遇在市,仍作狂歌。县官迺審,致书劄,将先生文稿并雅子尽托之。”迺,乃。審,审察、弄明白。劄,札。雅,有“正确的”“高尚的”之意(一说为“稚子”之误)。

就此,“学夔逃,赴海,匿岛屿弥月,沿及海边各镇,抵松青村,与其童日治(此处一字似“荟”:草多的样子)网,易米以给。”给,供给。松,松江。青村,方庆平认为是今奉贤区奉城镇一带。

随后,出现了“三人接力”第三棒:“华亭有俞公允、任公勉,皆先生癸酉畿府所造士也。学夔潜入城,访之,三叩,始得见,出县官手启。大惊咤。遂得覆庇安置焉。”咤,有“叹息声”“惊讶”之意。

“后十四年,俞公以养女纳为馆甥,因冒俞姓,是时奸党禁严,俞以为嫌,复改姓余,名德宗,字必昌,迁白沙里,日耕夜读,寒暑不休。”馆甥,此处应指女婿并含有“住在女家”之意。

后文接着写道:德宗“生三子,长友直,次友谅,三友竹。五传至采,司训南昌。弟塾,以太学除海宁丞,著有《贞复堂集》。采子道东、道南,塾子有光,传忠震及今之忠枝、忠奕,乃先生十世孙,而树节则十一世孙也。”

方庆平想方设法,找到光绪七年南京高淳(魏泽是“溧水人”。明朝弘治年间从溧水县分出置高淳县)魏氏家族编印的五修净行寺《魏氏总谱》,其中对魏泽救孤的记述,与崇祯《宁海县志》大体一致,两处细节不同也可能正说明还有其他记述出处:“……泽闲居应天,委曲周全,匿孝孺幼子德宗。有台人余学夔者知之,乃佯狂乞食,过泽门,作歌,有愿效程婴语。泽叱之去。他日遇于途,歌如前。泽察其诚,遂付以德宗,辗转得免。”

第一块“拼图”,在方庆平眼前浮现:魏泽救孤,托付给余学夔;余学夔带至上海,转托给俞允;俞允庇护其长大,又纳为女婿,并改姓余,名叫德宗。方孝孺后裔从此在上海再传。

樊树志先生指出: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长子朱高炽即位(明仁宗),当即为惨遭杀戮的建文旧臣平反昭雪,对大臣们说,“建文诸臣已蒙显戮,然方孝孺辈皆忠臣也”,第二天就下达诏书,建文诸臣家属发配到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以及功臣家里充当奴仆的,全部释放成为良民,归还家产田地;这是一个客观环境和前提条件,否则方孝孺不可能翻身,如此后人也才有可能平安度过。

另一位明代社会史专家则表示:方孝孺有后,可能比较多人知道;方孝孺后人避难松江,可能研究者比较知道;而传到浦东航头的考证,就不大听到过了。


【第二块拼图】

“三迁至航头”


1999年9月,松江文史学者王正撰文《方孝孺后裔避难松江经过》,针对当时有人称“第三子由门人俞允携至松江为俞姓”,依文献研究指出此处应为余学夔,也可由此对俞允为德宗改姓“余”作出合理解释。文章最后一句是:“惜余学夔下落文献无征,今方氏后人尚能纪念否?”

20年过去,余学夔下落依然难考,但另一个关键人物浮出水面——余采。

上文中,崇祯《宁海县志》载:德宗“生三子,长友直,次友谅,三友竹。五传至采”。

方庆平在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查到:“余采,字元亮,航头人,方正学八世孙。其先避难改姓。”在光绪《南汇县志》卷十三人物志查到:“余采,字元亮,号竹癯,方孝孺八世孙。其先避难变姓。隐泖上。采父环,复迁邑十九保大凫泾南村。”在卷一疆域志查到:“方家村,邑西四十二里,方正学七世孙环始居此,其大凫泾之南为南村,北为北村,向设店肆……”方正学,即方孝孺。

查百度地图可见,在今航头镇丰桥村,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叫“大浦泾”,河南有“南方家宅”,河北有“方家典当”。方庆平说,从小听村里人讲,方家典当从前开设有店肆、典当,相传还曾在客厅供奉“圣旨”,从村里经过的一条道路也是因此而专修的“官道”,官员经过须落轿、下马。

在《明熹宗实录》,方庆平又找到“天启二年”一条记录:“己亥,诏恤先臣方孝孺遗胤。孝孺在建文朝,以侍读学士,直文渊阁。当靖难,师入,以草诏,不从,致夷十族。其幼子德宗,幸宁海谪尉魏泽匿之,密托诸生余学夔,负入松江岛屿,以织网自给。华亭俞允妻以养女,因冒余姓,遂延一线至是。其十世孙方忠奕,以贡来京,伏阙上书得旨: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练子宁事迹与方孝孺类似)

方庆平认为:“伏阙上书得旨”的十世孙方忠奕,与前文崇祯《宁海县志》里,方孝孺“遗胤备考”一文所写的“……采子道东、道南,塾子有光,传忠震及今之忠枝、忠奕,乃先生十世孙”,对上了;航头、余采,与德宗,接上了。

一幅路线图在他头脑中清晰起来:方孝孺后裔一脉自三人接力救孤,抵达今天的上海地区后,先是在俞允所在的今奉贤区奉城镇一带生活,改姓余,后迁至“白沙里”,很可能是今奉贤区金汇镇白沙村一带,再迁至今松江区“隐泖上”,到余采父亲余环(一说余广)这代,三迁至航头。

今天的奉城镇一带向西约13公里是白沙村,向北约11公里是南方家宅,步行均约三小时,且河道纵横相通。


【第三块拼图】

“其如线之裔”


还能有更多信息吗?

从雍正《分建南汇县志》查到的,只剩下“……采性刚毅,不能容人,后生望之如严师,晚年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造就多士”。江右,今江西一带。

光绪《南汇县志》稍多些,也只有“采刚毅不能容人,有志操,不妄取。尝与婺士同舟,士卒,采出资含殓,还其丧。晚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多所造就。子道南、道东复方姓入学,重刻《逊志斋集》行世”(《逊志斋集》为方孝孺著述),及“其子道南、道东,始复姓,郡治建祠,有董文敏、陈征君碑文,所纪遗孤事甚详。惟明史稿则言正学无后,致生疑窦。然考逊志斋笔记所载谢文肃铎诗,有‘百年事过风前烛,千古名传海上村。香火半龛谁地主,孙枝一叶是君恩’句,按‘海上’‘孙枝’语,是正学明有遗孤在松。诗在未归宗前,尤见其非伪托”。

谢文肃铎,即谢铎,明代人。董文敏,即董其昌。陈征君,即陈继儒。

视线,集中在“余采”与“郡治建祠、董其昌陈继儒碑文”两个方向。

寻余采。专业的搜索一度陷入困境。方庆平说,找找余采的同学,就此从王圻撰写的《王侍御类稿》卷十二,“淘”出一篇长文《明故广西庆远府教授竹臞……薛孺人合葬墓志铭》,即王圻为余采写的墓志铭。

王圻,上海人,明代学者,编撰了史学巨著《续文献通考》及《三才图会》等。研究者朱少伟曾谈到,王圻早年就读于上海县诸翟,做过御史,后来还乡潜心读书笔耕,主纂了第一部《青浦县志》,还是当年松江府“四大藏书家”之一。

王圻的生卒年代,早于崇祯年间。也就是说,这篇长文的写作时间,早于崇祯《宁海县志》。

在文中,王圻写道:“余为诸生时,与竹臞公同事广文先生。”说自己在学校读书时,与“竹臞公”余采一起,奉事于广文先生。现在,“公殁二十余年,而其孙继儒手录所为状,介公壻石阡守三山陆公,谒余铭公墓”。

由此可见,该文写于余采逝世二十多年后,文中所写的余采事迹,是余采之孙余继儒整理陈述,通过余采女婿石阡守陆三山拜访王圻,请他写墓志铭。

铭文“按状”讲述了德宗故事,及三子和余采父亲、祖父、曾祖父之名,又讲述了余采正直、孝顺、友爱弟弟、为同船的婺州士子黄某收殓等种种故事,还提到了陆深与学宪唐锦看重他,与之交好,唐让子弟像对待老师那样对待余采。铭文最后说,余采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婿之一是石阡守陆郯,感叹方孝孺“殉故君之难,而其如线之裔,复能侃侃持正,为浊世中流砥柱,可谓不媿其后矣”。媿,愧。

方庆平找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通社所编的《上海研究资料》,里面有蒋慎吾写的一篇《陆深事迹考证》,文中称据《同治志》《南吴旧话录》,陆郯,号三山,做过石阡守,是陆深的“嗣孙”。陆深,浦东陆家嘴因他得名。


【第四块拼图】

“复姓建书院”


另一个方庆平如获至宝的收获,是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找到了陈继儒为明万历年间松江府建“求忠书院”写的碑文拓片。

陈继儒开篇写道:“松府治之西,有求忠书院者,何为?特祀逊志方先生而创也。先生生于天台,死节于金陵。于松何居?曰:松有先生后在焉。后何居?曰叶公琰、谢公铎、张公弼、王公世贞,详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迹支谱,甚覈而详。先生血胤在松,则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繇建云。”方孝孺号逊志。覈,详实、严谨。繇,由。

接着,陈继儒详述了前文所写的德宗故事,并提到“万历己酉,督学侍御杨公廷筠,访其事于松司理毛公一鹭,得实”。杨廷筠让松江府司理毛一鹭查访了此事。于是“杨公捐俸三百金,驰檄立祠,复其姓”,恢复了“方”姓,并在太守张九德的努力下,建立了求忠书院,又名正学祠,里面除了方孝孺,还纪念了魏泽、余学夔、俞允、任勉、徐善安五人。

任勉,方庆平说明代卢演的《方氏本末记略》有载,曾“馈金护持”。

徐善安,董其昌一文称:“……有善安公者,官于浙,为佥事,奉诏收方氏族,脱其娠妇,事发,断一臂,家戌保安卫。语具《浦城志》。”因放跑了方家怀孕的妇女,被断一臂,家人发配。

陈继儒最后写道:当年朱棣以叔代侄,是“古今一大鼎革”;方孝孺被“诛十族”,是“古今一大惨”;遗孤(包括救助者)所面对的,是“古今一大险”;子孙思念先人只能“嘿对饮泣”,是“古今一大郁”;今天为方孝孺做的事,是“古今一大快”“古今一大继述”……嘿,同“默”。

董其昌写的《松江府建求忠书院记》一文,则着重阐述了取名“求忠书院”的考虑:“夫书院未有以死节祠者也,吾郡之祠先生,何也?”“先生足不涉吾土,意其英魂浩气,惟忠是归……”

现在方庆平一家筹建的方孝孺纪念馆正门上,有意在重建的“求忠书院”四字。


【第五块拼图】

“详哉言之矣”


方庆平现在很希望找到陈继儒文中所说的,叶琰、谢铎、张弼、王世贞四人对方孝孺上海后裔踪迹“详哉言之矣”的文章。

尤其是宁海书生叶琰写的《振发幽奇》一书。

查“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在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收录有一篇“叶琰记云”。

叶琰说,自己先后听两位姓周的人说,方孝孺在上海有后裔。前者曾“以星术游苏松”,听当地人说,方孝孺“尝以其幼孤托吾乡先辈抚之,后纳为馆甥,故今侨寓兹地”。后者说,自己与松江人余采,“同事久而情好甚笃,私语予曰:‘采乃方正学先生裔孙也。先世避难云间,故冒今姓耳。’予曰:‘果尔,曷不复乎?’君唯唯不答……”余采没有回答为什么不复姓。这位同事再问到后嗣,余采则以二男二女作答。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叶舟指出,前者名叫周鹏,后者名叫周练滨,并接着介绍:叶琰于是便作《正学先生后嗣记》。后来到隆庆元年,叶琰又见到了前文所说的余采女婿陆琰。陆琰说,确实方孝孺后裔寓松江,冒余姓,居华亭者已五六世,世代从儒术相继承,而余采先生尤谨言慎行。

叶琰欣喜若狂,就此又写下《书正学先生后嗣记后》,后来还将自己写的四篇文字,编成《振发幽奇》册。

这本书,在万历二十二年,又被宁海知县王演畴看到了。他还看到谢铎写的《谒缑城里有感》一诗,认为其中“千古名传海上村”“孙枝一叶是君恩”,即是暗指方孝孺后裔在松江上海一事,于是后来告诉了杨廷筠。此时,杨廷筠“按试云间郡庠”,又发现有“余中冑”者列名第二,因询其命名之故,知为方先生九世玄孙。于是杨廷筠“檄郡县核实,晤对回文皆与予言不差”,由此,直接促成他为方氏后人复姓一事。

方庆平希望找到的,还有一本诗集。

他说:崇祯《宁海县志》称余采的弟弟余塾,做过“海宁丞”,“著有《贞复堂集》”;而在《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里,则有一篇宋尧俞写的《贞复堂集序》,序中说,“黄浦之流入于华亭东南,盘折以百数,名金汇塘。塘之隐曲则余氏居焉……思泉君从海宁宦归,始稍稍葺治,乃沿堂之旧址鼎新之……其额曰‘贞复’。是岁,君刻诗集亦成,乃以书来曰:‘予先太史正学方公之后也……’”这位思泉君,应就是余塾。这本诗集如能找到,则是方孝孺在上海的后裔,自己写的第一手史料。

今天,走进方孝孺纪念馆,迎面一方池水映照蓝天。方庆平的设计意图,是借朱熹诗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馆内展陈丰富。八年来,他和团队广泛查阅史料,去过浙江宁海、江苏南京和常州、湖北孝感、福建宁德及上海奉贤、松江等地踏访。他说,在宁海县前童镇,遇见这样一件事——

“这里当年曾两次请方孝孺来讲学,对当地崇教重学影响深远,‘皆守方先生遗教’。我们在那里踏访时,路上遇见有人问起,陪同我们的人回答:‘这是从上海来寻先生的。’对方一听就很热情。他们平时说话就直接称‘先生’,不加‘方’字。‘先生’一词,在那里,好像成了一个特指方先生方孝孺的专有名词。我们要是说方孝孺,还会被他们批评,不可以直呼其名……”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郭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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