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两次选择，陆家三代人见证了上海农信事业的开拓与革新。普惠金融的传承之光在陆安走村串户的双脚，在陆亚萍拨动算盘的指尖，更在叶天明向阳而行的心中。

1980：决定两代农信人交接班的一次家庭会议

1980年，一次家庭会议改变了陆亚萍的命运。父亲陆安叫来他们姐弟三人时，她没想到，今后的自己会与农信社、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紧密相连。但她深知，从今往后将沿着父亲从业的足迹，担当起新一代农信人的历史使命。

1954年5月，崇明县解放后第一个信用社———新平乡益群信用合作社成立。同年下半年，各乡、镇陆续建社。至1955年初，全县已建社106个，入股社员68578户，实现了乡乡有社。曾在解放前任乡长、农业中学校长和卫生院长的陆安，就在这一时期被组织分配至五滧信用社，负责外勤工作。

1958年，崇明县乡村工业兴起。村办、乡办企业如雨后春笋，镇上的橡胶厂、针织厂、农机厂、轧钢厂都有了贷款需求。陆安负责信贷审批，虽然工作繁忙，但是对待每一笔贷款都一丝不苟。根据规定，核实清楚，确保贷款的真实性、有效性，才批准放贷。信用社人手有限，他就亲自去实地考察；他不会骑自行车，就靠着自己的双脚，走村串户，深入企业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在女儿陆亚萍的记忆中，父亲在农信社工作几乎没有休息日，平均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那时崇明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不少村办企业欠缺经验，经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出现了呆账、坏账，父亲这名老党员还要上门“做思想工作”。

信用社始终扮演着农村普惠金融主力军的角色。1958年，乡村工业（社队办企业）年总产值2479.6万元，仅占崇明县工业总产值的37%。从1976年起，乡村工业总产值开始超过县属工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崇明县乡村工业在国家税收、贷款等方面的积极扶持和城市工业的影响下迅速发展，出现了队队联营、社队联营、工农联营等新的经济联合体。1980年，乡村工业年总产值在全县工业总产值占比超过66%。崇明农村信用社在乡村工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1980年，陆安年满54岁，即将从崇明农信社五滧分理处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根据接班顶替政策，父母退休、退职后，其子女可以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原工作单位上班，于是便有了这场陆亚萍记忆犹新的家庭会议。

名额只有1个，陆家有姐弟三人。对陆安夫妇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还是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大弟率先打破沉默，“姐姐是生产队的会计，又是共产党员，她去信用社工作更合适，让姐姐去吧”。二弟也微笑着同意，“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还是姐姐去接爸爸的班吧”。农村的习惯，重男轻女的思想，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但是在弟弟们的谦让与支持下，1980年10月，姐姐陆亚萍正式进入合兴信用社工作，幸运地成为了“第二代”农信人。

1983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有关文件后，农村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乡镇工业发展更快，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提高。1984年，崇明农村年人均收入312.9元，比1956年的43.2元增加6.2倍。1956年后，信用社几经并撤，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农村最末端，始终是农民最信赖的金融机构。到1984年，崇明全县24个信用合作社共有153574户入股社员，股金总额21万元，分别比1954年增长1.5倍和2.2倍；信用社各项存款5789.9万元，各项贷款3077.4万元，分别比1954年增长732倍和668倍。

“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在农村，往往天才刚刚亮，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做事了。为了方便村民存取款，农信社实行早班制，排到早班的柜员早上6点就要到岗，为村民们办理存储业务。8点以后，可以办理与生产队结算等对公业务。那时候没有电脑，对账结转都靠手写来完成。一支笔，一把算盘，几大叠厚厚的账本和传票，“三铁”（铁账、铁笔、铁算盘）是农信人的立身之本，也是那时农信人严谨作风的见证。利息提取要计算，全靠算盘打出来；对定期存单要一张一张地复打，也全靠手工；至于科目分户账的转结、报表、登记簿之类，也全靠手工来做。“手工算账，尤其是存款利息分几段算，要仔细核对，一不留心拨错珠数，或者大小写不对应，算错了用户存款，可是很麻烦的。虽然有时只差几分钱，但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大家算盘都打得很仔细。”陆亚萍回忆道。

说到打算盘，陆亚萍不无骄傲地说道，有一次参加县信用联社组织的外勤业务考试中拔得头筹，获全县第一名。“由于我做了很长时间的会计业务，以致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同事都很羡慕我。”从1980年到2008年，陆亚萍先后在合兴信用社、五滧信用社、崇明县信用合作联社、上海农商银行会计结算部等处工作，做过会计，也跑过外勤，还担任过信用社分站负责人。虽然工作几经变动，但陆亚萍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做到本职业务无差错。“父亲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时常提醒自己，要像父亲一样，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随着2008年3月的正式退休，陆亚萍细心、谨慎的工作态度以及农信事业践行普惠金融的历史使命，传承给了第三代“农商人”。

2003：一次求职选择

2003年，非典之年的毕业季，刚刚完成大学学业的叶天明，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读研、考公计划被疫情打乱后，叶天明最终选择了入职浦东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想到外公、妈妈都在这里工作过，我就觉得农商行很亲切，因为从小就跟这里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陆亚萍在信用社工作的时候，女儿叶天明就常常在妈妈工作的营业厅里度过自己的暑假。通过笔试、面试层层选拔、走上工作岗位，2003年再次与农信社相遇的叶天明对这里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窗明几净的业务大厅，电子化的办公设备，统一的蓝色工作衬衫，与儿时记忆中的农信社迥然不同。此起彼伏的算盘声变成了“啪啪啪”的小键盘声，开户由手工被电脑代替，柜面工作更为高效、快捷。

但是，老百姓对信用社的认可与口碑没有变。2003年，上海农民人均收入超6658元，增幅为近6年来最高。收入水涨船高，农信社仍然是城镇居民办理资金业务的优先选择。同年，上海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围绕“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主题，以园区建设和农民进城为主要的支农切入点，有效强化“立足郊区，发展城镇，辐射市区”的市场定位，积极探索“零售银行”发展道路，随着业务发展构架的布局完善，全市涌现出10家“小巨人信用社”。叶天明当时工作所在的浦东联社北蔡信用社，就是“小巨人”之一。

2003年，上海市217家信用社全部实现盈利，系统实现利润6.92亿元，其中，有83家存款增长超亿元信用社，有22家小型信用社存款规模超过亿元。至2004年底，上海农村信用社全市有网点326家，员工总数4000余人，总资产108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903.7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29.27亿元。2005年，上海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为上海农商银行，成为国内首家在农信基础上整体改制成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制后，全市农村信用社234家法人机构由三级法人归并成一级法人，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集中统一。同时，作为服务于“三农”和市郊经济的社区型零售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加快业务创新和功能完善，为市郊经济组织（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涉农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方位、有特色的金融服务。

算盘变成了键盘，账本变成了笔记本，勤劳的指尖变成了飞舞的双手，认真负责，严谨细致践行普惠金融的初心未曾改变。“世博会期间，浦东是主战场，我们从召开分行全体动员大会，到严格推行标准化窗口规范服务流程，从规范站姿、坐姿、手势、空姐式‘咬筷’微笑法一直到窗口规范‘双语’文明用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展示我们良好的服务形象。”从入职到现在，17年间，叶天明从基层会计岗、客户经理岗、国际业务岗、秘书岗、工会工作岗、分行团委书记一直到目前成为浦东分行办公室主任兼安全保卫部经理，她对上海农商银行“家”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努力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起先锋模范作用，也带领所在团队屡获殊荣。

叶天明尽管工作生活都在浦东，忙碌之余也会常常陪着妈妈回崇明岛上看望外公，三代“农信人”聚在一起话家常，不禁感慨上海农商银行十五年的发展巨变，也憧憬着步入新时代后上海农商银行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

2019年，陆安收到了一枚特殊的“90后”奖章，奖章上，“以农信开创之业，传农商一脉之承，以潮头破浪之勇，鼓继者高展之气”格外醒目。对于陆家而言，“农信”并非三次巧合地选择，而是三代共产党人的不解情缘，是一个家庭的执着坚守。对于上海农信事业来说，曾属于像陆安、陆亚萍这样“农信人”的时代不会随时间逝去，他们的开拓、奉献精神将永远会被像叶天明一样的上海农商银行后继者们所铭记。

从清晨到日暮，从过去到未来，回溯时光，每一代农信人从一代代前辈手中接过衣钵，在农信的沃土上耕耘，农信精神在薪火传承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工作岗位的传接频繁且平常，但农信精神、践行普惠的使命传承厚重而深远！因为传承，精神永垂不朽，因为传承，初心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