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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谭盾:写《慈悲颂》前,星云大师对我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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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俊珺 吴桐 2020-08-07 06:17
摘要:人与人的心灵是无法被隔离的,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

在前不久闭幕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敦煌·慈悲颂》收获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

自2018年问世以来,这部作品曾在全世界许多舞台上演。很多听众说,他们从中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

在长达6年的创作过程中,那个曾经不断拓展人们音乐想象力的谭盾悄然改变。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他想写出一部所有人的心灵都能参与的作品。

在接受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谭盾说:“音乐就像一条无形的丝绸之路,能够连通人心。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让全世界听众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心里信什么,未来做什么。



(《敦煌·慈悲颂》复原反弹琵琶)

我在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您第一次去敦煌,走进莫高窟是什么感受?是什么促使您写《敦煌·慈悲颂》?

谭盾:8年前,我第一次去敦煌,在辽阔的沙漠中,我终于看见了让我仰慕已久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壁画中记载了4000多件乐器、3000多名乐伎,以及500多个古乐队。这些古老的壁画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仿佛从画中听到了美妙的声音,感受到了慈悲和爱。这让我有了一种灵魂的冲动,想把这些壁画用交响乐演奏出来,带去全世界。

我还了解到,石窟中有许多敦煌音乐手稿现在都散落在世界各地,被收藏在法国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日本的佛教博物馆等地。我去了那些地方,追寻那些失散的敦煌古谱,并琢磨如何让它们和今天的交响乐团产生共鸣。于是我开始了创作。

上观新闻:在敦煌,您见到了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她给了您怎样的启发?

谭盾:樊院长在上海长大,在敦煌坚守了55年,是“敦煌的女儿”。第一次见面时,她对我说,你能不能把敦煌的壁画变成声音,用音乐来讲述敦煌的故事。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壁画变成音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它,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感受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

第二次去敦煌时,我又见到了樊院长,她问我有想法了吗?我说,想法是有了,但壁画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您能不能给我些建议,该怎么入手?她说,你先看看这些书吧,于是她从办公室拿出了《敦煌壁画故事全集》《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大字典》。那么多、那么厚的书,每一本上都有她的字迹,而且有很多都是绝版的书。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问她,您舍得吗?她笑着说:我这是在“投资”。

上观新闻:您后来是如何找到突破口的?

谭盾:我在上海和敦煌之间往返了很多次,越是深入敦煌壁画的世界,就越是无从下手。几年前,我带着费城交响乐团去我的家乡湖南演《女书》,恰好星云大师在湖南做演讲,我争取到一个向他提问的机会。我就问他,究竟如何才能把浩繁的敦煌壁画融进一部音乐作品里。

星云大师说,艺术家的创作当然要从自身的角度去构思,因为只有独立、有个性的作品,才能在艺术史上留下真正的痕迹。但你要写敦煌,就一定要从众生的角度、从人和人性的角度去写。这句话,一下子打开了我的思路。

上观新闻:怎么理解这句话?

谭盾:就是用老百姓喜欢的旋律和节奏,用老百姓熟悉的音乐故事来写。让他们的心灵可以参与,能产生共鸣。

上观新闻:而您过去的许多作品给人感觉是充满了实验性。

谭盾:我曾经确实做了大量实验性的工作,试图将色彩与音乐联系在一起,在很多作品中我关注的是有趣的形式。但现在我被敦煌壁画拉回来了,我的音乐被改变了,我开始更加关注精神内涵。敦煌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我的职业,我获得了对自然、对生命的全新视野。通过《敦煌·慈悲颂》的创作,我在自己的内心看到了一个新的作曲家。

上观新闻:所以,您最终从成百上千的敦煌壁画故事中选择的六个故事,都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谭盾:这些故事不只是佛教故事,也是教我们如何做人的故事,是爷爷奶奶对我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如今我们长大了,故事也快被遗忘了。爷爷奶奶走了,但故事还是要讲下去。

比如第一幕《菩提树》,小王子用自己的血肉去拯救死去的小鸟,领悟了众生平等。“在这个世上,从细小的蚂蚁,到巨大的恐龙,生命都平等。”第二幕中,美丽的九色鹿看到有人落水,她明知自己一现身就可能会被人出卖行踪,但她还是救了那个人,最终因此被杀害,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恩人永远不能背叛,朋友永远不要放弃”的道理。


(樊锦诗与谭盾在敦煌莫高窟)

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

上观新闻:既要讲述六个故事,还要把交响乐、合唱以及传统乐器融合在一起,在这部形式独特的作品中,您是如何抓住听众的?

谭盾:有很多人问过我,这部作品是交响乐吗?我说不是。是歌剧吗?我说也不是。我觉得它或许可以被称为“壁画剧”,或者说,它就是一部“慈悲颂”。

在写了5部歌剧和许多电影音乐以后,我对如何用音乐讲好故事有很多感悟。要抓住听众的心就是要用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用音色、旋律、节奏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所以这部作品的节奏非常紧凑,而且很“穿越”,有时候一个和弦“砰”一下就穿越了200年。

在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首演后,《德累斯顿日报》的评论很有意思:“《敦煌·慈悲颂》像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音乐的故事如风暴般震撼着每个人的心灵。”

上观新闻:听说,《敦煌·慈悲颂》在德累斯顿首演的时候,您特意带了两套指挥服?

 谭盾:是啊,因为心里很忐忑,怕西方观众难以理解,怕被他们扔鸡蛋和西红柿(笑)。结果演完之后,不仅第二套衣服没用上,观众的掌声还持续了整整15分钟。德国媒体评论说,他们听见了东方哲学的深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尼采,他们一直在出口文化,这部作品让他们真正“进口”了一次中国文化。他们发现中华文化竟是这样深远。他们告诉我,在这部作品中,他们听出了中国人的高贵与尊严。

上观新闻:看来他们不仅在音乐中看到了壁画,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谭盾我认为敦煌留给世界的不只是古老的壁画,还有信仰,对慈悲的信仰,对善良的信仰,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和平的向往。这样的信仰让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全世界的文化领域被人们所尊敬。我希望这部作品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听众了解中国人从哪里来,心里信什么,未来做什么。我也把自己对生命的理想融入其中———永远有信心,永远有自己的梦想,永远有爱心,特别是对大自然的爱,对祖先的爱。   

上观新闻:全世界许多知名乐团,比如慕尼黑爱乐、洛杉矶爱乐、墨尔本交响乐团等都曾演绎过《敦煌·慈悲颂》。外国音乐家是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

谭盾:2018年在德国首演时,合唱团是由来自19个国家的青年歌唱家组成的,他们都用中文演唱,唱得特别好,我很感动。我记得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青年歌唱家听了第五幕《心经》之后泪流不止。他说,他在其中听到了俄罗斯的民歌,听到了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来自以色列的歌唱家说,他虽然从来没有了解过《心经》,但听后觉得心里特别安静,感觉它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全世界演了那么多场之后,《敦煌·慈悲颂》去年回到了敦煌。这次敦煌之行有怎样特别的感受?

谭盾:去年我把法国里昂国立管弦乐团和德国吕贝克国际合唱学院的200多位音乐家带到了敦煌。他们走进莫高窟看到壁画后惊喜地说:“这个文字竟然有点像希伯来文,怎么跟中文在一起呢?”“哎呀,这把琉特琴好像我爷爷也有一把。”那天晚上指挥《敦煌·慈悲颂》的时候,站在舞台上,我感觉音乐家们似乎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与壁画对话,在朝圣。

直到今年去兰州给兰州音乐厅合唱团排练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场音乐会还有一位很特别的观众。在排练之余,我沿着黄河逆流而上,开了两小时的车,又坐了一个小时的快艇,在荒芜的群山之间,走进了千年古寺炳灵寺。我们的祖先在那里的悬崖峭壁上建了169个石窟。在巨大的佛像下,有一位浑身黝黑的农民走了过来,他说自己是“看佛人”,已经在那里守护了35年。这位农民握着我的手,轻声地告诉我,他听过两次《敦煌·慈悲颂》。我吓了一跳,在这荒无人烟的黄河之滨,居然有一位听过两次《敦煌·慈悲颂》的“看佛人”。

原来去年我们去敦煌演出时,有敦煌研究院的朋友把消息告诉了他,他赶到敦煌,听完第一场觉得好,第二天没走,又买了一张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水。我顿时觉得自己的音乐是为他而写的,尽管我们从未相识。


(谭盾与艺术家们在排练现场)

寻找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上观新闻:融合,是您音乐创作中的重要命题,您多年来一直在西方音乐的架构和语汇中融入东方的文化。在您看来,东西方音乐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谭盾:西方音乐强调和声、节奏与和弦的结构,主要是通过物理的震动及声学结构来决定音乐的情绪。而东方音乐是基于自然的,它的韵律就像东方建筑的韵律一样,以河流为琴弦、以天地振动作为音阶。东方音乐其实是一种有机的音响思考,它与东方的艺术与文学一样,都是和大自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把大自然还原成交响乐,还原成一艘“声音之船”,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技术问题。绘画也是如此,画家要营造东方的色彩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需要非常具体的创造和归纳。

上观新闻:艺术的成长离不开技术的支撑。

谭盾:是的。艺术家的创造离不开自己的根,离不开养育自己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在技术上不断进步、不断创造,这两样东西都要有,并不是说我把自己的作品跟传统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就拿《敦煌·慈悲颂》的创作过程来说,我获得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感悟,也有很多技术上的感悟。把这6个故事像6个短小的歌剧一样串在一起,在结构上必须有一种创新,在美学与技巧上要引领潮流。

面对敦煌壁画,我不仅重温了那些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如何做人的故事,也看到了未来,因为壁画艺术其实具有很强的未来感,我从中感受到了未来音乐的力量。与未来沟通,一直是我写音乐的一个归宿。同时,能够让全世界,无论是西方听众还是东方听众都向往自然,向往和平,是我的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归宿。我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方共同的哲学平台,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让我的作品西方人能接受,我的父老乡亲也很喜欢。

上观新闻:这条寻觅之路走得并不轻松吧?

谭盾: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生存的意义。因为我相信,无论两种文化相隔多么遥远,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哲学平台或者文化平台,所有的矛盾都有可能转化为和谐。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交响音诗《女书》,这部作品就让我找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平台。女书起源于湖南,千百年来通过母亲口传心授,教给女儿如何做女儿、如何做妻子、如何做母亲。我花了5年时间做女书的研究,在湖南江永走访了13位女书传人,她们大部分都在90岁左右。后来,我把《女书》写进了交响乐,这部作品被费城交响乐团等全世界知名交响乐团带到了世界的舞台。女书这一古老且与众不同的吟诵歌唱,之所以能够让众多中外音乐人都感兴趣,我觉得因为女性文化就是一个东西方可以沟通的平台,从而演化出了一种创新的力量。

上观新闻:在《敦煌·慈悲颂》中,您是否又一次找到了这样一种对话的平台?

谭盾:的确,我在欧洲、澳大利亚、美国的不同城市,与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的时候,发现台下的观众都会产生共鸣,无论他们来自哪里,讲何种语言,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都可以在音乐中产生深刻的认同。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交汇的见证,你能看到不同人对慈悲、对自然共同的信仰,这份信仰可以穿越时光,穿越地域,就像一把能够打通东西方的钥匙。


(谭盾与音乐家们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谢幕)

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上观新闻:《敦煌·慈悲颂》的创作,对您这两年的音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谭盾: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初起时,我坐上了从纽约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耳畔传来“嗡嗡嗡”的飞机引擎声,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武汉的锣音,突然就想到了当时正在经历疫情考验的武汉,想到了那些逝去的生命。于是,我就想创作一部作品为疫情中的武汉祝福。

我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写《敦煌·慈悲颂》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你为人思考、为人担忧的时候,眼前自然就会浮现出音符、颜色、旋律、节奏。

上观新闻: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叫《武汉十二锣》?

谭盾:多年前我在创作《交响曲1997:天·地·人》时在武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湖北的编钟、锣和古乐器很有感情。武汉有着两千年制作锣的历史,全世界很多交响乐团都在使用武汉制造的锣。我和纽约、柏林的交响乐团们合作时,他们的乐手都曾告诉我,他们用的是武汉的锣。我之所以用12这个数字,因为中国文化中有12时辰、12生肖……12是中国文化的图腾,也是人类生命的密码。 

上观新闻:《武汉十二锣》在欧洲首演时,有观众感动得落泪。在线上演出时,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您认为这部作品为什么能激起观众的共鸣?

谭盾:我想是因为锣声里包含着心灵的感悟、精神的安慰和信仰的支撑。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隔离的经历,这时候我们越发感觉到,人与人的心灵是无法被隔离的。什么样的药可以让我们的内心不被隔离?答案一定是音乐,因为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灵连在一起,音乐是心灵的良药。

在繁体字中,樂(乐)与藥(药)是同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音对五味,音乐与药物有着天然的联系,“良樂”亦是“良藥”。过去,人们用音乐治疗忧郁与疼痛,后来人们发现了草药,然后他们在繁体字的乐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是药。

上观新闻:疫情让许多人对生命产生新的感悟,您也将自己的感悟表达于音乐之中。

谭盾:是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很多人会问,这种病是哪里来的?这是有待科学家解答的问题。那么,音乐家要做的,就是深入自己的内心,用艺术给人以抚慰。

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我和每个人一样都深深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信任彼此,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我把这些思考用音乐来讲述。历史上许多被奉为经典的音乐家,比如贝多芬、莫扎特,他们的音乐之所以长存于世,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思考,能从精神上激励着人们去更加勇敢地做自己。我也想成为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和人们的精神沟通,在危难中与听众心贴心、心动心。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陈俊珺 题图来源:蒋迪雯 摄
视频采制:王清彬
采访录音整理:杜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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