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电影《珍珠港》剧照

从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国门，到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日本用60年时间从一个落后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一个国家崛起的奇迹；然而在这之后，日本迅速滑向法西斯主义，结果不但给世界尤其是中国造成巨大灾难，自身也几乎尽毁于战争。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发展的？这一切带给后发追赶型国家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被儿子揶揄为“日本研究个体户”的《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马国川，用《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以下简称《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两部作品，试图做出回答。

日前，本刊记者专访马国川，围绕“源”与“谜”，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还有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王升远教授，他从日本文学入手、对日本思想史和战争史的研究积累，令访谈更精彩、更深入。

用记者的好奇眼光去打量日本近代史

上书房：在《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出版之前，马老师已出版《大碰撞》《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重启改革议程》《看中国》等作品，观察的对象无一不是中国，为什么这次转向了日本？

马国川：和王教授这样的专业日本研究者不同，我是用记者的好奇眼光去打量日本近代史的，儿子说我是“日本研究的个体户”。

当然，这份好奇是有由来的。2016年8月，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和支持下，我去日本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期四个月。抵达东京的当天，我换了一些日元，发现最大面额的日元上面是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这让我很意外，因为许多国家的货币上印的都是政治家。当晚，我走进庆应大学校园，发现图书馆门前有一尊福泽谕吉的半身雕像，原来福泽谕吉还是庆应大学的创始人。

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死于1901年，正好跨越日本从闭关锁国到明治维新、从改革开放到国家崛起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中日两国命运的分水岭：日本迅速上升，跻身世界列强；中国沦为列强宰割的对象。福泽谕吉引发了我的好奇心：为什么日本会在几十年时间里超越一向是他们“老师”的中国，成为近代东亚第一个崛起的强国……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福泽谕吉雕像的照片和自己的一些思考，感慨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日本，堪称“日本的启蒙老师”。

福泽谕吉

许多朋友跟帖评论，但也有不少人问我福泽谕吉是谁。于是，我写了一篇长文———《福泽谕吉：一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介绍福泽谕吉的生平。朋友们纷纷点赞，说很有兴趣读这类文章。就从那天、那篇文章开始，我决心寻找这个国家近代发展的轨迹。外出游览时，我有意去探寻史迹，每有兴会，就把那些可感之人、可述之事记录下来；游览回来，则埋首史书，查找资料。我在网站开设专栏，大致每周发表一篇。这些文章获得了读者的共鸣，既然吾道不孤，我也就更加努力地写下去了。回国后也没有停笔，直到2017年11月中旬，写完最后一篇《明治之死：结束，还是开始》。

这些文章结集成了《国家的启蒙》。这是一段奇特的写作旅程，我第一次集中这么长时间去阅读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

上书房：专栏共发了60篇文章，但《国家的启蒙》是由59个明治维新前后期日本历史人物的故事组成的，为什么少了一篇？

马国川：删掉的是李鸿章的故事，原文标题是《李鸿章的痰盂与清王朝的改革命运》。

日本马关有一座“日清讲和记念馆”，馆内复原了当年签订马关条约的场景：一张长桌，八把椅子，每把椅子旁都用木牌标明当年所坐何人。我参观时发现，作为日清谈判首席代表的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脚下各有一样东西，一开始以为是暖气炉，后来发现是痰盂。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应该知道外交场合当众吐痰是没有教养的行为，怎么会安排放痰盂呢？查阅资料和咨询日本人士后我才知道，痰盂主要是为李鸿章准备的，只是出于对等的考虑，才在伊藤博文一侧也放了一个。

不过，日方准备的痰盂最终没派上用场，因为李鸿章从国内带去了专用立式痰盂。从黑白老照片上看，这个设备很豪华，底部有一米高，其上是大开口的痰盂，李鸿章不用弯腰就能吐痰。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也印证了李鸿章确实有在外交场合吐痰的习惯，且声音很不雅。李鸿章的痰盂让我十分感慨，大清王朝的改革比明治维新还要早几年，1861年开始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但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注重的是器物层面的近代化，忽略和反对制度与文明的变革，至死都没有意识到，只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而不进行彻底的系统性改革，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满足于做大清朝的“裱糊匠”，虽然一直代表国家出席外交活动，却不仅不肯脱下长袍马褂，连当众吐痰的恶习都不改。但是，因为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人物，而非日本历史人物，所以最后没有收进书里。

上书房：“启蒙”之后又是如何诞生“歧路”的？

马国川：吴敬琏先生看过《国家的启蒙》书稿后说，这本书没有写完，应该写到日本战败。确实，开国-追赶-崛起-歧路-毁灭是日本第一轮现代化的完整过程。于是，我在《国家的启蒙》之后，又开始追寻明治天皇去世后的日本发展轨迹，写作了《国家的歧路》。

这是一段越写越沉重的历史。明治之后，大正时期的日本充满了向上的希望：1910年到1920年，日本经济增长了60%；政党制度、议会制度得以建立；跻身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列，主张人权平等和协调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欣欣向荣的背后，暗潮涌动，峥嵘时现。右翼势力开始膨胀，在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就像一艘巨轮，突然掉头，逆流而行，走向毁灭。

上书房：还会写“毁灭”之后的“重生”吗？

马国川：会，正在写。《国家的重生》描写战后日本重建的历程，这本书将和《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一起，组成“日本三部曲”，作为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总结。

“正直的老鹰”啄食击溃“卑鄙的鸽子”

上书房：日本的启蒙之路发端于何处？

马国川：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国崛起”，主要是它能够审时度势地做出选择，能够虚心地向先进者学习。1853年当美国的“黑船”舰队抵达东京湾要求日本开国时，日本在度量了两国之间巨大实力差距、对自身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没有武力抗拒，而是顺应时势，主动打开国门。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制定了“文明开化”“殖业兴产”等国策，放弃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向西方学习，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移植西方的经济制度。这种彻底的、几乎是“全盘西化”的学习，使得日本快速地追赶上来，让西方国家也十分吃惊。

黑船来航：马休·佩里率美国海军登陆日本

但是，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自信心”膨胀，从谦虚向学变得暴戾起来，越来越迷失方向，为后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祸根。

上书房：“启蒙”是如何被中断并走上“歧路”的？

王升远：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但2018年明治维新150年之际，日本思想界对明治以降日本的近代史历程展开了较成规模的反思，马老师的《国家的启蒙》在这一年出版，可谓适逢其时。今又读到马老师新著《国家的歧路》，很高兴。马老师的论述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带来一位新闻家的视角，是贴着中国的大地提出问题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实感”和“痛感”，而这正是这些年我们的日本研究中普遍缺乏的，这对激活、拓展中国的日本研究、东亚研究很有帮助。

马老师这两本书出版时间虽然先后有别，但彼此之间是有内在连贯性思考的，通过对帝国往事与历史人物的检视，解析从明治到昭和初期诸种“非计划性”因素以何种作用机制推动了所谓“共同谋划”的动态形成，进而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揭示昭和初期日本军、政、商、学各界各派之间聚散离合的力量关系与博弈轨迹，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日本近代化歧路背后复杂历史结构的理解。

那么，“启蒙”是否开拓了“正路”？如果是，日本为何没有沿着这条“正路”走下去？大家知道，明治与昭和初期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大正时代。然而，上世纪20年代末直至30年代，日本的皇道派对所谓“大正民主”弃若敝屣，他们推动的“昭和维新”所对接的思想传统是“明治维新”。尽管“大正民主主义”长期以来备受史学家称扬，但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戈登教授依然建议以“帝国民主主义”来置换它。因为从明治、大正，直至昭和初期，一以贯之的不是虽为正道但气若游丝、最后寿终正寝的“民主主义”，而是“帝国性”的一面。而议会政治之所以能短暂存续，并一度成为日本政治权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将民主作为手段，而非目的，他们所追求的也无外乎是天皇地位和帝国体制的强固，与其对手是殊途同归的。

岩仓使团的五位领导人（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上书房：王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用“正直的老鹰”和“卑鄙的鸽子”来阐释不同政治集团的缠斗，我们是否可从缠斗的过程中一窥从“启蒙”到“歧路”的转向？

王升远：事实上，日本的近代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正直的老鹰”不断啄食直至击溃“卑鄙的鸽子”的历史。“正直的老鹰”和“卑鄙的鸽子”是由日本评论家佐高信提出的，用来区分政治家的不同类型。在他看来，前者虽广受国民欢迎，但后者“更能胜任政治家的角色”。

如丸山真男所言，日本法西斯运动区别于德意两国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农本主义，表现为对城市、工业、资本、官僚和政党政治的仇视。石原莞尔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就宣称，“期待能够间接改造祖国，将勤劳大众从资本家政党的独裁及其压榨中解放出来”（子安宣邦著、王升远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军部如是，民间亦如是。上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底层社会对政党政治的低效和无能感到愤懑，他们怒斥，“现有的政党出卖了我们，成为大资本家的政治奴仆。”（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现代日本史》）然而，正是这些民众眼中“卑鄙的鸽子”，对内阻滞了突飞猛进的全体主义进程（如原敬、河合荣治郎、斋藤隆夫），主张限制君权、伸张民权（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桐生悠悠、浜口雄幸），拒绝支持以牺牲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成全军阀的对外侵略和殖民（如石桥湛山、室伏高信）；对外则通过国际协调，为日本赢得了发展空间（如原敬、阿部守太郎、新渡户稻造、牧野伸显）。

丸山真男（1914年3月22日-1996年8月15日），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

憾乎，这些为民抱薪、为自由开路者却因其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有限的妥协路线、中道路线而被视为“卑鄙者”“非国民”，为民众所唾弃。他们在铁屋中的困苦与挣扎、呐喊与抗争，都在马老师的书中得以彰显。

1921年65岁的首相原敬被18岁青年中冈艮一刺杀，1938年小小的陆军部军务课员佐藤贤了在众议院审议《国家总动员法》时，面对议员们的质疑竟以“闭嘴”斥还，这些都象征着日本议会制度的名存实亡。

在这十多年间，军部与重臣元老、贵族院、枢密院、议会、政府等各股力量间的复杂博弈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潜藏在社会底层、体制外的政治恐怖主义传导开来所引发的寒蝉效应。中冈艮一的精神偶像是刺杀了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29岁青年朝日平吾，而朝日平吾的精神导师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北一辉。无论是北一辉还是朝日平吾，这些“正直的老鹰”都以“改造日本”的志士、爱国者的面目示人，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但如马老师在评论“五一五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只要强调犯罪动机是单纯的，是出于至高无上的爱国热情，军人的残暴行为就很容易得到民众的谅解。‘五一五事件’不但没有损害军人的社会形象，反而强化了唯有军人才是真正爱国者的社会舆论”。

这种“唯动机”“唯立场论”的泛道德化评判，拒绝理性讨论的激进风气，未得到有效遏制转而演变为吞噬一切的狂潮。“正直”成了“老鹰”的通行证，而“卑鄙”成了“鸽子”的墓志铭。

上书房：讽刺的是，引领狂潮的弄潮儿自己并不糊涂，甚至对追随者心怀鄙弃。

王升远：是的。朝日平吾在遗书中坦言，“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满20岁的青年，他们不像今日之有识青年会算计，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征为愚直、不言实干、莽撞，立于信念、不为名利而动，故坚强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决死的真实。强烈鼓吹天下之事皆为赌博的人生观，与其病死，不如诛灭奸人而死等男子汉的豪爽之气。加上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教养，因此有咒骂世道之眼光与对贵族的深恶痛绝，因为愚钝才可靠。”

另外，马老师也在书中披露了北一辉的真面目———“北一辉声称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底层的一边，他所宣扬的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可是暗地里，他却接受财阀的资助。这就是历史的真相。而信奉他思想的年轻人却不明就里地去杀财阀，并为此丧命。”

马国川：在大正时期，日本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都有长足发展，但是并不健全。例如，遴选内阁的正当程序并没有建立，首相由元老或重臣推荐，政坛上仍然流行密室权谋。政党为了讨好选民，对资源进行不公平分配。由于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民众对于民主制度感到失望。潜伏在社会底层的政治恐怖主义不时爆发，不断地动摇代议制民主。

1929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也让日本农民生活遭受重创，城市失业严重，社会秩序紊乱，引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政党的愤怒。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切身体会到农村苦难和社会不公，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他们认为必须砸烂现有制度，通过“昭和维新”重建国家。明治宪法规定军部直接听命于天皇，而天皇不亲政，导致没有力量可以制衡军人。结果，在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军人和日本社会右翼力量的推动下，民主制度被废除，日本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

国家可以拥有一支军队，可军队不能操控一个国家，否则就会成为军国主义。但是，由于明治宪法的结构性缺陷，导致昭和时代的日本成为一个军队控制下的国家。

日本第一轮现代化是一个以成功始、以失败终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明，现代化道路绝对不是一条坦途，而是充满了歧路口，稍有不慎，就可能误入歧途。日本就是一面镜子，值得所有后发国家引为镜鉴。

没有成为叮咬的“牛虻”，而堕落为唱赞歌的“夜莺”

上书房：军国主义的日本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正是日本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日本民众为何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

王升远：马老师已经在《国家的歧路》中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日本的启蒙思想不彻底，导致日本国民中普遍流行‘对内立宪主义，对外帝国主义’。‘对外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又破坏了‘对内立宪主义’，最终将国家推进了对外战争的灾难之中”。此言不虚。

福泽谕吉在他那本闻名世界的《文明论概略》中指出，从原理上来说，个人的自由独立、人民的智德，其价值都优先于国家对外的独立；然而，从实际上来看，在日本与外国力量对比显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维持国家独立乃当务之急，不得不压制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领袖板垣退助也同样认为，当国权与民权发生龃龉，后者须让位于前者。“原理”与“实际”的断裂遂使后者名存实亡，明治时期民权运动的不彻底性使得民权被以国权之名频频侵犯，直至侵蚀殆尽，以虚假的外患整肃内忧也成为军国主义政权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法。其路径便是将国际政治伦理置换为血亲伦理，将国家拟人化。国家的脸面常常超过了国家利益的理性考量，成为优先级。

一个个让渡了个人权利、放弃了自我的国民，组成了一个沉默的、名为“日本人”的巨大整体，并把整个世界设为假想敌。当学者们的著作以“妨害安宁秩序”之名被查禁，作者们遭到攻击、恐吓，而让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沦为“世界孤儿”的松冈洋右反被当成“国民英雄”时，帝国已如脱缰野马，向着歧途一路狂奔。

马国川：王教授提到“以虚假的外患整肃内忧”，我深以为然。1853年美国“黑船”叩开日本国门时，日本是个无“缚鸡之力”的国家；1868年刚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能“摁死”日本，30多年后的日俄战争前夕，日本强大了那么多，怎么日本国内反倒一片担忧之声呢？1929年“大萧条”后，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经济复苏的，到1941年，日本的国力较之前又强盛了许多，“亡国灭种”的外患怎么反而更迫近了呢？我以为，这种社会舆论是日本军部刻意制造出来的，目的是操控民众，绑架国家。

王升远：历史上不乏用人为虚构出的“外患”整肃“内忧”的例子，“外患”是野心家们的称手工具。比如，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轰炸锦州，这是一战后首次出现的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轰炸，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国际联盟以13:1的投票结果要求日本撤军。虽然决议案因为日本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显然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了孤立的境地。随后，在军国主义政府和媒体的合谋、鼓噪下，民众之间普遍产生了一种“国难临头”的危机感，敌视中国、憎恨国际联盟的情绪日盛，排外主义、军国主义甚嚣尘上。当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难”云云更成了媒体鼓噪民族主义情绪、军国主义政府进行民众动员的关键词。

马国川：这当中，极端民族主义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日本原本由200多个藩国组成，把一盘散沙的日本凝聚成统一的日本，民族主义发挥了推动作用。可是当追赶初见成效之后，在骄傲自满的舆论推动下，民族主义就滑向极端化。在上世纪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就像没有眼睛的怪兽，挟持着日本走向了末路。所以，我深感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极端民族主义。

上书房：日本知识分子为何没有尽到应尽的道义责任，反而出现了很多附和者，甚至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马国川：我在《国家的歧路》后记里，引用了苏格拉底的名言，“知识分子阶层并不是一群候补官员，而是一群牛虻，不停地叮咬着、刺激着政治国家———这头举止笨重的牲口。”战前日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成为国家的“牛虻”，而堕落为一群为国家法西斯唱赞歌的“夜莺”。在偷袭珍珠港之前，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抗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很少有知识分子敢于对军国主义说“不”。相反，绝大多数知识人都“转向”了，屈服于时代大潮，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吹鼓手，与军国主义同流合污。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让我打分的话，战前日本知识界整体是不及格的。

上书房：书中也有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抗争的新闻家、教育家，您将他们称为“漫漫长夜中星星点点的理性与智性之光”。这些人中，您最推崇哪位或哪几位？

马国川：一位自然是福泽谕吉，他提出很多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一个命题———到底是国家的人民，还是人民的国家？另一位是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他被恐吓、被打压，却毫不退缩，坚持发声。“二二六事变”后，在高压肃杀、人人自危的环境下，他公开发表文章批判法西斯主义，并准确预言了日本的命运，“暴力虽然可以一时征服世界，但最终会因为暴力自身的自灭作用而瓦解”。

上书房：马老师在《国家的歧路》的后记中，提到了一种理想的写作范式，一种新闻家、史学家所推崇、钟爱的阐释模式———以“鸟眼”俯瞰，以“虫眼”体察，以“鱼眼”透视。您认为什么是历史写作的意义？

马国川：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波旁王朝复辟，一个自由派贵族在1815年维也纳舞会上，棒喝那些翩翩起舞的权贵：“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什么都没有学会。”人类很少从过去的灾难中学得聪明一些，这固然让人失望，却正是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

个体如何做一个现代文明人，国家如何与世界相处，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是能独立思考，具备现代文明观，处理好个人权力和公共权力的关系。作为国家，对内要尊重和保证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约束；对外要和世界和平相处，和正义站在一起。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当每个人、每个国家变得文明的时候，文明世界的版图就扩大了。

《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
马国川 著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