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住一起影响全家的生活质量，我帮你租房，你出去住吧。”

今年72岁的王老太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共同生活了十余年的儿子儿媳告上法庭。更让她伤心的是，事件的起因竟然是儿子儿媳想把她赶出家门，让她一个人在外租房独居。

七旬母亲拒绝搬走，被儿子儿媳告上法庭 

王老太和儿子儿媳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一年，王老太的丈夫去世，原本相安无事的一家人之间开始出现矛盾。到2014年，王老太和儿子儿媳一起搬入新房后，两代人之间的摩擦愈演愈烈。到最后，儿子儿媳认为已经无法再同王老太共同生活，便要求她尽快搬走，在外租房居住。

“我和你爸都是知青，回到上海后没顾上给自己买房子。我的动迁款、存款和你爸的公积金都用来帮你还你名下老房贷款。后来老房卖掉，你们又向我借了15万买了现在这套房。产证上没我名字，但房子有我的一份贡献。”王老太拒绝搬走，一方面是因为她在买房时出了不少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只有这一个孩子，丈夫去世后，儿子小王便是她唯一的依靠。

就这样磕磕绊绊又过了几年，双方的耐心都在不断消磨。到了2019年2月，王老太和儿媳又因生活琐事争吵起来。在居委会调解下，王老太和儿子儿媳达成了协议，由小王在外租一套月租4000元左右的住房供王老太居住并负责今后的租金，同时归还王老太15万元购房款。

协议签订后，小王将15万元转给王老太。但由于他提供的房屋条件不理想，王老太担心自身生活、就医不便，拒绝搬家。见王老太不愿搬离，小王夫妇遂依据调解协议将王老太告上法庭，要求其搬走。

一审：调解协议合法有效，母亲应按约搬离

王老太心里很委屈，她不是不愿意搬走，只是不想住得离市区太远，希望能搬进儿子儿媳名下在同小区的另一套住房。

原来，小王夫妇在上海共有三套所有权房屋，除了现在与王老太共同居住的一套外，在同小区还有一套50余平米的住房，以及位于郊区的一套办公用房。由于同小区的住房已经出租，要到2021年才到期，因此小王夫妇给王老太提供的备选是办公用房。

一审法院支持了小王夫妇的诉请，判决王老太应按照协议搬走。法院认为，小王已经按照协议返还了15万元借款，每月补偿4000元租金也符合他的经济能力以及上海实际租金水平。因此，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合法有效，王老太心仪的房屋确已出租给他人，不能成为她拒绝搬走的理由。

王老太不服法院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这次，她提交了一组2003年至2007年间的银行卡存款凭条，证明老房贷款是由其偿还。另一边，小王夫妇将正在出租的那套房屋挂牌，准备出售。

这两件事，会对二审判决产生什么影响吗？

二审改判：不能把赡养协议当做一般合同

“法律允许赡养人与老人协商，在尊重老人意愿的基础上选择符合实际情况、兼顾各方利益的居住方式，但此类协议有特殊性，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财产性合同。”二审审判长兼主审法官李兴介绍，本案的争议焦点有3项，一是王老太是否具有居住系争房屋的法定权利基础，二是调解协议的效力与后果应如何认定，三是补偿租房费用是否属于赡养的合理方式。

关于焦点一，王老太曾经持续性清偿过老房贷款，而系争房屋的出资款中包含了老房的售房款，也就是说，王老太对系争房屋取得具有财产贡献。王老太曾与儿子儿媳共同生活十多年，双方客观上已选择并形成了在系争房屋共同居住的赡养方式与长期习惯。因此，王老太有请求儿子儿媳保障其在系争房屋居住的权利基础。

关于焦点二，李兴指出，我国合同法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赡养协议并不当然具有合同法意义上的约束力，而应当在法定标准的前提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其约定性质选择参照适用相应规则。调解协议没有明确王老太的搬离义务，即使双方曾达成以租房分居替代共同居住的合意，该协议的法律后果也是给予王老太选择租房补偿的权利。王老太放弃租房后，也就没有搬离系争房屋的义务。

关于焦点三，法院认为，双方虽然存在家庭矛盾，但王老太没有什么生活恶习，也不会对同住人构成显著的人身安全威胁。仅由赡养人支付租房补偿费用，不仅不能妥善安排老年人住房，而且割裂了家庭的情感联系，不利于老年人的安全保障与精神满足，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履行原则。同时，小王夫妇在一审时以同小区房屋已出租为由拒绝老人入住，又在二审期间将该房屋挂牌，准备出售，明显缺乏保证老年人合法利益与合理解决本案纠纷的意愿。

据此，一中院最终改判，驳回小王夫妇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