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于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中有一幅重磅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那就是明代画家文徵明的《江南春词意图》。无独有偶，刘海粟美术馆不久前也展出了文徵明的《五瑞图》。

今年是文徵明诞辰550周年。他笔下的山水潇洒而不流于草率，他画中的江南富庶繁华、风流蕴藉。

生而晚慧，屡考屡败

文徵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家”，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才子文徵明是一个晚慧的人，史料上称他七岁才能站立，八岁“语犹不甚了了”，而他的父亲文林却格外喜爱这个看似不太聪颖的孩子，常对人说：“此儿他日必有所成。”

文徵明一生经历多次科考，却屡考屡败。他19岁应岁试，因为考卷上的字迹不佳，被考官置于三等，他由此发奋习书。直至54岁那年，文徵明才经朝中要员的举荐当上了从九品的翰林院待诏，故后世又称其为“文待诏”。

此时的文徵明在书画领域已负有盛名。他20岁时，被沈周所画的《长江万里图》深深触动，拜其为师学画。沈周起先认为绘画不过是遣兴的余事，多少会影响文徵明读书科考的道路，后来才倾囊相授。

当上翰林院待诏仅仅3年后，57岁的文徵明辞官归苏，自此悠游林下，终日写诗作画，直至终老。

文徵明与明代另一位大画家唐寅生于同年，两人在年轻时便已相识。文徵明温和持重，唐寅放诞不羁，两人却交情甚笃。弘治十一年（1498年），两人同试应天，唐寅高中解元，而文徵明落榜。其父文林致书告慰：“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一年后，唐寅因科场舞弊案被牵连入狱，自此便郁郁不得志，流连于诗酒，颓然而自放。

唐寅病逝于文徵明任翰林院待诏的同一年岁末。在唐寅去世后的三十余年里，文徵明在诗文、书画、鉴藏领域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虽然晚慧，却敦厚温和，心态超然，大器晚成，福寿年高。

《江南春词意图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果断潇洒，愈老愈妙

在沈周的影响与指导下，文徵明广涉宋元诸家，尤其推崇赵孟頫、王蒙、吴镇等人。其用笔沿着沈周开创的路子，既取法元人笔法，又将元人柔韧、松灵、毛涩、含蓄的长线条变化为以短笔勾斫为主、长线皴擦为辅的画法。他的山水或精致工整，被称为“细文”；或粗疏放逸，被称为“粗文”。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馆藏《江南春词意图》就是典型的“细文”风格。此画所绘的是湖水平波、春风和煦的江南景致。画中山石皴笔精致严谨，皴纹之上复加细密的苔点，又以小青绿法设色，明净润泽而层次丰厚。树木枝节盘错、穿插繁复、纹理感强烈，精致的楼阁亭台，细腻的点景人物又增添了生活情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古木寒泉图》则是典型的“粗文”风格。画幅左侧绘古柏苍松，右侧则有一道飞瀑奔流而下。图中树木盘曲曲折，山石浑厚方硬，笔法勾斫简劲，线条苍茫放纵，笔势凌厉纵横，如舞长枪大戟。

山水之外，文徵明亦好画花卉。其斋名辛夷馆、玉兰堂、梅花书屋等皆以所植花木为名。而他的友人也多以名贵花木相赠，请其作书写画，鉴定题跋。刘海粟美术馆所藏的《五瑞图》以萱花、灵芝等花卉为重要元素，属于山水与花木的结合。此图中萱花的笔法、造型与沈周《椿萱并茂图》中的萱花如出一辙，但相对于沈周凝练厚重、气势奔放的情态意味，文徵明更偏于清刚而瘦削，他将沈周朴茂浑厚的风格转化为精致典雅的意趣，显示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与众不同的是，文徵明不但在人生经历上大器晚成，在绘画创作上更是至老而神明不衰。他的几件传世名作如《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古木寒泉图》《真赏斋图》皆作于80岁左右。画法上不仅无丝毫颓懈，且相较早年用笔的清秀细润，甚至略带拘谨稚嫩，此时的线条更见壮健老辣、果断潇洒。而设色细腻精到，层次丰厚，可知曾经反复渲染，这对于一位耄耋老翁而言，显然是极耗精力与时间的。健壮老辣的笔墨与细腻精致的设色使得其晚年的绘画呈现出一种精致而不失于拘谨，潇洒而不流于草率的格调，可谓愈老愈妙。

文徵明《古木寒泉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引领书斋园林式山水

文徵明的绘画虽取法元人，但在意境和主题上却开了别调。元画萧散，意境清冷萧瑟，而文徵明则善于营造富丽典雅、精致细腻并带有写实意味的意境。人们今日说起明代江南的繁华富庶，首先想到的可能便是文徵明画中的江南，尤其是他笔下书斋园林式的山水画。

明代苏州富庶繁华，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多喜造园居住，文徵明常以他们的斋名、园林作为主题创作绘画赠送友人。苏州名园拙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所造，文徵明为他创作了《拙政园图》；留园（即东园）是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园林，文徵明为他创作了《东园图》。此外，他还为华夏画过《真赏斋图》，为沈天民画过《浒溪草堂图》等不少斋名图、园林图。

与一般山水画不同的是，文徵明笔下书斋园林式的山水画往往舍去峰峦叠嶂、溪瀑流泉，而聚焦于近景的林木、假山、湖石、池塘，其间置一书斋，斋中绘一二文士坐立其间，或煮茶品茗，或谈诗论画。这是文徵明为他的友人所作的写照，道出了他与朋友们的情谊，那些文士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也从侧面彰显了当时江南的富庶繁华和风流蕴藉。自其而后，这一主题的山水便广泛地出现在吴门画派的画家笔下，文徵明于此有引领风尚之功。

从另一角度而言，这些斋名图、园林图反映了文徵明的交游广泛，其中既有如唐寅、祝允明这样的书画家友人；也有在朝中为官的朋友如王献臣、徐泰时；还有江南地区的其他藏家，如华夏、华云。与收藏家朋友的交往对文徵明意义重大。因为明代中期江南私人收藏之风鼎盛，大量宋元名迹流落于民间市肆。文徵明不但精于书画创作，更精于鉴定、考证，在书画鉴藏领域有执牛耳者般的特殊地位。因此，周边藏家往往会请他对藏品作鉴定、题跋，而他也借助这种方式拓宽了看书观画的渠道与眼界，滋养了自己的画笔与眼力。

董其昌的“偶像”

明代中叶，文徵明接过了沈周所开创的吴门画派大旗，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子侄门生众多，被誉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在少年时便与文徵明有着书画鉴藏上的交游往来。他们以文徵明为中心，逐渐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吴门画派自此达到鼎盛，逐渐取代了之前的浙派与明代宫廷绘画，影响扩大至全国。

然而，文徵明去世后，吴门画派于两三代之间，便急剧衰落。同为苏州人的范允临深刻地指出吴门画派衰落的重要原因：“吾吴画手悉不知师古，唯知有一衡山先生，以为画尽是矣。”这一方面说明大部分吴门画家在文徵明去世后，存在眼界狭隘、师法单一、笔墨平板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徵明在吴门画家心目中的地位几若神明，乃至于他们天真地认为“画尽是矣”。

此时，董其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文人画理论与南北宗论。尽管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有取代已经式微的吴门画派之势，但他对文徵明敬畏有加，他梳理了自唐王维开创的文人画谱系，并将文徵明列为殿军。他曾对比自己与文徵明的绘画成就称：“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稚秀润，更进一筹矣。”这一对比透露出，董其昌的内心将文徵明作为自己所要超越的目标。

放眼整个明代画史，沈周、文徵明、董其昌为当之无愧的领袖式人物。三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但是大书画家，于书画创作上成就很高，又都收藏宏富并精于鉴定。

此三子中，文徵明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90年的人生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叶，年轻时得以师从沈周、李应祯、吴宽等明代早期重要的书画家；中晚年时又致力于书画创作与收藏鉴定，并培养了诸多弟子门生，使吴门画派发扬光大。

在他去世后，虽然吴门画派逐渐衰落，但依然间接影响了董其昌与松江派。董其昌也承接起文徵明的领袖衣钵，成为明代最后一位集创作与鉴藏于一身的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