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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记忆】陕西北路上,有这样一个红色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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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 越 2020-05-30 18:28
摘要:1924年6月,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他启用了上大师生担任要职。上大教员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高语罕等先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邓中夏、施存统等到黄埔军校作讲演。上海大学还输送了很多学生投考黄埔军校。“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名不虚传,并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认。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在当时还是秘密的,也是“上海大学”代办理的。

1923年,一位名叫蒋玮的湖南女学生走进了上海大学。女孩眼里,这所学校颇为奇异:

“上海大学这时设在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我和王剑虹住在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里,楼上楼下住着一些这个系那个系的花枝招展的上海女学生。她们看不惯我们,我们也看不惯他们,碰面时偶尔点点头,根本没有来住。”


1924年迁校后的校内风貌


上海大学西摩路时期校门及“时应里”的师生宿舍楼

相比于校舍,教员风采显然是一道更抢眼的风景。

“……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我去翻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地理,把它们拿来和我们自己民族的远古的故事比较。我还读过沈先生在《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欧洲小说。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但是不会接近学生。他从来不讲课外的闲话,他不询问学生的功课。所以我以为不打扰他最好。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剑虹原本就喜欢旧诗旧词,常常低徊婉转地吟诵。

田汉是讲西洋诗的,讲惠特曼、渥兹华斯,他可能是一个戏剧家,但讲课却不太内行。”

当年上课时坐在蒋玮后排的男生施德普一直记得,这位湖南女同学傲气,从不回头多看一眼,仅有在前后传递讲义时,才得以一见她的面相,有时打个“无言的招呼”。如此半年之久,未曾有过任何交流。直到1928年之后,施德普才与蒋玮渐渐熟悉起来。而那个时候,他们各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施蜇存和丁玲。

1923年,丁玲(左)与好友王剑虹在常德的合影

1923年,丁玲在家乡常德的照相馆留影

丁玲下了个断语,“最好的教员是瞿秋白”。她和王剑虹与瞿秋白之前在南京有过一次遇偶,瞿秋白写信邀请这对好闺蜜来上海大学求学。安顿下来后,瞿秋白课余教她俩俄文。

青年施蜇存 

“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讲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 ,东南西北。他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謣,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不久,王剑虹对瞿秋白暗生情愫,活泼的丁玲将王剑虹的心意带给了瞿秋白,成就了这段幸福但过于短暂的婚恋。王剑虹于婚后半年多因肺病去世。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登上文坛的处女作《梦珂》,即是以文学手法记述了这段往事。

同在1923年,已于上海大学担任教职的茅盾让自己的妻弟孔另境也进校来求学。孔另境再三难忘的是这样一组镜头:

以四间民屋的客堂连贯辟成的狭长的教室内,拥挤得无从插足,数百颗活跃的心灵期待听受一次庄严的启发。突然一个瘦长白皙的人形出现在前面的讲台上,乌黑的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又宽又平,鼻梁上架着一副和他面庞相配的深度近视眼镜。谁也未注意他是什么时候进入这个讲室,这反乎常例的出现,顷刻镇压了喧嚷的人声,站在讲台上的人仿佛迟疑了一下,又仿佛故意等待了一下,才用极低的声音吐出了一句话来:

“我是瞿秋白。”

这有趣的的自我介绍的开场白,要是在绅士淑媛们的集会里,一定是要引起一阵喧笑,然而在这里,没有谁觉得可笑,这种没有第三者介绍词的演讲,正是这里的特色之一,大家听见了这一句的反应差不多是一致地——

“不错,你正是我们所仰慕的瞿先生!”

全国乃至海外有志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纷纷来到这个学校就学。其中,有从边远地区云南、贵州和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来的;有从“南洋”、日本、“安南”、“高丽”等地归国求学的。就是在上海,也有许多青年是从校舍巍峨、设备完美的南洋大学、沪江大学以及东亚同文书院等校转学过来的。这群学生中,有不少将在未来的历史中留有一席之地。可是有一位稍显老成的男子其实已经是个“名人”了。他安徽口音,姿态挺直,面容肃然,有点当过兵的样子。听到瞿秋白关于苏联的报告时,不禁前倾,显得格外专心。他叫张治中,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入学前,曾任川军第五师第三独立旅司令部参谋长。

张治中

张治中是冲着“红色”的上海大学来的。1923年,张治中带着夫人和一个孩子来到上海,赁居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16元。这一间小房子用布幔隔成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夫人弄饭,洗衣,他读书,翻字典,坐电车,上课。他在上海大学选修俄文,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其实,张治中的语言天赋不错,他特意去找上海的几家外国电影院,去观看仅有英文字幕的电影,居然能懂到十分之七八。可是俄文却越学越困难,张治中私下与老师瞿秋白聊过一次,坦陈入学的目的,就是想效仿瞿秋白考察苏俄,并环游欧美。张治中说,他以前想到德国去留学,所以尽力学德文,现在对苏俄的兴趣比较高,想到俄国去看一看,所以改学俄文,虽然比学英文辛苦,仍是不肯放弃。虽然没有在上海大学读到毕业,但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使他对社会主义苏联心向往之。

这段师生之缘在三十多年后有一个这样的尾声:据瞿秋白继女瞿独伊回忆,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邓颖超专程为之送行,请他务必救出被关的难友,并派人护送他们回延安。张治中亲自与杨之华母女等中共难友交谈,对杨之华,他一张口就称呼为“师母”。不久,张治中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配备了通讯、医务、军需人员等护送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牢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抵达延安,成功脱险。

青年孔另境

青云路校舍实在狭小,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学生。上海大学于1924年寒假迁校于当时英租界西摩路(即今陕西北路)。校门坐东朝西,内有花园园地,二间坐北朝南的洋房。除教务、总务在楼下办公外,其余皆为教室。在学校附近的里弄里,另租男女宿舍及图书室。

1924年6月,孙中山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开学,他启用了上大师生担任要职。上大教员恽代英、萧楚女、安体诚、高语罕等先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邓中夏、施存统等到黄埔军校作讲演。上海大学还输送了很多学生投考黄埔军校。“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名不虚传,并逐渐成为世人的共认。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在当时还是秘密的,也是“上海大学”代办理的。

暑假后,一个名叫欧阳继修的瘦高的年轻人走进西摩路附近一条名叫“时应里”的弄堂,这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所在地。他是来考插班生的。一开腔,一口川音。上海大学学生中四川学生特别多,成了一种现象。一是因为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很厉害,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知识青年缺少出路。二是当时的青年人普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都想寻求革命的道路,于是不约而同都往上海跑,而上海大学又以传授革命思想和社会学理念出名,所以上海大学成为首选。另一方面,上海大学校方是越穷越苦的学生越要收——读过中学,毕业或没有毕业的都要。于是,这些同学进了上海大学后,又把该校的情况告诉给同乡,一个介绍一个的来了。

青年阳翰笙

这一位来考插班生的欧阳继修后来改名阳翰笙。在他的眼里,这所著名大学的插班考试,并不单考数理化,还要考“对时局的看法”。这难不倒阳翰笙。早年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李硕勋等参与组织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在叙府(即宜宾)川南师范学校结识了校长恽代英,开始追求改造社会之路,1924年在北京西山,他又认识了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陈毅,正是在这位乐至老乡的支持下,阳翰笙放弃报考清华大学,转赴上海投考上海大学。

一入学,阳翰笙觉得一切都非常新鲜,许多理论和道理是闻所未闻的。在社会学系,从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一直到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都是以马列主义为中心进行系统的教育。阳翰笙感觉到,以前读过的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其实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实际上就是不懂。要理解这门学问不简单,用了许多功,看了许多书,才算初步懂了一点。

阳翰笙重逢了早于他入学的中学同学李硕勋,又认识了刘华、黄仁、何秉彝等不少蜀中子弟。一片乡音,响彻楼上楼下。据与何秉彝是小学同学、与李硕勋是好友,经常来上海大学串门的李一氓回忆,“以上海大学的同学为主,在四川学生中形成了一股左倾力量”。并且,当时上海的左倾学生有许多颇为有趣的暗语,如用“商务印书馆”来代替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简写作CP,而商务印书馆英译名(COMMERCIAL PRESS)的简写也是CP,所以如说某人是共产党时,就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共产党员互称为“大学同学”,把青年团员称为“中学同学”。李一氓的印象中,当时年轻的整个党都是很学生气的,如当时的中央通告正文前的称呼,不写“同志们”,而写成“各级同学们”。团中央转发党中央的通告时,写作“转发大学讲义”(某某号)。

隔着历史空间回望存在时间短暂的上海大学,它的意义却比当时更显得确凿:很多青年都是在那里入党、开始革命工作的,它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的一个摇篮。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题图来源:邵竞 制图 图片编辑:邵竞
本文图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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