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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宋仁宗要“庸常”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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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学文 2020-05-23 08:01
摘要:王凯演的宋仁宗和吴钩写的宋仁宗,究竟哪个更接近历史?

吴钩说,他很感谢电视剧《清平乐》,因为它让中国历史上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宋仁宗赵祯,走进了大众视野,也带火了他的新书《宋仁宗:共治时代》。

历史研究最忌不客观,吴钩常常提醒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但对宋仁宗,他依然还是投注了不一样的感情。宋仁宗出生于1010年,为了在2020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年份,给这位未曾有过个人传记的皇帝出版一本传记,吴钩在去年年初辞去了公职,专心写作。

吴钩笔下的宋仁宗是否真如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有美化之嫌?他又为何无惧“宋吹”之诋而对宋朝念兹在兹、书写不辍?在与本版记者的对话中,他徐徐的讲述,展现了一个普通历史爱好者、研究者,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理性、温和之爱。他的理性和温和,与他热爱的宋仁宗一朝,在气质上是契合的。


《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他的“平庸”,激不起人们的想象力


真实的宋仁宗并没有王凯演的那份睿智和果断

上书房:在《宋仁宗:共治时代》这本书和《清平乐》这部电视剧之前,大家确实极少关注宋仁宗,但现在再去看他的“履历”,其实亮点很多啊。

吴钩: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宋仁宗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多的杰出人物:文学界,明朝人评选的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是北宋人,全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诸多学派,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政治界,从庆历新政、熙丰变法到元祐更化,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众多政治明星,都在仁宗时代有耀眼表现;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三大,均出现在仁宗朝。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

“农桑不扰岁常登”讲仁宗朝风调雨顺,“边将无功吏不能”讲仁宗朝四海升平、将士官吏没有立功机会,这是文学记忆里的仁宗朝。实际上,仁宗时代也发生过严重的涝灾,西北、广南也爆发过战争,但对多难的中华民族来说,仁宗在位42年,确实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称治”。

相比其他朝代,宋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富足。宋真宗时的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便能砸着一个腰缠十万贯的土豪。汉代的富翁如果放到宋朝,不过是一个中产,而宋代一户中产的财产,却是汉代中产家产的10倍乃至30倍。唐朝诗人爱炫富,有个叫韦楚老的唐朝诗人,写了一首炫富的诗,“十幅红绡围夜玉。”宋朝的沈括嘲笑他没见过世面,“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沈括的结论是,“唐人作富贵诗,多记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和我们现在说的“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是一个意思。

上书房:有这样治国成就的君王,真的被忽视了千年吗?

吴钩:这真不是夸张。宋仁宗的存在感低到民间编造故事都不拿他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之间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作为被换太子的宋仁宗,也是个配角,只是为了成就主角“包青天”的美名。还有杨家将、呼家将等故事,都是以仁宗朝为时代背景的,但宋仁宗从未有机会做主角。

上书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吴钩:中国人游长城,会想起秦始皇;游大运河,会想起隋炀帝;还有人爱引用汉武帝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论及“郑和下西洋”,自然是明成祖永乐帝的功劳;说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讲的总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

因为这些帝王,可说有雄才伟略,也可说强势专断,人们爱谈论他们,是在古代帝王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欲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隐含着一种成功学。不会想到宋朝、想到宋仁宗是因为,宋仁宗的“平庸”激不起人们的想象力,产生不了代入感。

但是,宋仁宗符合我的价值判断,宋时就有人说他“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但做好官家岂不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仁”是史家的盖棺定论,也是儒家对他的最高评价


清初彩绘版《帝鉴图说》中的《夜止烧羊图》,讲述宋仁宗忍饥不食烧羊的故事。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上书房:宋仁宗是否真的“平庸”尚待讨论,但他经历平淡却是事实,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位传主?这对一部传记的写作来说是种“先天缺陷”。

吴钩:给宋仁宗写一部传记,是我筹划已久的事,但确实很难写。因为赵祯不是一个个性张扬、大起大落的人。他生于、长于宫禁之内,除非礼仪所需,都不能踏出宫城。但我的写作重点不是曲折离奇的情节,而是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是什么样的,希望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任性与克制。他有着最尊贵的身份,却过着最无趣的生活。面对宿命,他无可奈何。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对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认为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但这样的话,作为君主的仁宗和作为个人的赵祯,这两种角色有时候会起冲突,而面对冲突,仁宗往往选择克制自己的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上书房:书的副标题“共治时代”,指向的便是宋仁宗与士大夫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

吴钩: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君主负责任命政府主要执政大臣,由执政大臣主导帝国大小事务,并设置独立的台谏系统严密监督政府人员。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

这套中古时代较为先进的政治体制,不是宋仁宗从祖上那里继承而来的,而是由他缔造的,从这点来说,宋仁宗的功劳并不比开国的太祖、太宗小。

上书房:赵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仁”是非常高的评价。

吴钩:“仁”字是史家对赵祯的盖棺定论,也是儒家对一位君主的最高评价。

仁首先是宋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有几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二。

一次,暮春时节,仁宗在御花园散步,走了一段时间,身边的人发现仁宗频频回头探望,却又什么也不说。等回到宫里,他匆匆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要忍渴这么久?仁宗边喝边答,“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因为我要一问,侍吏必然受责罚。”

史书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仁宗一日对近臣说,朕昨夜因睡不着,腹中觉饥,想吃羊肉。近臣问那为什么不令人取进呢?仁宗说,担心膳房遂为定例,因我这一次而要夜夜办下烧羊备着,那要杀害多少头羊?

仁宗的仁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宽容、听得进意见。历史上不少王朝立国之初,都搞过“恐怖统治”,借以威慑臣民。朱元璋建立明朝、清兵入关,都大兴“文字狱”,唯独赵宋立国,宋太祖即在宗庙立下誓约,告诫子孙不得诛杀上书言事之人。在这个誓约的约束下,宋王朝的文臣庶民敢于议论国政,甚至出言不逊,不担心会被砍头。两宋三百余年,除一二例外,确实极少有士大夫因为上书言事、发表议论而被朝廷羞辱、杀戮,而明清时期受“文字狱”牵连而被治罪的,数以万计。

所以,年轻气盛的苏辙才敢在科举考试的策论中批评仁宗好色,仁宗阅卷后,不知有没有生气,反正不仅没将苏辙抓起来治罪,还授予了他官职。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经常一点都不给皇帝面子,有时说话急了还把唾沫星子喷到赵祯脸上,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得接受他的建议。有一次,四川有个举人给成都知府写了一首诗,“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是一首鼓吹独立的反诗,知府马上将其捆绑,押送进京。仁宗知道后,认为这是老举子为了做官而博“出位”,也没有治罪。

作为北宋第四位皇帝,时处北宋中叶,既有前几代先祖奠定的富足基业,又有积重难返的改革压力;外有西夏和辽的虎视眈眈,内有朋党倾轧和群臣相争,处于此种境遇的仁宗却未采取铁腕政策,反而从谏如流,以极其独特的政治智慧掌管了北宋四十余年朝政。

用“文明”衡量历朝历代,宋朝的成就其实最高


元代钱选临苏汉臣《宋太祖蹴鞠图》,上海博物馆藏

上书房:这些年来,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到今天这本《宋仁宗:共治时代》,您的书写一直在宋朝里打转,以致有人说您是“宋粉”,还有人说您是“宋吹”,您自己怎么看?

吴钩:我能接受“宋粉”之说,因为这一点也没冤枉我,但不接受“宋吹”。

真正要说的话,我粉的不是宋朝,而是文明,我以前也说过,我是“文明粉”,我不是“粉”宋这个朝代,而是“粉”宋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宋朝最令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文明。宋朝武功显然不如汉唐之盛时,但文明却达至历朝历代之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文明中,已经呈现出丰富的现代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的文明发展。现在流传颇广的所谓“中国历史停滞论”“冲击—回应论”,不过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我真心希望读者能抛却宋朝积贫积弱的偏见、忘掉“电视剧知识”,而去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

上书房:您眼中的宋的文明成就是什么?

吴钩:不是开疆拓土,不是沙场杀敌,不是耀兵异域,不是万邦来朝,我心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开明一些,社会宽松一些,经济繁荣一些,百姓富庶一些。如果你用这些指标去衡量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就会发现,一直被贬低的宋朝,其实是文明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没有之一。

首先,宋朝的社会制度比其他朝代更宽松、开放,法律上没有贵贱之分,让平民敢于梦想成为宰相,让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及天之大任非我莫属的气概。这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将官员奴才化的清朝。

宋朝还允许自由迁徙,出远门不需要带通行证、介绍信。

其次,宋朝是一个经济极度繁荣的时期,世界第一张纸币产生在宋朝;宋钱是风靡东南亚的硬通货;出现在宋朝的大城市的“交引铺”是最早的类似于有价证券交易中心的场所。

“海上丝绸之路”最繁华的时候就是宋元时期,凭借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与西洋、南洋诸国都展开了商贸交易。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不像“郑和下西洋”,只是朱明王朝耀兵异域之举罢了,跟民间商贸没什么关系。

宋代的城市化远超历史上其他王朝。宋代的城市人口比例达20%,前所未有,后世就连清朝嘉庆盛世也只不过7%,民国只有10%。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在宋代,北宋末年开封的人口150万,远远超过当时伦敦的10万人口。

经济繁华,百姓富庶,宋人就很会享受生活,养宠物,种花草,纵情山水,上茶坊品茶,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夏天有冷饮,每日沐浴,使用牙刷与牙粉清洁牙齿,而那时候的欧洲人几乎不洗澡的。

第三,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据学者对南祐宝四年(1256年)《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的高雅活动,进入宋之后,则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而宋之前的唐朝,贱民如同牲口,是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买卖。

这场发生在11至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此刻的西方还处于漫长的中世纪。

上书房:但像靖康之变这样的历史耻辱也是真实存在的。

吴钩:靖康之耻确实是宋朝人的国耻,不过我们看待中国历史,如果只有单一视角关注王朝国运,很容易因为立场和情感影响了视野。

上书房:但宋这个“现代的拂晓时辰”为何未能继续下去?

吴钩: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这是因为元朝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缺乏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而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弃之如敝屣,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朱元璋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还实行极其严格的海禁制度。

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使得后续的明朝皇帝,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体制”,才可能艰难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体制”才宣告解体,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

故事比论文有可读性,是制度在人身上的演绎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坐像

上书房:您“说宋系列”中的第二部《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入选“中国好书”,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的:“该书视角独特,以上百幅精美写实的宋画为线索,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展示了宋人的日常生活,描绘出了一个别具一格又活色生香的‘风雅宋’文明景观,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宋朝社会生活史。”这部《宋仁宗:共治时代》则以仁宗为主线,写仁宗朝的事。或“读”画或说事,都让您的书深得读者喜爱。

吴钩:我不是一开始就很会写的。我写“说宋系列”第一本《宋:现代的拂晓时辰》时,总想着要全景式描绘宋代中国的近代化表现,结果显得有些蜻蜓点水,效果不是最理想。

我写《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时就注意聚焦主题,集中关注宋人的风雅生活,得到了读者的好评。

宋代的绘画、服装、家具都很典雅,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最让我赞叹的还不是这种风雅,而是宋代政治、司法的文明程度非常高,不仅在当时领先欧洲,而且也处于从秦到清的顶峰。举例来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法官,这个说法至少在宋代是不成立的。宋代中央、地方都有专职、专业的法官,专职体现在其基本工作就是司法工作,专业体现在司法工作者必须经过训练,并通过司法考试。司法考试这事,据我所知,唯有宋代才有。所以,为了解开“风雅宋”背后的制度原因,我又写了第三本《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主要谈宋代法政制度。

但讲法政制度很容易枯燥,于是我想到采用讲故事的方式,故事显然比论文有可读性。历史(History)本来就是由故事(Story)构成的,有故事的历史叙述才是生动的,没有故事的历史叙述,只有一堆数据、概念和术语,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嘴脸。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书是这个样子的。

选择从故事切入制度史,还有一个考虑,即我认为,故事里出现的制度,才是活的制度、被执行的制度。我以前也写过介绍宋代政治、司法制度的文章,有人质疑:纸上写得都很好,执行起来怎么样呢?那好,我就来讲故事,故事就是制度被执行的过程。

写宋仁宗自然也要讲故事,如我前面所说,宋仁宗身处当时的制度环境中,他为人处世的故事,就是制度在他身上的演绎。

和那些宋史研究大家相比,我在史料发掘方面并没有优势,也不敢说提出了多么新的观点和创见,但我的书,从《知宋》到《宋仁宗》,都是在讲述宋朝故事,在通过故事的演绎来呈现宋代制度的运行。很多人对历史有偏见,觉得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儒家是专制的帮凶等,这样的历史观是片面的。我想为大家提供另一个观察历史的角度。那些批评我是“宋吹”的网友,我想说,他们在批评我不客观的同时,自己也在犯不客观的毛病。宋代本身就是复杂、立体的存在,我的书展现的只是宋代的一些侧面,只读一个人的书而能全面了解宋代,是不现实的。大家何不放下成见与偏见,试着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历史与传统,包括宋代呢?

上书房:看您微博,发现您也在追电视剧《清平乐》,您对剧中道具、服饰颇为赞赏,虽然每集总也能挑点刺出来。

吴钩:挑刺是我的一种乐趣吧,但这部剧算得上是良心剧了,基本史实都是对的。只不过,真实的宋仁宗,与《清平乐》里的王凯版宋仁宗相比,要庸常得多。庸常既是他的性格,也是制度使然。我觉得,他的庸常是百姓之福,他是古代君主之一种典范,在国家承平时期,皇帝能像宋仁宗那样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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