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那个月，同在一家五金厂的娘家大婶年满50岁，厂里给她多发了1个月工资，按手印签收；她隐约想起自己交过几年养老保险，可一问，缴纳年限不够，可终究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退了几千元钱，回家。

从那时开始，李秀梅留了个心眼，每年厂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保险没达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累计缴费满15年”，因此也没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于是还有人自嘲，“打工能还管一辈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保。

至今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厂”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却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他退休时养老保险缴够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点人情关系，于是转回老家某单位“挂靠”继续缴费，如今已快满15年，马上能领到养老金了。年纪大了，每个月还能有一两千元，在老家农村，是招人羡慕的。

这个“案例”在厂里广为流传，毕竟，五十岁来岁的“老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那么，近些年退休或正考虑退休的农民工，大约是5000万人的群体。其中不少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务工、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

李秀梅已是其中一员，前几个月，她满50岁退休，谨遵娘家大婶每个月打电话来的叮嘱，她去社保站查了自己的养老保险，她第一次发现社保站离工厂很近，只要两元钱公交车费，可周围的人从没想过要去。

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尴尬。她发现自己从1996年到深圳工作，2004年起工厂给她买了“当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养老保险，如今已缴12年零4个月；麻烦的是，她想补缴2004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或者延长缴纳期限，补齐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实在是四处打听也难以操办的事。

相较而言，李秀梅目前的情况已是幸运。她儿子打来电话：“妈，没有养老金就算了，回家我养你。”但李秀梅不甘心回家，一是在城市工作了20年，难道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一份养老金？二是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养儿防老”只是退路；三是她还寻思着再找不限年龄的工作，近段时间她听说了“延迟退休”，心想五六十岁的农民工若能延迟退休几年，可能养老保险就缴够年限了……

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在实施上会小步慢行、逐步到位；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此前也称，方案已经初步成型，将在今年拿出，并向社会征集意见。

在“二孩”全面放开、“延迟退休”方案将出之时，我们关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毕竟，人口老龄化，事关发展全局。

难缴满的15年

今年6月，肖生解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反复认真地读《社会保险法》，想要争取补缴自己的养老保险。 孔令君 摄

如今五十六岁的农民工群体中，养老保险缴满15年的，并不多。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普遍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养老保险，是新鲜到难以触及的东西。

比如肖叶青，若不是10年前工厂老是“无故”给她放假导致挣不到钱，她也许至今都接触不到“养老保险”这个词。当年她和工友们集体去问老板“放假的原因”，原来是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没有缴纳社保的员工不能到车间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与每月放假减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缴纳一点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叶青才有了买社保的契机。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问题又来了。她从2006年缴起，尚不满8年，何况15年……如今，工厂也倒闭了。对已经52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肖叶青来说，进退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识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实在少见；即便是近几年退休的农民工，要顺利缴满15年，至少也需在2000年前后开始缴纳养老保险才行，还要排除期间“工厂倒闭换工作”，“有事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的各种状况。

类似的尴尬，近几年集中出现。

记者在深圳见到肖生解的时候，他正在考虑回老家。他63岁，26年前来深圳时还是壮年，如今老了。租来的一间小屋子挤着一家五口人，儿子儿媳的工资“自身难保”，孙女在附近的幼儿园，每学期要5000多元费用，还要吃喝，肖生解喃喃着。

2010年，他在工厂门口的宣传摊位上看到《社会保险法》的文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交过一分钱的社保。于是他给厂里提交了申请书，老板态度挺好，说你过3年就退休了，缴了没用。可是，到了2012年12月，肖生解即将退休的时候，发现月工资被扣了128元社保。不是说不缴了吗？去问老板，老板说如今规范了，每个人都必须缴纳社保。没多久，肖生解生病入院，被鉴定为尘肺职业病，如今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工厂还给发着工资，至于缴纳了那几个月养老金怎么办？退，补，还是转？该怎么做，老肖不懂，心中犹豫。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深圳一家公益组织的社工苏媛，也是从2011年开始，陆续收到工友关于养老保险的求助，于是访问了在深圳郊外生活的500位工友，其中300多位是打工超过10年的中老年农民工，而他们工作的工厂，平均建厂20年，都是“千人大厂”。问卷调查结果是，超过半数的工厂只为部分员工缴纳养老保险，接近八成的工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购买养老保险。

一直在进步的法规

也有特别顺利的。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农民工，他叫郭锦钊，从1987年在某宾馆做保安和客服人员，整16年。幸运的是，宾馆一直给他按时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退休时他每月能领到养老金700多元。当年事曾被媒体报道，郭锦钊自己都没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样拿退休金养老。”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郭锦钊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门曾在2007年首次通报，220名农民工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320人，人均养老金为1500元。但是，人数与当下数千万正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实在太少。

不过，我国在养老保险统筹上，一直在进步。以农民工数量较多的深圳为例，1989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后来借鉴了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能与统筹账户相结合；1995年深圳颁布规定，允许外来农民工离开时可以退保……

2010年，国家出台《社会保险法》，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肖生解一直珍藏着当年从宣传摊位上拿来的这份文件，在第十六条下，重重地画了黑线。

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法规。比如《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11场官司

大问题已解决，小问题依旧在。

比如李秀梅、肖叶青和肖生解想要补缴十年前乃至更早的养老保险，则困难重重，一些工厂倒闭了，还有些工厂因为转型升级，早已搬出了深圳；即便工厂在，老板愿不愿意帮你补缴，还是未知数……

另外，《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还规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超过两年的，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因此，当肖叶青和肖生解要求算“陈年旧账”时，社保部门常以“超过两年时效”，不予受理。

也有法律专家向记者分析，社保部门考虑的或许是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若大批劳动者现在要求以5年前甚至10年前的标准缴纳，即便加上滞纳金，金额也偏低；但若企业不肯补缴，劳动者只能自己全额补齐养老保险和滞纳金，对肖叶青而言，这可能是至少数万元的费用，是否“合算”，需要仔细考虑。

肖叶青心底不服，为补缴养老保险的事，2014年她曾对深圳社保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她不服上诉，后再次败诉。因此，她也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诸多工友看到电视节目后，才想起来要查一下自己的养老保险。

肖生解也为此打过官司。前两年，深圳至少有11个官司涉及农民工养老保险，或是行政诉讼，或是民事诉讼状告工厂，仅有1例胜诉——去年6月，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定，社保局以劳动者投诉已超过两年的查处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原告的补缴申请属使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撤销。

去年2月，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在沿海城市，曾有的企业出现过打工早的农民工退休时候要求企业补缴养老保险的集体劳动争议。经过当地政府和人社等有关部门的调查进行了妥善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依法分别补缴，参保人相应地提高了养老保险待遇。针对有的企业没有如实缴纳社保费的问题，政府部门将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缴费，引导农民理性维权。

总会老去的年轻一代

很难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金困境，谁该负主要责任。毕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部分政策法规相对滞后，而思想观念，也许更慢一步。

在记者的采访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缴纳养老金的观念，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淡漠。当地一位社工讲起近年来当地一家大工厂的倒闭，在补偿方案中，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一次性经济补偿，而放弃了社保的补缴追缴。

李秀梅在跑了好多次社保站之后，总用“过来人”的语气劝家人，无论什么形式的养老保险，哪怕自己出钱，也买上一份。肖生解的爱人，1997年来深圳，如今也老了，没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老肖总在感慨，老家湖南那个村子里，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外出打工者，个个都没养老金，聊起来，有些悔意。但相比而言，老李和老肖的儿女们，依旧没有缴纳社保，一部分是老板不给缴；一部分是和父辈一样的“不知情”；还有不少人觉得，缴了没用，不如多拿钱。

“人人都要老的，我们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陈世芳说，她和老李、老肖一样，都在为了争取补缴养老保险，熬在深圳。她羡慕老家村里的邻居，如今最能拍胸脯的说法，便是“我每月有900元养老金，不指望儿子媳妇养我”。这话她不敢说。

纪录片《老无所依》截图

除了骄傲的邻居，陈世芳老家大多数的老人，参加过“新农保”，如今每月大约能领70多元钱。

而更让他们感慨的是，如今儿子、女儿都在外头打工，哪怕生病或者出了大事，也赶不回家。但话说回来，陈世芳自己在深圳15年，回家的次数也寥寥无几，一次是父亲出意外，还有两次是儿子结婚和孙子出生，连女儿出嫁都没回去。

她想，如今若指望着回老家“养儿防老”，估计是靠不住了。

但也未必，记者曾多次采访在长三角打工的阜阳农民工。他们大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工资日结，只买意外保险。只要问起养老，对方便会讲起同样在外打工的、已经“出息了”的儿子们，要么读了大学，要么开了超市。在他们的观念里，自己打工赚钱给儿子们结婚盖房，自己老了自然也要靠儿子们养，至于未来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似乎一时间顾不上了。

《老无所依》主创人员王为和钟宇平（左）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困境，其中还包括90后。一位汕头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钟宇平的毕业设计，便是一部《老无所依》的小纪录片。透过镜头观察老李、老肖和老陈的时候，钟宇平也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同样在外打工，却似乎从未提起过养老的问题。但他也相信，总会好的，都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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