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上海各里弄掀起了一股热潮，家庭妇女要从烦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让自己也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就反映了这样一个题材。那时候我的妈妈才40来岁，她也和千千万万的家庭妇女一起投入到这波热潮中去了。我们弄堂里办起了许多生产组，有纸盒组、缝纫组、电珠组、织袜组等等，家庭妇女差不多都上班了。好了，问题来了，她们的孩子没人管了。上海那时公办幼儿园、托儿所很少的，不可能一下子接纳那么多的孩子，怎么办？我妈妈发起办里弄民办托儿所，立刻有另外两个阿姨响应一起办。

要办托儿所首先要有房子，有一户居民自告奋勇让出一间底楼的客堂间（客厅），还同意托儿所可以使用客堂间后面的厨房。这户居民让出了客堂间，家里就只有一间卧室了，但是他们家五口人都同意，一点也不在乎，要知道这不是借一天两天，而是长期出借了。里弄办生产组的房子，也都是居民让出来的。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很单纯，觉悟真的很高。

托儿所头等大事房间借到了，还要筹备各种用具。大家提议，每个孩子自带碗筷、茶杯、调羹、毛巾、小板凳和小被子，再问问各位家长，谁家有多余的桌子、椅子、床、铺板，还有大的铁锅、钢精锅、锅铲、勺子、砧板、刀都希望能借用。当时里弄房子没有卫生设备，小孩子用的痰盂也是要紧的东西，也多多益善。家长们都热情支持，拿来许多用具，锅子、勺子、痰盂等等小物件都说不用还了。我妈妈也从家里拿出几块铺板，两位阿姨拿来小床、桌子等等。

几天后，万事俱备，托儿所开门收孩子入托了，一下子就有20多个孩子报名。说是托儿所，实际上是托儿所兼幼儿园，从一岁多刚断奶的宝宝，到五六岁学龄前儿童，都可以入托。妈妈她们商量好，三人都是保育员，又分工明确，我妈妈兼任所长，一个阿姨兼管财务，还有一个阿姨兼做炊事员。她们轮流安排上班，每天一个人上早班，早上7点到下午4点，一个人上晚班，早上9点到傍晚6点，还有一个人早上8点到下午5点。

小朋友托费很便宜的，每个孩子不论大小，托费每个月3元钱，下午点心费6角钱。如果中午在托儿所吃饭的，再付饭费2元5角钱。20多个孩子的托费，除了上交居委会几元钱作管理费以外，其余的钱3个阿姨平分，每人每月的工资20元钱出头，很不错。小朋友午饭的菜每天有荤有素，还经常吃馄饨面条，很配他们的胃口。下午小朋友睡午觉起床后的点心花样也很多，或是一个包子，或是一块糕，再加一杯豆浆。托儿所每个月收支平衡，我妈妈做了报表，贴在门口墙壁上，欢迎家长们监督。

托儿所开办不多久，冬天到了，小朋友们很怕冷，妈妈她们一商量，就把煤球炉子拎进来，装上铁皮通风管子，炉子上一直烧开水，蒸汽不断出来，房间里暖和多了。几个月后夏天又到了，小朋友又很怕热。那时一般人家都没有电风扇，更不要说空调了。妈妈们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土风扇，用一块长约150厘米、宽约50厘米的长方形薄木板，再用一块很长的宽约30厘米的布，钉在木板长的一边，每隔5厘米左右好像裙子一样打一个褶子，钉牢以后挂在房间天花板上，阿姨拉动木板，下面的布裙来回晃动，人造清风徐徐吹起。整整一个夏天，托儿所里没有一个孩子生痱子。

托儿所要教小朋友唱歌，但是妈妈她们只会唱几首很老式的歌，怎么办呢？我妈妈灵机一动，到旧货商店花十几元钱买了一台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有少年儿童节目，上午播了下午还重播，小朋友们学会了许多儿童歌曲，儿童歌谣背得朗朗上口，儿童故事也听得津津有味。我家邻居一个小孩也是入托我妈妈托儿所的，后来上小学五年级时，朗诵很好，考进了少年宫的朗诵组。他告诉我说，就是小时候在托儿所里听少儿广播的标准普通话，练出了童子功。

托儿所门口弄堂狭小，小孩子室外活动很难展开，好在人民公园比较近，如果天气好的话，妈妈她们就带孩子们去玩。为了路上安全，一个也不能掉队，妈妈她们叫最前面两个小朋友手拉手，后面的孩子拉住前面孩子的后衣襟，排成队一路向前。但小朋友们常常拉不住前面孩子的衣服，或者踩了前面孩子的脚后跟，甚至跌倒在地。妈妈们又想了一个办法，拉起一根绳子，叫小朋友们排在两边用手拉住，这样像一串大闸蟹一样，走路很自在，而且一个也不会少。他们一路走去，引得了不少路人的“注目礼”，都说这个办法不错，人民警察也笑着领他们过马路。

有一天早上，一位家长送小朋友来托儿所时说，孩子有点不舒服，早饭也没有吃，但是没有热度。家长急着上班，留下一个馒头走了。妈妈也不是很在意，让小朋友拿着馒头坐在小板凳上吃。突然小朋友昏倒了，妈妈她们急得不得了，一个拍打他的胸口，一个掐他的人中，一个拼命叫他的名字，但是小朋友脸色刷白，手脚冰凉，还是人事不省。那时候人们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意识还没有，因为不要说谁家里有电话，就是公用电话也很少。妈妈抱着他心急火燎奔出弄堂去医院。孩子有6岁了，长得比较胖，我妈妈抱着他跑不快，正好看到一个人踏着一辆黄鱼车过来，就连哭带喊地叫：“快救救我们的小朋友，快救救我们的小朋友！”那位师傅二话没说，火速把我妈妈与小朋友送到医院。医生马上检查急救，不一会儿，小朋友就醒过来了，原来是感冒加上低血糖，没有大碍。

街道办事处对里弄托儿所很关心，先后好几次送我妈妈和其他保育员到公办托儿所、幼儿园去跟班学习，到地段医院去听儿童保健讲座，提高她们的业务水平。记得我妈妈经常整理笔记到深夜，口中还轻轻地念念有词。

后来，托儿所不仅招母亲在本里弄生产组工作的孩子，如果家住本里弄，父母在市里工作，孩子也可以入托。这样，我妈妈的托儿所，隔三岔五就有父母下班路远来不及回来领的孩子了。本来里弄生产组工人4点半下班，家长到托儿所领孩子不会超过5点，现在常常是到五点半了，托儿所里还会有一两个小朋友没被接走，我妈妈和其他两个阿姨谁做晚班的，就把小朋友带回家，甚至留他们吃晚饭。那些在市里工作的家长也非常放心，会熟门熟路地到我家或其他两个阿姨家去接孩子。总是这几个孩子经常来我家，我也跟他们很熟了，常常陪他们一起玩耍。

就这样，我妈妈在托儿所里干了整整20多年，一直到60岁出头才退休。有一天我与妈妈出外回来，在弄堂口碰到一个十六七岁俊朗的小伙子，他恭恭敬敬叫我妈妈“阿姨好”。咦！我怎么不认识，他是谁呀？妈妈告诉我，这是她以前托儿所里的小朋友，现在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