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我跟随上海第四批援鄂医疗队进入封城中的武汉，此次旅程注定充满着未知和风险。

3月13日，武汉第三医院，我在ICU抢救室采访。沈伯韩 摄

当晚9时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在机场前往市区的大巴上，这个时间点换作以往肯定是武汉最为热闹的时段，远处住宅区万家灯火通明，路灯景观灯霓虹闪烁，户外大屏甚至是公交站台的小屏幕上的视频广告都在轮番滚动，四周却空寂无一人，也极少见到车，此刻的武汉是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空城，置身其中，不寒而栗。

2月7日，武汉，医疗队入驻的酒店，三位“迎宾”等待着，两位穿防护服的消毒员，会给每一位进入酒店的队员全身喷上酒精和消毒水，中间的人负责测量体温。

2月14日，武汉，一座高楼上的LED屏上 打出“武汉加油”，为市民鼓劲，周围街道空无一人。

2月9日，我到达武汉的第三天正式跟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疗队进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接管病区。那天，10多名护士在武汉当地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指导下，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

他们清一色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穿过他们穿戴的护目镜与之对视，能看到很多复杂的情绪，有一些迟疑也有一些彷徨甚至是恐惧，这群年轻人对污染区的种种不确定有一种本能反应。

2月9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叶伶医生（右二）和本地医生交接病人信息。

2月9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一位援鄂医疗队的年轻护士第一次穿上防护服。

领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朱畴文副院长几次面对媒体提起这个场景，都忍不住落泪，“这群孩子是在上战场啊，我就像他们的长辈一样，哪个长辈看到自己的孩子上战场不心疼？”

无论是恐惧还是淡定，无论是迟疑还是坚决，作为职业的医护人员，这些年轻人都要把自身的感受放在一边，拿了刀枪，上了战场，战斗就已经打响。

45天的疫情采访中，我曾21次穿戴护目镜、防护服等隔离装备，进入到病区采访，一直对于这些年轻医护人员在污染区里的工作感同身受。

前线护士的工作最为幸苦，风险最大。他们的工作区域都在污染区，穿着防护服的时间从4个小时到6个小时不等。

N95口罩的密封性极强，普通人根本无法感受或者理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能畅快的呼吸是一种什么感受，那是一种窒息和缺氧的连锁反应，心跳会加速，呼吸会困难，脑子很容易晕乎，犯困，接着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加上隔离服和防护服闷不透气，里边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是常态，加上护目镜容易起雾，有时候还要戴面屏，起雾之后视线一片朦胧，根本看不见东西，这种条件下工作，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3月12日，武汉第三医院，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市五医院的护士史媛虹眼镜上布满了水珠。

2月16日，武汉，为了近距离记录8名上海120司机组成的急救车队故事，我跟随车队一天穿梭在武汉各处转运新冠患者，期间穿了8个小时的纸尿裤、5个小时的防护服，在护目镜完全起雾看不清楚的状况下完成采访拍摄。

起初我也曾多次出现状态不佳，头痛欲裂，只好被迫终止采访，作为记者，我觉得身体承受不了，可以选择及时撤出，但医护人员，他们不可以，无论多困难，都只能忍耐和坚持。

我多次看到有人晕倒在病区，也有人呕吐在口罩中，每一个人都是拿命在工作，我又怎么好意思退缩？从那以后，我也默默告诫自己，要珍惜每一套稀缺的防护装备，尽量在里边“待够钟”，拍到一些让自己满意的画面。

2月24日，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来自武汉六中的高三学生小胡在复习功课备战高考，在疫情中他们全家都感染了新冠肺炎，被收治在不同的三家医院。

2月18日，武昌方舱医院，一位护士在查看患者的体温。

2月10日，我前往武汉中心医院采访。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位求助的老人，老人拿了一张盖满公章的证明给我看。

3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设在医院门口的江汉区发热病人登记点。

我快速的扫了一眼内容，大概是证明这位老人的妈妈患有尿毒症需要血透析，但因为各大医院都变成了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老人血透析无法做，很着急。

我后来把他的信息拍摄了下来，交给了一位媒体的朋友，发布在他们的救助平台里，至今我也不知道是否帮上了忙，这场疫情产生了很多不幸，也有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互帮互助，共渡难关。

3月11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由武汉和上海医疗队组成的“插管”冲锋队队员正在为患者插管。

2月17日，武汉，上海援鄂120急救车司机侯敏杰驾驶着车辆疾驰在夜色中。

3月9日，是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前的最后一夜。当天我已经进入了一次红区，回到酒店给外衣和器材消完毒后，正在洗澡，电话响起，华山医院的张昂医生打电话来说他们10分钟后就要最后一次进仓，跟患者作一个告别。洗澡洗到一半的我赶忙擦身穿衣，背上器材，一路狂踩油门，13公里的路15分钟就赶到了。

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即将关闭的c病区患者已经寥寥无几。

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熄灯后，护理人员和无法入睡的患者聊天，明天就要各奔东西。

我前后五次进入武昌方舱医院病房采访，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夜般萧条冷清。

平日里，比起病房，这里更像是一个热闹的小社区，医护人员来回穿梭，病患与护士们亲切交谈。我看到过医护人员带着患者一起跳广场舞，下跳棋，看到他们交流时真挚的眼神，感受到他们之间没有隔阂的信任。在这个远离家的地方，原本陌生的人成为了彼此的牵绊。

晚上十时，熄灯后的方舱里只有几名患者，大家都睡不着，点着台灯和留守的医护人员聊天，谁到知道，过了今夜，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次相遇，但是他们谁都不忘记，有一个叫做武昌方舱医院的地方。

"心里当然是希望它早日关掉的，但真的到了要关闭的时候又舍不得，这里凝集了我们太多的心血。”华山医院医疗队的一位医生跟我说完，虽然隔着护目镜，我依然看到她眼眶里湿润了，我和她并不相熟，却无比理解她心中的这种矛盾，同样是一种感同身受。

3月9日晚，武汉，在武昌方舱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江文洋医生，在结束了自己在方舱的最后一个夜班后躺在空床上，如释重负。10日起，武汉所有的方舱医院全面休舱。

3月9日，武昌方舱医院，华山医院的护士曹晶磊与一名康复患者依依惜别。

当晚，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最后一次在武昌方舱医院值夜班。看着空荡荡的床位，心里落寞又欣慰，担子终于卸下，他躺倒在空病床上休息了片刻。那个画面简直太魔幻了，穿着防护服的他像极了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执行了漫长又艰难的任务之后，终于落地在地球上的感觉。

我二话没说，拉了旁边的一把椅子，站了上去，把这魔幻的一幕拍了下来，看到我拍摄，他赶忙起身，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走出了污染区。

2月23日，武昌方舱医院，一名护士在整理患者体温数据。

3月1日，武昌方舱医院，一名小姑娘拥抱着援鄂医疗队华山医院张继明主任合影。

第二天，江文洋医生躺在空空病床上，如释重负的照片火了，多个关键词上了热搜，在微博、朋友圈之间传播甚广，也引来了像央视和人民日报这类主流媒体的转载，各个平台的阅读量累计超过了3亿。

3月9日，武汉，一位康复患者走出江汉方舱医院。

3月9日，武汉，在江汉方舱医院医护和安保人员送别最后一位康复患者后集体挥手再见。

同学朋友陆续截图问我，这是你拍的吗？为什么危险的采访都有你？

我没有很认真的给出过答案，危险的地方总会有逆行者，记者也是其中之一，把正在发生的事实报道出来，是我们的天职。

3月14日，武汉，来自内蒙古医疗队的急救护士陈丽华紧紧握住在救护车上吸氧的周老先生的手，还一边宽慰他的老伴。当天由上海120急救中心驾驶员薛凯华与陈丽华搭档一起转运患者。

2月22日，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房外张贴了一张护士画的画，为武汉打气。

3月12日凌晨，我进入了一家医院的ICU，采访拍摄凌晨时刻的抢救。

抢救室里躺着8位插管的病人，这是一个异度的空间，生死随时在这里交替。

其中一位患者情况特别不好，医生告诉我，病人进来的时候肝功能就已经严重受损，快不行了，在前面经过了几波抢救之后，勉强维持着生命体征。

后来抢救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患者的心电图变成了直线，那个滴滴滴的声响至今还在我脑海中回响。

3月12日，武汉某医院icu抢救室，一位抢救失败的患者监护仪数据中心电图变成了直线。

3月16日，雷神山医院感染二病区ICU治疗室，援鄂护士长袁维方突犯阑尾炎挂水消炎带病坚守岗位。

参与抢救的一位医生说，他走了，你不要再拍了，不要再拍了。为抢救弄得筋疲力尽的其他医护人员看起来特别的平静，我没有看到预想中的情绪波动，也没有像电视剧或者电影小说中出现的那样，医护人员神情悲痛，向遗体鞠躬和告别，一个鲜活的生命像是缺少了一些仪式感，在监护仪滴滴滴的声响中远离了这个世界。

3月18日，因为一张落日余晖图，暖遍朋友圈的主角87岁的音乐家王欣老先生，谈起上海中山医院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他感激落泪，护士长潘文彦给他擦拭眼泪。

3月18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22号病区，援鄂医疗队员中山医院护士长郑吉莉为85岁的赵金香老人理发梳理妆容。

起初我有些无法理解和接受医护人员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和“冷漠”。后来我专门跟一位援鄂的心理医生聊过这个话题。

他说，重症抢救室的医生护士不得不“铁石心肠”， 医学的科学性要求他们不能太感性用事，在疫区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的生死，一个医生要是不具备很强的心理抗压能力，他会承受不了的，他会崩溃的，那样如何能很好的救治其他病人？看似“冷漠”，却是为了更有温度的去救治下一位病人，给更多的人生的希望。

3月17日，武汉，各地援鄂医疗队员乘坐扶梯进入站台，踏上返乡之旅。

3月22日，武汉，市民打出“谢谢您为湖北人拼过命，热干面人民铭记于心”的横幅送别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3月16日，武汉雷神山医院ICU，医生桂晶给一名患者做B超。

2月16日，武汉火神山医院，一名护士引导轻症病人进入病区。

在病房之外，我也行走在这座被封锁的城市各处，带着自己的观察，记录下封城一月的武汉、大门紧锁的普通小区、社区服务人员与志愿者齐心抗疫，焦点漩涡中的华南海鲜市场……在这座被病毒笼罩的城市里，很多人的生活仍在继续，尽管有些艰难，也有很多人在散发自己的微光，传递着温暖和爱。

身处其中的我，也就更多了一份笃定和勇敢，将这些属于生命的微光逐一记录下来。

2月19日，武汉，医护人员帮助胡阿姨穿戴防护装备。52岁的胡阿姨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3号楼20号病区的一名保洁员，她的工作是每天穿着防护服前往隔离病房做清洁，和医生护士一样，她每天在隔离区内工作4、5个小时，从疫情爆发后从未间断，家里人担心劝她“保命比赚钱更重要”，但胡阿姨说，外地的医疗队纷纷驰援武汉，作为武汉人的一份子她特别感激，也希望自己能坚守岗位为医护人员和病患同胞带去干净整洁的环境。我问胡阿姨怕不怕，她说她很怕，但是她说她这个时候走了，很难再找到人做这份工作，医护人员的压力会更大，她愿意留下来分担一点是一点。

3月18日，武汉，一名男子在东湖栈道上做伸展运动。

3月13日，武汉，一位居民自家楼顶“放风”。

3月20日，武汉，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坐在雕塑群中休憩。

2月29日，武汉，工作人员在捕捉华南海鲜市场内的活物。

2月22日，武汉，消毒人员给封闭中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消杀。

2月23日，武汉，志愿者对一封锁的小区进行严防死守。

2月22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一座被按了暂停键的游乐场。

2月11日，武汉，一名快递员下车查看被封锁的小区。

2月22日，武汉，百步亭一家小区门外等待外卖的居民。

3月19日，武汉，一名男子在船上给绿植浇水。

3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一小区内，一位穿着红色雨衣的市民。

3月19日，武汉，一堵封锁的围墙。

3月3日，武汉，在完成了一次红区采访脱去防护服后，我的眼镜上沾满了水珠，脸上和额头上有印痕，为了便利穿戴防护装备，我生平第一次剃了卤蛋头。沈伯韩 摄

45天，在武汉，见证和记录的这一切，作为亲历的记者，都是一生之幸。

武汉“解封”在即，我想这里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期待能在车水马龙的街边，坐在板凳上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我也是，尽管还是有些吃不惯这碗拌着花生酱的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