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绪亮：王剑伟之子，第八、九、十、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现任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

王剑伟。

王剑伟：又名王绍福、王双福。浙江奉化人。1912年生于上海。曾任琪娜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东华三院总理。曾当选为香港上海总会会长、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等。1987年被上海市政协增选为政协委员。

改革开放后，香港与上海建立友谊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召集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希望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上海市委统战部积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及时复查平反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之前发生的“冤、假、错”案，还发还了原工商业者的定息、存款和查抄财物等，这再次激发起工商业老一辈爱国人士的报国夙愿。

6月上旬，上海9名工商界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出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建议。8月6日，上海第一家私营公司——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1980年3月，现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香港爱国商人唐翔千和郭正达一起，邀请上海的唐君远、郭秀珍和杨延修三人访问香港。

到达香港后，担任着香港上海总会会长的我父亲，立即到富丽华大酒店拜访了杨延修（当时杨延修担任着爱建公司党组书记）。这次拜会，父亲不仅加深了对上海的了解，还决定促进香港上海总会各个会员与上海方面建立信任，这也奠定了日后香港上海总会与上海之间的深度合作基础。

之后，经过唐君远、郭秀珍与杨延修的穿针引线铺路搭桥，香港上海总会与上海有了许多项目的合作意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新的合资或合作项目。记得上海首家沪港合资企业——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闵行开发区创建的第一家独资企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上海锦江集团与香港合资创办的上海锦江航运公司，都与唐君远、杨延修他们代表团数度访问香港，与香港方面产生的合资合作意向密不可分。

上海市政协首次增补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

自从上海派代表团与香港方面建立联系后，香港与上海的联系日益密切。考虑到香港与上海的关系，以及未来的发展等诸多原因，1984年3月，上海市政协六届五次常委会会议（扩大），协商增补8名市政协委员，其中1名就是香港企业家刘浩清（香港侨民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石油公司总经理）。这是上海市政协首次增补港澳地区的政协委员。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对上海的感情更增进了一步。经过数年的耕植努力，1987年4月14日，上海市政协六届二十一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我的父亲在内的六位香港知名人士，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后，我的父亲对上海的感情更深了。1989年11月，他与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联华毛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唐翔千，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申新针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陆叔权，市政协常委、香港侨民有限公司、东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刘浩清等再次考虑投资上海。

那时正值我国经济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海，财政收入滑坡、工业不景气；市政基础设施陈旧，交通拥挤、住房困难。10月25日，听说朱镕基市长在参加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就讲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上海严峻的经济形势。

上海要发展，当然就需要另辟蹊径，提出浦东开放势在必行。当时的香港已成为对上海投资占比很重的一块。单投资的项目，就达到了一百多项5亿美元之多。要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的资金量，是很厉害的了。当时，外来投资中，美国数第一，香港地区数第二。

对上海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1990年6月8日至15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率上海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我父亲作为香港上海总会会长，参与了接待。

记得6月12日，当朱镕基市长在香港举行的“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经济合作展望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父亲作为东道主也坐在主席台上。当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利国伟，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香港立法局议员张鉴泉等。

演讲时，朱镕基谈到了香港人关心的中国经济，包括上海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形势，包括治理整顿，包括抽紧银根等产生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中国的经济，包括上海的经济正在逐步好转。虽然这种好转是缓慢的，但上海正在进行扎扎实实的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的更新换代、企业的技术改造以及管理工作的加强，都是关心上海、关心中国的香港人能够看得到的。

他说，相信经过一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一定会从根本上好转起来。他还说，希望大家到上海来投资，稳定的局势会继续发展下去。

朱镕基市长的这次演讲反响很好，不仅给了香港投资商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了刚刚准备改革开放、开发的浦东一个很大的利好。

这次访问香港，朱镕基市长还与香港的一些朋友，包括我父亲等人商量，准备在8月邀请香港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如香港总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厂商联合会、香港工业总会等团体，组织一些香港高层人士到上海开个座谈会。而这个座谈会的内容，就是对上海为外来投资者制定的法规给予“评头论足”。

听到、看到上海针对投资者的“利好消息”，香港的投资者信心增强了，他们更加快了投资上海的步伐。

父亲捐资教育的善举不断影响着我

我父亲不仅关心上海的经济发展，而且十分关心上海的教育事业。

对于教育，他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想法。父亲17岁进上海洋行当练习生，以后好不容易才跻身商界，在上海虹桥附近开设大理石厂。1952年，在他40岁时，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创办了大伟行有限公司，除经营大理石、花岗石等业务外，还经营其他商品进出口业务。四年后，在他香港的生意渐入轨道后，才把我和母亲接到香港团聚。

父亲教育我的方式，我印象很深，是类似“弹簧式”的教育，有时候看似对我好像非常严格、专制，有时候却又看似很是放松，给我很大的自由。我小的时候，父亲还放手让我去做每一件事，而他总在旁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直到最后发现出了差错，才加以提点。

父亲从小因家境贫困，读书机会甚少，所以他对资助家乡教育特别用心。2000年，在看到上海川沙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学楼破烂不堪后，便以香港上海总会的名义，捐赠了港币50万兴建造“乐教楼”；1992年10月，又以上海市政协常委、香港上海总会的名义，捐款50万港元资助育才中学建造综合教育楼。当然，他还大量资助浙江老家的教育事业，这是后话了。

父亲资助教育的善举，不断影响着我。2000年，我的父亲虽然因病辞世，但我与上海的情谊没有断。2006年，在我担任了香港上海总会理事长后，不断秉持父亲的爱国爱港理念，为上海，包括为我的家乡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图片、内容均由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浦江纵横》杂志提供，略有删减。本文编辑：洪俊杰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