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三口从1月22日回到湖北老家过年，直至今天，一直在“居家隔离”中度过。

只不过前半段，隔离在湖北黄冈麻城农村的大院里。后半段，从2月8日回沪起，隔离在上海奉贤贝港新村小区的高层楼里。我知道，想要恢复“自由身”，至少是2月22日隔离期满以后的事。

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什么大时代大背景下的标志性角色，但由于这次疫情，最近的我似乎妥妥地背上了一些标签：湖北人，也可以叫重点地区人；新上海人，也可以叫返程复工大潮中的一员。两重身份的叠加，让我成为周围邻居、朋友、同事生活中，最关心的“焦点人物”之一。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关心我，我就说说有关我的这些天。

逆行

故事从哪讲起呢？就从春节放假前说起吧。毕竟没有那次出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种种。

1月20日，我干完了年前在医药公司的收尾工作，收拾东西往家赶。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每年春节回湖北老家，已经成为定式。今年，我和妻子计划自驾回。那几天我们忙着收拾回乡的行李，浑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1月22日凌晨4点，我叫起了睡梦中的妻儿准备从上海的家出发，这时，距武汉封城仅一天，距我的老家黄冈封城，还有三天。我不知道当时别的家庭是不是已然嗅到什么，总之，后知后觉的我们仨，就这样“逆向而行”地回了湖北。

老家果然还是一片祥和。父母在村口开了间杂货铺，来办年货的婶婶叔叔们不少，人们关心的话题依旧是：你家买了什么没有？他家孩子回来了没有？朋友圈有武汉的朋友，分享了一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我也没往心里去。

可一觉醒来，23日，一下就变了天。武汉封城了，村里人心惶惶。我想去村委会打听打听，却见他们上上下下忙着布置防疫的各种物资，根本没空跟我说上一句半句。那一刻我才知道，事情已到了必须引起重视的地步。

24日零点，黄冈一纸封城令，关闭了所有道口。村干部为了封路，特意让村里一个开大巴车的青年，把车横停在干道上堵死。村民们一下傻了眼，串门的、走亲戚的，骤然少了大半。

尽管身在湖北，但与疫情有关的消息我并不比全国人民知道的更早。封村那天，我们一家9口才慌乱中想起，家里甭说口罩、消毒液，就连感冒药也没剩几颗。一家人在凝重的气氛中开了个简短的会，商量了一下派谁出门囤“物资”。我和身强力壮的弟弟当仁不让。

村里没有店铺营业，我们就一路赶到镇上。镇里还开门的商店不过两三家，兜兜转转一圈，除了买到9个布口罩，别的事一件没办成。从药店出来时，店员甚至嘱咐我，别来了，10天内都别来了，你想要的东西不会有的。

往后，我们一家子没再跨出过大门。9岁的儿子闷得跳脚，也只允许他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好在我们家“坐拥”一家小卖部，如同有一个大粮仓，衣食无缺。

2月4日，是我自我隔离在湖北老家后的第一次出门，粮仓也没油没米了，村里好多家庭“揭不开锅了”，我和弟弟奉村长之命到镇上采购。还记得为了让我的车出村，开大巴的小伙子一路小跑到村口，把车一点点挪开，给我留下一个窄窄的通道。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全村的希望”。

一张路条

留在农村的生活是惬意的。但网络是击碎一切世外桃源的利器，每天关注新闻的我，得知上海即将在2月10日复工，一家人便开始焦躁起来。

说实话我是有些想回去的。一来上海是我的家，二来我听说重点地区回沪人员还要经过14天的隔离才能出动，我盘算着，怎么也得走了。这个节骨眼上，工作很需要我，而我也无比需要它。

但内心焦虑是一回事，实际上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靠谱的办法突出这重重“包围圈”——封村、封镇、封县、封市，回上海这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节点和关卡等着我。

2月6日，从上海发来一则消息。公司行政通知：有意愿回来复工的员工，可以由公司和所在园区开具复工证明。这就好比一张“路条”，拿着它，再拿着一系列能够证明自己身体健康的单据，你就是一个具备上路资格的湖北人。

很快，我成为了公司第一批拿到“路条”的员工。这就是一张普通的函证，上面写着有关我公司的复工情况。虽然每一行都是公文格式，但我总觉得字里行间藏着暖意，我可以回家了。要知道，那段时间，微信里到处充斥着“湖北人被遣返”、“湖北人到哪都不受欢迎的”的话题，我险些以为我真的进不了上海了。

凭着这张“路条”，我在村委会、镇政府和县防疫指挥部分别开出了“满期14天居家隔离”“身体健康证明”等相关的证明。我把他们小心叠放在一起，妥善保存，好比这是《西游记》里唐长老西天取经的通关文书。

和父母依依别过，2月8日早上7点，我踏上了返回上海的路。

临走前，我给上海的家所在的那个居委会去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要从湖北回来了。与我预设的反应大不相同，他们很淡定地祝福我，一路顺风。

父母知道我回去后不免要再行隔离14天，拼命往我后备箱塞吃的。花生、绿豆丸子，一包一包，都是家乡特产。家里的自留地也快被他们薅光了，一筐筐青菜、白菜、萝卜都给我安排上了。

村口的大巴车第二次为了我挪开，那种感觉很复杂，很难言说，我感到被家乡的爱意与善意包裹着。

两个半小时

离开村庄后半小时，我拐上高速。湖北的道口工作人员做了登记、测了体温、看了我的“路条”后，很快就放行了。我暗忖，大约是因为我要离开，他们也就不为难了吧。

谁料，回程这一路，都顺得出奇。从大广高速接沪陕高速，再上芜合高速接沪渝高速，除了在过安徽省界时，我被拦下来一次，出示了“路条”外，几乎没遇上过阻碍。反倒是我自己，过不去心里的障碍：担心自己湖北人的身份给别人造成困扰，我几乎没敢在任何一个服务站逗留超过10分钟。

车快到上海金山的道口，我才刚刚花了8个小时车程，比回乡那天省了5个多小时。不过，在距离上海入城道口3.5公里的地方，电子地图显示，前方已经堵成黑红色。

车队的流速很缓慢，平均每两三分钟能往前挪动一个车位。我预感到，上海的道口检查不会松，内心忽而泛起紧张，紧张到甚至忘了自己还有“路条”这回事。

“我今天早上听人说上海路口凡是检查到湖北来的，都会遣返，早知道不回来了。”车上，“马后炮”的妻子突然说话，但此刻一切都来不及了，我的车就“卡”在高速路的那根快车道上，前后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那天我们等了整整两个半小时。开始的等待的确煎熬，到后面却变成忐忑，我甚至希望车队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将是命运的审判。

捱到道口时，时针已经指向晚上8点。穿着荧光马甲的工作人员指示我扫描二维码，在一个叫做“健康云”的平台上登记信息。随后有人敲开我的车窗，询问我的来处，如实相告后，我被引到一条单独的车道。

那应该是专为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准备的，各种信息的核查大概会比其他车道更为全面。我按规定填写了登记表，签署了健康承诺书，也回答了一系列细枝末节的问题后，工作人员开始核查身份证，并记录我和车里妻儿的体温情况。

整个过程花了大约十多分钟，当工作人员最后确认，我已经和我即将抵达的社区取得了联系，他们如同传完了这根接力棒，脚步轻快地离开了我，并打开了那道闸门。

暗号

车行在上海的路面上，我忽然有些感动。尽管沿街那些熟悉的商铺现如今都黑灯瞎火，马路上也了无人烟，上海这座城市，同样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下。但我深知自己是真正到家了。没有被遣返，没有被当作异类，我依然是这城市里，平凡的一份子，心里挺踏实的。

第二天一早，居委的、物业的、派出所的、社区卫生中心的电话轮番打来。毫不夸张，他们接二连三，先是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这两天的出行情况，又问了我的实时体温，并告知了第二天即将上门测量体温的准确时间。

居委会最是贴心，打电话的干部跟我对了一个“暗号”，每隔一天上门来收我的生活垃圾，不用开门，我只要放在门口，她敲两下门，就意味着拿走了。如果我买了快递、外卖什么的，也是如此，她送到家门口，两下敲门后，我就可以取进屋了。

虽然我平日最不喜欢给人添乱，但疫情关键时候，严格居家隔离就是此刻我能对社区、对社会作出的最有力的贡献了，至于让居委干部跑上跑下帮帮忙，我也只能隔着门说声感谢。

几天前，住同一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家孩子同学的家长，给我送来一包物资，里面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尽管不曾约定，但暗号是惊奇地一致：两下敲门声。同样，只能将来感谢了。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醒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总是打开手机看新闻、看数据，黄冈确诊了多少、上海确诊了多少，稍有浮动，心也跟着揪起来。

今早，看罢新闻我突然想起一宗事，2月22日，我和妻子、孩子的居家隔离就正式解除。如果没什么意外，我们夫妻俩会赶去单位上班，就留下一个9岁的毛头小孩在家，实在不放心，也不知道他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想着想着，又开始头大……

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日子。本以为有人会在乎、介意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变。生活不论欢乐还是忧愁，总之，一切如常。

（口述：万清卫     整理：杜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