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似乎没有春节，日子在疫情的纠缠里，跌宕起伏着。

微信群里的乡村、媒体报道上的乡村，再次成为与城市相对的另一个场域。那里，地理空间和人员流动相对封闭，在春节的气息中，变为一个冷清、被遗忘却又值得警醒的地方。

我曾经调研过的一个村庄，在门口设置了检查站。微信朋友圈里的村庄大门口，设置了临时人员，村民带着红袖章，带着口罩，在执勤。

他们说，很久没有这样过了，似乎过了很多年之后，村庄，再次“主动”成为一个隔离的空间。他们家的院子，依然敞亮，晒着玉米、辣椒和其他农作物，冬日的阳光，散落在院子里，他们在院子里，可以嬉戏欢笑。但是，广场舞、扭秧歌没有了。

……之前就这样的。外出打工的人不出去了，家庭都团圆了。

卫生院：村委最好的一间房

2019年8月中旬，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每天37-38度的样子，我在南部的村里做调研。村委会大院，其中一个两层楼是办公室，一层进门左转就是村里的爱心超市，右边是一个大的会议室，二层是村委会的办公室。在38度的高温下，村委会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电扇。村支书得知我要去村里看看，马上找出一个草帽来，这草帽，我十分熟悉，就是我小时候在村里干农活时候带过的，不同的是，草帽的帽檐要小一圈。

带着草帽出去，阳光依然火辣。在村里走了一圈，才强烈感知到乡村阳光的热情。回到村委会开始座谈的时候，几分钟就热得满头大汗。村书记是一位淳朴又老练的干部，外出打工经商，再返回村里带着村民致富。很有干劲。

他神秘地说：“你知道我们村委会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吗？”看我茫然的表情，他说是“村里的卫生院，那儿有空调。”书记拿着一串钥匙，开了村委会大院一个带有防盗门的房间，我特意出门看了一眼，门口挂着村卫生院的牌子。打开防盗门发现这是一个套间，外面有检查床、办公桌，一些简单的医用物品，旁边有一个小库房，里面都是药品。另一个房间则是办公室，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旁边是一张检查床。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周末，卫生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没有上班。村书记告诉我，卫生院每周一三五全天有人，其余两天则是到村民家里服务。卫生院的工作人员都住在县城里，不是村里的村民，是县城医院的医生轮流派驻到村里工作的。

当天调研的时候，村民反应，卫生院有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主要是服务性的信息，告知他们到哪里看病，如何办理手续等。

村民心态：生病不发愁

一位村民，在上海打工，罹患癌症，返回村里。作为贫困户，享受了村里的各种医疗保障措施，治愈了。然后在村里合作社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开始养鸡养鸭，慢慢地开了一个小养鸡场，村委会帮助他与城里的饭店联系好了，他可以安心地养鸡。说着这些情况的时候，这位村民带着笑容，表情很恬静。他今年35岁，最大的梦想是结婚生子。村里的姑娘太少了，不好找。

村里的卫生员，总是及时地帮他联系医院，定时提醒他购置药物等。他说，作为贫困户，在扶贫攻坚中，生病不怕，村里的保障都很好，他们村脱贫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待遇不变，他说：生病不愁。

他的父亲和他一起居住，两个人因为是独立的两个户籍，便是两个贫困户。生活有保障，生病不发愁。他说：这样很好，比起他外出务工的大城市，他的眼里没有了向往。

疫情蔓延到村里的时候，这个村里的人依然很淡定，村子虽然距离县城不远，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却很远，走在村子里，隔着十多米的距离，大家打着招呼，这是习惯，也是传统。无需学习。

俗语新编：宁可憋得冒汗，不给政府添乱

节日的习惯依旧。

疫情，却不会被忽视。一位村民写到：“宁把自己灌醉，也不参加聚会。宁把自己喝到，也不出去乱跑。宁把脑袋那睡扁，也不出去热火。宁可憋得冒汗，不给政府添乱。”他们每天带着口罩，带着红袖章，在微信群里拍照打卡，冬日里的寒风打在那些带着帽子、围巾，穿着棉服的村干部身上。“疫情严重，禁止出入”，村庄，成为一道防线。村里的人们，依然在过农历的节日。

背着农药箱原本给庄家杀虫的村民，现在走在村里，给淳朴的村庄小路消毒。他们的背影，在空旷无人的村庄街道上徘徊。

夜幕降临了，村庄里的人们休息了。

大门口，夜色里，村干部依然在值班。他们呼出去的气，在幽暗的路灯下，显得分外明晰。

村庄的生活，原来，还是变了样子。

乡村时间：轮回与可逆性

埃文思·普理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认为努尔人的时间概念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反映他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生态时间，另一类则是反映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结构时间。这两类概念都表示事件的前后延续关系。生态时间是周期性的，而结构时间则是向前进行的（普理查德 2017/1940：145）。对于村民而言，在春节里的时间，是一种轮回的时间，农民阶级的时间等级为三种社会时间：长久持续和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转向其自身的迟滞性的时间以及轮回的时间（乔治·古尔奇维，《社会时间的谱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31）。轮回的时间，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也是一种可逆的时间，可逆意味着轮回，也意味着可以新生、或者说重生。

进入工业社会乃至现代社会之后，“时间的商品化，以及它与进一步的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之间的区别，是解答由资本主义出现而带来的日复一日的社会生活最深刻的转变的关键。”（Giddens 1981：131）。

改革开放之后，乡村逐渐被纳入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格局中，习惯了传统农业时间的村民们，基本“抛弃了”生态时间，剩下的结构时间，也在外出务工的流动大潮、易地搬迁、拆迁等各种乡村社会地理空间的变动中，发生了变化。结构时间，不一定是向前的，也是向后的。

疫情来临的时候，时间的形态，转瞬发生了变化。

疫情突袭：现代与乡村时间融合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约翰·多恩），同样的，中国乡村不是孤岛。

中国的乡村未来如何，自改革开放以来，或轻或重，始终是一个被探讨的问题。从美丽乡村、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乡村时间，早已被行政时间、媒介时间被分割为不同的碎片。无论是在乡村短视频中，还是在乡村影视剧中，乡村，都成了现代时间里的一个符号。

疫情的突袭，使得乡村的生活，被分割为几个系列的时间：第一个时间是行政时间与媒介时间的融合。这一点在村干部身上凸显出来了。他们在值班、在上岗、在行走上，在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的半公职化基本成为现实，他们的时间特征理所当然具有现代时间和乡村时间的融合特点；第二个时间是村民家庭时间的回归。他们不再是被分裂的家庭，留守与外出的，在这一刻，再度进入了大家庭的生活状态中，小农的时间，成为最安全的时间；第三个时间是乡村的卫生时间。随着乡村卫生院的普及，原来的赤脚医生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村民们开始接受现代医学的知识，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成为他们与现代医学知识之间对接的最重要窗口。在疫情时间里，村民获得的医学知识，来自于村干部从行政系统中获得的信息。

乡村的生活，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也是人类治愈疾病的开端。土生土长，意味着本土性、乡土性，也意味着生命在农业时间里的循环与轮回。疫情里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城市还是乡村，也忘记了农业时间的特征。

当村民开始从土地里寻找食物，与乡土自然共享生活的时候。疫情，或许不再是疫情了。

乡村里的时间，或许应该是乡土时间，而不再是现代时间。而乡土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在这次疫情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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