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闸北水厂污染而引发的沪上霍乱大流行，造成3210人发病，366人死亡的严重后果。1912、1914、1919等年份中都有霍乱病案发生（《上海防疫简史鉴》）。这一时期，上海部分地区为防止疫病蔓延，特设医院，可是并不接受华人。因此倒逼市民开始构建公共卫生防治体系。一些民间社团倾注心力积极参与疫病防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建设，在这其中，时疫医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既是防疫工作的一个环节，又是联系政府和民间力量齐心协力维护公共利益的纽带之一。

沈敦和

那么，这些时疫医院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1908年春秋之间，上海“时疫”流行，上海绅商沈敦和、朱葆三为首的慈善人士，在天津路316号筹设时疫医院。“上海租界华人自立医院……自时疫医院始”。医院自创办起，每年夏令开院至秋冬时疫肃清闭幕，专门治疗急痧、霍乱、吐泻、绞肠、吊脚、瘪瘰等症，并且聘请国外专家时疫进行诊治。因病人过多，病房不够使用，时疫医院于1922年起便自筹建立病房。数十年中，这家医院救治病人数以万计，得到各界交口称赞，“诚上海第一善举也”。同时，医院还自制防疫药丸，在时疫救治方面做出了了不起的尝试。

上海时疫医院院长邓青山手迹证明（1949年3月）

1909年，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士绅，用中俄战争救护的剩余捐款，计44500两，在徐家汇购地十余亩，原址在徐家汇路七号，“建造高大洋房一所”，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于1910年3月正式建成，“其间冷热水管、解剖房（病理室）、割症室（手术室）、蒸洗器械房（消毒室）、爱克司电光房、配药房（制剂室）、储药房……，无一不备”，其设施之完善，在上海首屈一指。

这幢建筑今为华山医院

南市、北市医院成立的比较早，直到1913年6月才确定名称。南市医院沪南十六铺马路第四医院。1919年初，南市医院“因病舍内留医贫民不敷分布，且各警署警察之患病者亦在该院医治”，加之同年秋天上海地区霍乱流行，南市医院遂“拓同仁、辅园堂公地，并购民地共十余亩”，建造男女病房13幢，天花病房4幢，看护室、医药室并隔症室、太平间等，花费70000余元，同时延请医士修女个2人担任医药看护”，救治时疫病人。北市医院为沪北天津路分医院，后迁至北京路。1921年12月25日，北市医院因房屋收回，遂迁至天津路时疫医院旧址，后在新闸路卡得路转角西首22号，自行建筑医院，定于1922年12月28日开诊，北市医院有了自己的院址。

吴淞口自古以来是上海重要的港口。设于吴淞的防疫医院本为“检验往来轮船搭客疫气而设”，从清末起，一直承担着着港口防疫的重任。1921年制定的《上海吴淞两口防护染疫章程》，对吴淞防疫医院的救治工作进行了规定，“凡到口船只到达必须经吴淞防疫医院医员检查，方可靠岸”，同时明确了防疫医院专收患传染疫症之病人，强调该院与各处设立普通病症之医院性质不同。

那么，这些担负着疫病防治功能的医院又怎么具体开展防疫工作的呢？

预防接种是为预防天花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总办事处、北市医院、南市医院沪城分会成为沪地开种牛痘的常设临时机构，据当时的《申报》报道，“施种牛痘，不取分文”。注射疫苗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之一。各时疫医院在进行施治的同时，一般都要对患者进行注射。这些时疫医院一般也总结出了疫病发病的规律，在时疫爆发到来之前，进行防疫注射。

1927年3月12日的《申报》记载：“夏季到来，为了防止霍乱，各时疫医院开始注射霍乱防疫针，济生医院、父子医院、联益西医院、急救时疫医院等个时疫医院相继开幕，进行救疗与注射等工作。夏季时令病结束，秋冬季时令病又接踵而至，防疫工作丝毫不得懈怠。10月份，上海联益善会、虹口医院及沪南平民医院又开始施种牛痘，以防天花。”1931年，上海地区脑膜炎流行，每日有医生护士160余人于沪地华界民国路、九亩地、老西门、文庙、斜桥陆、露香园路、白云观、高昌庙、大境路等处注射防疫针，三日内注射363人一面致函学校工厂等人工聚集之处，免费注射防疫针。此外，1913年，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制药部，研制防疫药物，如辟瘟药水，用于消灭蚊蝇虫虱，隔断疫病传染媒介。急救时疫药水，由中西医博士共同研制，同于霍乱、吐泻、绞肠、吊脚、冷麻、瘪螺等疫病突发时，“夜深人静，医药俱无，僻壤穷乡，船火车，医院又无良药，措手不及”，服用此药，预防疫病恶化，以防不治身亡。

正威时疫水和霍乱预防注射证

此外，在疫情严峻吃紧的情况下，上海抗疫主要有通过设立临时时疫医院，应急预防、接种注射，车站检疫隔离患者这三种方式进行救治。1926年，闸北水厂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疫病蔓延快且危害大，民众因疫不治者甚众。上海又连续两年设立三处时疫医院，共同救治时疫。各时疫医院开办后，患者纷纷到院求诊。闸北海昌路时疫医院所设之地时疫最盛，“医院内外皆无隙地，医生倪承方、曹志绶分日夜两班诊治，几至寝食皆废，男女护士甚至劳碌成病。”（《时疫流行与消息防范》，刊于《新闻报》1926年7月25日）

1927年上海《申报》相关报道

公共卫生是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它在映照出各个地区人民生命状态的同时，也射出了该地区社会发展情状的系统镜像。近代中国特殊境历史遇下的公共卫生，更掺杂了诸多复杂的时代意涵。”（《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李忠萍，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时疫医院是当时上海防疫工作中，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形态，其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对于公共卫生制度相对落后的近代中国而言，有着非凡的意义。

如今，在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面前，我们显然更有章法了。在经历过与非典、H7N9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疫情的斗争后，我们对各类病毒和严重病症的认识不断深入，医学研究不断进步，医疗救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设备更新换代，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日趋完善，国际合作也更加深入。我们每个人都是疫情抗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有战“疫”到底的信心和一定能赢的决心。

参考：

上海防疫史鉴[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上海通志馆编，2003

时疫医院参观记.新闻报.1912年8月30日

时疫医院之荣誉.新闻报 1918年7月6日

人道指南第2号.1913年7月.第13-14页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M].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红十字会总编，1993，第47页）

《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卷）[M]，安徽人民出版社，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2011版（第503页）。

上海吴淞两口防护染疫章程.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6期（1922年3月）第9-15页

红会卫生工作昨闻.申报.1931年5月1日

时疫流行与消息防范.新闻报.1926年7月25日

近代苏州公共卫生研究.李忠萍，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M].东方出版中心，马强、池子华主编

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