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早上6时，隔离点医生顾剑南早早地起床，打开房门。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照进隔离点内，穿过污染区空无一人的走廊，穿过清洁区的长长的楼道和半清洁区的层层防护线，照在一楼大堂“集中医学观察点”的指示牌上。“等这一切结束，这些地方都将恢复原状吧。”顾剑南心里想着，换上一身干净的医护服下楼，7时20分准时在酒店门外等候。

从这天起，隔离点内第一批住客隔离期满将陆续撤离。“走出隔离点，就回到正常的健康人群。”顾剑南给解除隔离的房客送上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告诉他们出去之后的注意事项。

离开酒店时，当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隔着口罩再次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几名住客仍不停回头，向医护人员表达感谢。顾剑南挥挥手，转身走回隔离点内。

这里只有住客，没有病人

这是上海最早建立的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集中医学观察点，设在一家普通的酒店内。四名来自杨浦区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和护士组成一个小团队，照料着隔离点内近80名住客的生活起居。

白天，顾剑南的房间是医护小组的工作间，晚上经过彻底消毒后，又变成他睡觉的地方。卧室的台子上摆放着电脑、电话和打印机，铺满健康信息表，这里是病历录入区。套间小客厅里，环绕墙面一圈放置着医疗物资箱，箱子上方贴着标识：急救箱、备用药、防护服……这里是物资间。屋子中间的墙面上，用A4纸打印出“集中医学观察点”几个字，各种操作守则、隔离点日志贴满一面墙。

医护人员在狭窄的过道里进进出出，一切都在忙中有序地进行着。病毒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工作间里待久了，刚进来时的恐惧和警惕感会淡化。但每隔半小时，他们都会谨慎地提醒我用“快消”擦拭双手。一天下来，手被消毒水侵蚀得开裂。

“您好，今天早上醒来体温多少？36.7℃，好的，注意开窗，口罩戴着，尽量多喝水……”电话机前，顾剑南开始对着住客信息表，挨个给各房间打电话询问体温。由于污染区与清洁区完全隔离，彼此之间的日常沟通全凭一根电话线。

“电话里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从住客的语调和周围环境声能听出他们的情绪和状态。如果住客比较焦虑，我会和他多聊一点。”一位住客量出的体温比平时略高一点，在电话里非常害怕。“你别紧张，多喝水，多休息，有时体温是受情绪影响的……”临近11点钟，挂上最后一通电话，顾剑南自己才喝上今天的第一口水。

在这里，隔离人员被称为住客，而非病人。“他们是从湖北来沪或途径湖北来沪的重点人员，目前都是没有确诊的观察对象。”进入隔离点时，住客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医护人员的大量工作是消除住客的焦虑。“要让他们觉得，‘我只是为了家人和其他人的安全来这里观察一下’。”一切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风险，医护人员和住客共同担着。

“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临近中午的时候，护士长沈艳收到一个好消息，四天前因发热从隔离点转送新华医院的孩子第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两次都是阴性，孩子就是普通的乙型流行感冒，今天就可以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四个人围在一起商量下午的接送事宜。“孩子和爸爸在医院待了四天，没洗过澡，下午我和李春敏穿一级防护过去接他们回来，先洗澡吃点东西，再带孩子到普通门诊吊水。”

1月29日晚上8点，隔离点内一名小孩突然发烧到37.8℃，上报情况后，沈艳和司机一起出车将他送到新华医院发热门诊。“小孩是从武汉来的，又发着烧，疑似病例的特征都有了，几率很大。”当时沈艳心里有点害怕。“上楼接孩子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自己手有点发抖，不敢碰他，但后来我跟自己说，也就那样吧……”

到了发热门诊，孩子接受血常规、胸片和CT等一系列检查，此时沈艳和司机一直守在门外的车里。按照规定，他们只要把人送到那边就可以回来了。“这孩子8岁，和我儿子一般大，很听话，他爸爸很焦虑，妈妈还在隔离点不能跟过去。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又不懂医学，十分无助。”

晚上11点多，两人已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孩子的报告还需医院专家讨论才能出结果。沈艳一直隔着医院的大玻璃窗看着孩子，后来实在等不住了，她咬咬牙下了车。“你不要去呀，里面发热门诊有不少疑似病例。”司机劝她不要进去。但当母亲的本能告诉她，她要全程陪护这个孩子。

深夜的发热门诊内，沈艳闷在防护服里，与父子俩面对面坐着。“姐姐，你好像太空人。”8岁的孩子此时还不懂得害怕。“宝贝，你在上海有没有小伙伴？”太空人姐姐说。孩子认真地摇摇头。“等你好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伙伴好吗？我们家也没有去过武汉，以后把上海的小伙伴带到武汉去玩好吗……”

和孩子聊天的时候，沈艳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她一直陪着这对父子，等待这最难熬的3个小时过去。

凌晨2点多，孩子所有的报告出来了，是乙流阳性，但由于左侧肺部有小片模糊，经过专家讨论，决定还是要在医院隔离留观。沈艳看着医护人员把孩子和爸爸送上22楼隔离病房，才离开了医院，回到隔离点时已是凌晨3点。

“这是我进隔离点后送的第一个疑似病例，当时到底应该留在外面还是里面，没有人告诉我。”隔离点操作流程的制定，都是在边实践边摸索之中形成的，这种不确定性，从隔离点设立之初便已存在。

六个小时，两个人，白手起家

“隔离点刚设立的时候，这里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这几天，与他们谈话间提的最多的便是高蓓和张文静。“你看我们现在四个人已经忙得团团转，但最初只有她们两个人白手起家，工作量无法想象。”

接到设立集中医学观察点的通知，是在大年初一的凌晨1时，当时离隔离点开设还有6个小时，然而人员、物资、线路，一切都还没有安排下来。医生张文静大年夜还在医院病房里值班，第二天一早直接从医院岗位上奔赴隔离点。护士高蓓年初一早上从家里出发时，妈妈拉着她的手不让她出门，她跟妈妈说：“我是到医院值班，不是去隔离点……”

然而未知的一切还在前面。如何将没有医疗设施和隔离条件的酒店改造成隔离点？通过观察，她们在酒店现有布局的基础上，划分出了清洁区和污染区。从酒店大堂进入，经过电梯，到达酒店四到八楼的客房，这是污染区域。绕过大堂从西边侧门进入酒店，沿楼梯间通往二楼的医护人员工作区，这是清洁通道。

两个区域之间的隔离，依靠的是一扇扇紧闭的大门，以及人为的严防死守——每次医护人员要跨越从清洁区到污染区的界线，都要穿上全套防护服，并严格遵循设定好的路线。

1月25日，隔离点设立第一天就迎来了30多位住客，他们中有刚从国外旅游归来的老人，有因武汉“封城”而滞留在上海的公司职员，有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照相关规定，自抵沪首日起，他们需要被隔离14天并接受医学观察。

有些住客不愿意被隔离，有些人不愿意提供个人信息，有些人进来后十分焦虑，千头万绪的工作，全靠两个人边摸索边整理，形成了隔离点最初的全套工作流程——每天早上开始测体温和登记住客健康信息，住客身体有任何异常状况要立即上房诊治；在没有发热的情况下，住客的基础疾病由隔离点医生处理，一旦住客腋温超过37.3℃，要立即转送到发热门诊。

“集中观察点不同于病房，这里有没有病例、会不会发病，一切都不确定。每次进入污染区，其实都是踏上一场未知的旅程。”第二批进入隔离点的医生匡晓雯说。

80多名住客的情况各种各样，每个人的名字下至少有十张表格，详细记录他们何时从何来、密接史和个人病史。“刚进来时人数太多，由于存在口音以及瞒报等情况，仅凭语言无法收集到准确的信息。”公共卫生医生刘磊已经在电脑前对着病历表忙了一上午，“现在这些有效信息，都是我们与住客加了微信后一点点搜集回来的。”

信息登记表上，同一种颜色的名字是一家人。原则上一个人一个房间，但有的小孩子要和爸爸或妈妈住在一起。不同房间的住客之间互不接触，每天需要取药、拿饭的时候，都用货梯送上去，医护人员通过电话告知住客出来拿。

“奶奶再见，希望你能理解我……”

在隔离点内，时间好像是静止的。午休时候，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的四个人，“娱乐活动”就是互相给对方测体温，围坐在小桌子前吃方便面，或者独自看着窗外的大桥发呆……

住客在此隔离了多久，医护人员也一同被隔离了多久。“待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不会崩溃？”“在住客都解除隔离之前，我们不能崩溃。”

沈艳本来计划当天就要出隔离点，工作均已和新来接班的李春敏交接好，但收到那个发烧孩子出院的消息后，她决定明天和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离开。午后，她一直守着电话和孩子爸爸联系，等待他们出院的消息。

她参加过2003年SARS隔离病房工作，那一年她只有23岁，有一天领导对她说：“我们院成立了SARS疑似病例隔离病房，需要第一批护士上去。”当时她心里想的是：“要不要遗书？要不要告诉爸爸妈妈？”心里非常害怕。

“现在和当时的情境差不多，只不过如今多了些沉着冷静。”今年大年初一接到通知，要作为第二批医护人员进入隔离点，然而就在大初二晚上吃饭的时候，大伯打电话来，说奶奶没了。

“奶奶102岁，是在家中过世的，走得很平静。”沈艳说自己和奶奶感情很好，她是知青回沪子女，1993年回上海后跟着奶奶生活了八年。“当晚赶过去以后，联系120等后事都是我亲自处理的，一直忙到半夜。”但是第二天一早就要到隔离点，送不到奶奶怎么办？“当时爸爸鼓励我说，没有大家，哪有小家。”

那夜凌晨，沈艳从家里出发就直接奔赴隔离点。“离开家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奶奶说了句话，我说‘奶奶，我有任务，希望你理解我……’”

进污染区前，道一声“平安”

下午，隔离点出了一次车，沈艳和李春敏到新华医院去接孩子和爸爸回来。护士与司机穿好防护服，随车出发，等住客接回来以后，又送他们上楼。这就意味着，她们要两次穿越污染区。

穿防护服是一项“大工程”。先把手和脚全部套进防护服内，期间手不能碰到防护服内部。橡胶手套要戴两层，一层套住自己的衣服，一层套住防护服外部。依次戴上帽子、口罩、护目镜，拉链一直拉到嘴巴，只留出眼睛的部分。临出发前，两位护士最后一次仔细检查防护服是否盖住我的全身。“好了，去吧，平安回来。”

经过楼梯间下楼，离开清洁通道以后，要走过一段酒店外的过渡区。户外的阳光照在防护服上，我透过护目镜看着初春的太阳，却感受不到丝丝暖意。

短暂的路程结束，就来到污染区入口。穿过大堂，坐电梯上到八楼，电梯门打开，一条长长的走廊出现在眼前。

每间房门都紧闭着，如同一座座孤岛。阳光照在过道上，空气中漂浮着细细的尘埃。安静，静得每行走一步，都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虽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却能通过一些细微的声音感知到房里人的存在。这种感觉很微妙，你看不见他们，但知道他们都在。

两名护士把父子俩送到房门口，敲开房门，孩子妈妈已在门里焦急等待，一家人在漫长的四天后终于重聚，不停地对护士们表达谢意。

半开着门的房间里开着电视机，衣物和生活用品散落在各处，他们和寻常出来旅行住店的一家三口无异，反倒是防护服里的我们，更像是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生化人”。

走廊尽头，留有一段缓冲过渡空间，用一张桌子作为分界线，这是半污染区，也是医护人员丢医疗废弃物的区域。结束污染区的工作后，护士们面朝着一个黄色的医疗废弃桶，开始一件一件地脱防护服。将防护服往外翻开脱下，然后到护目镜、手套、口罩、帽子，每脱下一件都要用消毒液洗一次手，最后全部脱下后，用流动的水一遍遍清洗双手。

这就是隔离点，这里没有确诊病人，没有抢救现场，你无法感知到潜在的危险从何而来，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拼尽全力地把防线做到最充分，将看不见的病毒与城市里的健康人群隔离开。

离开污染区刚回到工作站，另一名护士又接到电话，有一名住客体温超过了37.3℃，她要马上上房间确认住客情况。考虑到很可能需要连夜送院，她匆匆啃了一个苹果，然后开始给自己穿防护服。

出门前，同伴帮她把鞋套套严实，道了声“平安”。“行了，不用送了。”一个人拿着药品和测温仪，沿着长长的走廊出去，走廊尽头就是通往污染区的楼梯间。

在她到达楼梯间前，我突然想起几天下来竟没有问她名字。“你叫什么？”“我叫黄瑛。王字旁一个英雄的英。”说完就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直到走出隔离点那一刻，紧张的神经才稍微放松下来，人也开始觉得有些疲惫。这几天，记者跟隔离点内的每个医护人员都说过话，却从未看到过他们在口罩后面真实的面容。我在这里采访的短暂时间，与他们在此度过的日日夜夜相比微不足道。而这场疫情一天不结束，他们还要长时间地留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