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当下最重要的工作，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相对于2003年的SARS疫情，这次疫情给乡村社会带来很大冲击。我在家乡鄂东南的农村进行了实地观察。

腊月二十八，村里在办酒席

我和妻子是1月20号下午返乡的。在返乡的前几天，我们也没有对疫情的严重性有意识。因为当时疾控部门的判断是“可防可控”，是“有限人传人”，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引起重视，我也不以为然。20号，妻子建议为了避开人群密集场所，我们主动选择了乘坐亲戚私家车返乡，没有去汽车站。

也就是在20日，钟南山院士明确了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政府开始高度重视起来，缓和的气氛骤然紧张。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迅速增加，为了防止疫情外扩，武汉在1月23日上午10时开始实施“封城”，这种极其严厉的措施本身导致了民众极大的恐慌。由于市区内人口不断涌入医院等场所增加感染风险， 武汉市又在中心城区采取了禁行措施，市区内的人口流动被迅速掐断。后来武汉市周边县市随即跟进。

我回家之后，没有发现农村对疫情爆发有任何意识。我也没有重视。21号、22号，我还参加了两个酒席。真正影响主要是在23号武汉“封城”之后，问题变得严重起来。随着政府和村委会宣传、电视和收集疫情新闻的不断轰炸，普通农民意识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家里一位亲戚，本身年初四要办生日宴席，到23号还决定要办，“因为都是亲戚，不用担心”，年前已经把酒菜已经买好。到了25号（大年初一）形势越来越紧张，亲戚才决定不办，大家才放下心来。

麻将室受查处，麻将机被砸烂

突发疫情成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是如何最大程度上防止疫情扩散，切断传染源。乡村组织很快就高度动员起来。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对武汉返乡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监控。目前村庄组建了武汉返乡人员微信群，要求每天通报身体健康情况。摸底统计显示，H村有103人在武汉学习和工作，是乡镇十几个村庄中武汉返乡人员最多的。村干部下村发放口罩，满足必要的外出需求。如果需要测量体温，村干部则上门测量登记。整个乡镇有武汉返乡人员近1000人，到目前仍然没有确诊或疑似感染者。

第二是对全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村委会负担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责。电视、微信等向农民传达了非常海量的信息，这些也有一定的意义，营造了一种氛围。但是最直接影响农民的信息来源是村干部。村干部从24号开始就大力宣传疫情爆发的应对措施，主要是“不串门、不拜年、不聚会”这三句话。政府和公安部门对一些仍然接待农民聚众打牌的麻将室进行查处，附近J村就查处了一例。这个麻将室是村干部家的，有几张麻将桌，每年春节是聚众打牌点，可以赚上万元费用。结果群众举报了，麻将机被砸烂。

第三是是对发烧及疑似病例，及时联系上级卫生防疫部门。村医对发烧病人，村卫生室要及时上报乡镇卫生院，无权进行诊治。在村庄中，村医一般治治小病，承担公共卫生职责，宣传基本卫生知识等。由于只有村医有体温测量和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这种非常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肺炎疫情笼罩下，农民也很害怕发烧，一旦发烧了，赶紧给村医打电话。村医则马上联系乡镇派防疫到位的汽车接到乡镇卫生院，经过初步检测后排除了肺炎的感染情况。

在江北的蕲春县，村民必要的外出需要经过村干部签字，进出都需要量体温，管控十分严格。相对于蕲春县，阳新县对村庄管控没有那么严苛，主要依靠村委会的宣传和农户的内在自觉。县和乡镇要求村庄自行设置卡点。在有些村庄，村庄道路被人为封闭起来，比如用大卡车、土堆设卡点。这可能是疫情形势没有那么严峻的原因。

家里有米，园子有菜

今年这个年太不寻常，过年的主要方式就是蜗居。以至于一些农户感叹道，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春节，一家人如此多时间地相处。以往则是到处拜年、送礼，忙得团团转。

相对于城市，农村春节自给自足程度很高，疫情防控、交通管控短期内完全不影响农民生活，这和城市不同。母亲说，春节准备了一个月的食物，最后去集市是腊月二十八日。一部分是晾干的腊肉腊鱼，一部分则在冰箱冷藏室里。家里有储备的大米，有一园子的新鲜蔬菜。即使家里没种粮食，村里也有农户种了粮食，留够了粮食可以随时调用。我想，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春节习俗恰恰给疫情防控减轻了压力。如果人口都聚集在大城市，巨大的基本物资供给压力将是一个问题。

改变最大是社会交往方式，相对于以往春节的热闹，今年春节大多数农民足不出户，相当冷清。即使出户，也一般带着口罩，有很强的防护意识。既是为自己安全，也是为别人考虑，成为一种新型“礼仪”。妹妹家所在位置是一个街道边，从除夕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家门紧闭，最多在自己家门口坐一坐。邻居亲戚之间也不互相串门聊天打牌了。我想大多数村庄应该是这样，越是大的村庄、越是交通要道的村庄、越是关系疏远的村庄，肺炎疫情下农户与农户之间就需要相互防护。

在我所在的这个小自然村则有不同。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是一个小家族，防护明显松懈。比如说依然保持原来的串门习惯，没有感到有必要居家隔离起来。这可能是由于亲密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小湾子居住规模太小了，都太熟悉了。当然也有变化：春节不互相邀请吃饭了，各自吃各家；不大规模集聚的了，偶尔一起打麻将也开始有戴口罩的意识。至于小孩子，则完全没有意识，父母亲任由他们到处乱串。最近，农户意识到我们这些武汉返乡人员也回来了10天以上，大家觉得应该安全了。

我和妻子比较特殊，不喜欢打牌。就在附近公路、荒山上锻炼身体。只是一定要避免到附近村庄。因为我们是武汉返乡人员，说着普通话，还处于自我隔离期，有些农户还是很在意我们的身份的，怕我们携带病毒。

绝大多数农户没有口罩，体温靠自己估计

从目前来看，乡村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基本防护物资短缺。目前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防疫所需要的各类物资短缺。如县干部说的，“中心城市武汉都缺乏，三四线城市、农村怎么可能供给得了呢？”。口罩是最基本的防疫物资，基层供给极为有限。县干部说，用过的口罩只有用沸水或者酒精消毒后再使用，要用二三天，一个干部只有几个口罩可以用。我在武汉就储备了一些口罩，给家庭成员分发了一两个，但是村庄农户绝大多数没有口罩，也买不到口罩。电子体温计，全村只有一个，相对于103人的武汉返乡人员及全村农民需求，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体温测量大多只能依靠个人估计后上报。

第二是基层组织体系薄弱。H村2000多人口，6个村干部，没有村民小组长。疫情压力下，村干部加班加点，摸排全村返乡人员信息，监控身体健康状况。但是税费改革以来湖北省从基层组织体系本身的薄弱限制了他们发挥作用。村干部和村民之间没有村民小组长这个真正熟人社会的代表，不可能准确掌握信息。集体经济薄弱，税费改革时期村集体不多的资产资源全卖掉了，村集体债务高企，村干部工资不高，积极性不可能很高。过去几年宝贵的扶贫资源下乡之后，用于增强基层组织体系的资源不多，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基层组织薄弱的现状。

第三是村医队伍建设的难题。村医目前被纳入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是打通公共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角色。但是目前村医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问题，近年调查所显示的问题包括：村医后继无人的问题、职业培训不到位问题、收入低风险高的问题（频发的伤医杀医事件降低了年轻人从事医生职业的积极性）、公共卫生服务供需错位等等问题，在过去的农村医疗体制改革中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精准扶贫加大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为解决个案问题投入海量资源甚至拖垮合作医疗体系，但是必要的公共卫生服务所需资源却非常短缺。这使得在肺炎疫情扩散背景下，村医难以发挥技术骨干的作用。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