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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卜辞记录洗手、人畜分居,明代达疫病高峰年发1.5次,三千年中国如何战胜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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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瑞哲 2020-02-02 13:10
摘要:历代隔离的场所有2种,一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建立的场所,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疠人坊,被改称为悲田养病坊。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以史为鉴、见贤思齐。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当前,你可知道中国历代疫病的高峰低谷吗?自古以来的名医又如何总结防疫经验?

就此,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向春节期间刚刚出版的《中国抗疫简史》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博导张剑光教授了解到,有文字记录的3500多年来,中华大地疫病流传成百上千,但“中国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


【越是社会混乱,疾疫发病率就高,为害时间较长】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说法,可能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见,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在《逸周书·大聚篇》中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中国古代疫病史的学者,张剑光认为,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高,为害时间较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

比如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22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11次。这时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至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而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到元朝,大疫有30多次,已出现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纪录。

回溯历史,明清疫病的流传达到高峰。明朝发生疫病约180多次,分布在118个年份。以277年的明史计算,平均每2.34年就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约发生1.54次疫病。在清朝267年的历史上,据《清史稿》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张剑光表示,实际上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另外,明清时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研究发现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剧烈的二种。大疫过后,常常出现“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的情况。


【减轻赋税、颁行“方书”,还有“免疫通行证”】

张剑光教授。

面对大疫大灾,历代政府常常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如减轻经济负担是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需要医药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张剑光教授举例说,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闾阎百姓能全部透彻地了解。

同时,政府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方书”,并录于木版石条上,在村坊要路晓示,对疫病防治的作用也直接有效。如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史上还记载,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三》)。这就是说,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

纵观抗击疫情的历史,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是最切实有效的一种措施。夏商周时期,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说明,早在秦代,对麻风病的诊断有着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

张剑光的研究表明,历代隔离的场所有2种。

一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建立的场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进行管理治疗,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

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疠人坊,被改称为悲田养病坊。宋徽宗崇宁初年,设立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坊中医者每人都要建立个人的技术档案(手历),医治病人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

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张剑光解释称,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人得同样的传染病,官员们即使无病,只因可能是带菌带病毒者,也要过百日后才能上朝,这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秦国还曾就外来宾客入城时,对其乘坐的马车要用火熏燎来防止病菌的传播。张剑光在《中国抗疫简史》中还记述了1894年鼠疫在香港、日本出现时,上海随即对所有进口船只上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凭“免疫通行证”入境,并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医院和熏蒸消毒站。


【“弃灰于道”刑罚,果子落地忌食,公厕世界领先】

“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在抗击疫病之前,防患于未然的卫生预防必不可少。

据张剑光考证,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疫病预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发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乾卦》的九三爻辞说:“终日乾乾,夕惕苦厉(疠),无咎。”意谓处于困难时期,要自强不息,不要像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坚决战胜疾疫的信心。

为预防疫病发生,古人在个人卫生方面同样十分注意。譬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与此同时,饮食卫生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匮要略》告诫:“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张剑光援引大医孙思邈的观点提示:“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烂。”

此外,环境卫生更为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己实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动物身上的疫病尽少可能传给人类。《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认为,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因此早在秦国就对“弃灰于道者”要判处一定的刑罚,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由于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如鼠疫杆菌经呼吸道排出后,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入他人体内,所以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荫凉当风处居住,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对一部抗疫简史,张剑光从大年初一到初六,连夜赶写出全书最后一章:第八章《抗击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战》。书中强调,抗击疫病,最重要的是树立民族精神,“上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同疫病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这位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还表示,客观地讲,当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人类对医学的认识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时,对疫病的恐惧、防治疫病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巫术上,求神祈灵,驱鬼逐邪;然而,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只要我们发挥出智慧和潜能,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弘扬中华民族在抗击疫病中形成的顽强民族精神,一定会战胜各种各样的疫病,民族会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雍凯
内图来源:上海师大、解放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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