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最高荣誉格鲁伯奖授予了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以表彰他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分子和细胞机制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消息传来，这位国际公认的顶尖科学家正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蹲点”，作为“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任，蒲慕明思考的是，如何把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交叉融合起来。至于获奖，他的反应非常平静，“这个奖给我一个人并不合理，我所有的科学贡献突破，都是依靠我的实验室团队的力量。”

只有在提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忘我情怀时，他原本平和的语调中才有了那么些许的上扬。

拓荒者：为中国脑科学发展寻找路标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格鲁伯基金会这样评价道。对这一说法，蒲慕明同样不以为然，但他的同事们却觉得“当之无愧”。

岳阳路320号，这是神经所在上海的座标。但在1998年，当时的中科院脑研究所却找不到路标——优秀的科研人员纷纷离开，整个脑研究所只剩下3个研究组，科研陷入了困境。

蒲慕明1999年出任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按中科院院士吴建屏的话来说，可以称得上“临危受命”。他一边撰写着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定位报告，一边着手从海外招聘人才。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

就在3个月前，神经所老楼的一部电梯被标明了“动物专用”，这正是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所在地，这是目前神经科学最前沿的一个领域。在1999年以前，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都比较薄弱，在蒲慕明的引领下，神经所形成了覆盖神经科学主要前沿研究领域的四个研究方向，即分子与细胞神经科学、发育神经科学、系统与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系统疾病。围绕着这四个前沿方向，神经所建立了“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1年参加全国生物医学类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第一。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开创性地建设了非人灵长类苏州食蟹猴基地、九亭绒猴基地、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以及干细胞研究平台等。

创新者：与传统科研机制弊端叫板

“Random walk（随机游走）”，这是蒲慕明为格鲁伯奖准备的演讲题目，也是他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

“蒲先生是研究神经可塑性的，在我看来，先生自己就非常具有可塑性。”杜久林研究员打趣地说。这样的例子的确不胜枚举。传统教科书上写着，神经细胞的轴突导向是通过胞外环境的吸引性或排斥性分子所决定的。蒲慕明却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轴突响应神经导向因子的反应过程不是由导向分子本身特性所决定，而是依赖于反应神经元内部状态的第二信使水平而定。过去一般认为神经营养因子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神经细胞的存活，蒲慕明的工作却指出神经营养因子对突触的功能有重要的作用，这也促成了“神经营养因子与突触可塑性”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

担任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所长以来，蒲慕明的创新之举就没有停歇过。在神经所成立的第二年，蒲慕明就提出，只要是本所的课题组长，都应参加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当时，所里三位年轻的课题组长都拒绝出席，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大家都是课题组长，不需要别人来指导。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形势下，蒲慕明坚持开展这一学术评审。如今，这样的评审在众多科研机构已是“必修课”，而课题组长也通过这样的学术碰撞收获良多。

2003年起，神经所又在全国科研院所中第一个引进了国际化的科研评估体系，与此同时探索了人才的流动与退出机制。尽管有的人觉得不适应主动离开，却逐步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科研环境，也成为了国内创新科研机构的成功典范。

今年，神经所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合作，正在研发一套对脑疾病进行早期诊断的工具集。他们期待着，再过几年，这一科研成果能够纳入市民的常规脑功能体检中。

1984年9月，蒲慕明（左三）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首任系主任。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提供

爱国者：最欣赏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很多人乍一听到蒲慕明是美籍华人都很惊讶，相处多年的王伟研究员更是感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

出生于南京，成长于台湾，求学于美国的蒲慕明，对于科学追求有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在许多场合下说过，“西方科学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追求学问的初衷上有很大区别。个人兴趣和个人成就与荣耀是西方科学家科研的动力，得到诺贝尔奖是个人成就的最终表征，而忘我精神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我所仰慕的知识分子是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在他看来，当年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情怀和团队精神，今后重大的科学突破仍然要依靠这样的传统。

蒲慕明（左一）在南开大学庆祝中国第一台自制单通道电记录仪成功。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提供

蒲慕明非常注重对青年的培养，不管工作再忙，“所长之夜”学生座谈会都雷打不动。就算是不熟悉的年轻人，找上门来探讨业务，或请他修改文章，他都来者不拒。

从2005年开始，他每年都带着三十多人的队伍前往教育资源欠缺的地区开展为期3天的科普支教，在当地中学生中播撒下科学的种子。最初的几年，蒲慕明都是自掏口袋来做这件事情。

蒲慕明（左一）带着女儿（左二）在黔东南贫困地区进行农村项目调查。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所提供

神经所成立17年，没有公车，也没有司机。“请不要购买近期用不着的东西。我十分严肃地反对那种赶在年底之前把未用完的经费全部花出去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能用完这些钱，说明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必须把它还给中科院或者其他来源之处。这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正确态度。”这是蒲慕明给神经所的课题组长群发的邮件。

他对自己同样“苛刻”。从1999年到2013年，蒲先生的办公室始终保持着简朴风格，即便是墙面受潮剥落，他也从未要求所里装修一下。直到神经所搬进新楼，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

逆生长者：“我每天都去上学”

今年67岁的蒲慕明，尽管手上已经长出了老人斑，却被同事们打趣“逆生长”。

在2012年全职之前，他每个月在中美航线上做“空中飞人”，但他从来不倒时差，只要一有时间，哪怕十几分钟，都会打开电脑工作，每天的工作量相当于两个人。对此，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是20多岁，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告诉自己去上学了。”

逆生长的，不仅是年龄，还有一颗科学的初心。当被问到“平生最得意的一个科研成果是什么”时，蒲慕明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98年的故事。当时，他卧病在床，偶然读到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克里克说的一段话，大意是人工智能如果输出错误，计算机程序可以纠正输入，但人脑神经元的输出却不可以决定输入。真的是这样吗？蒲慕明回到实验室后，发现在体外神经细胞输出效率弱化后，也可以自动使输入的效率相对应地弱化。这一成果后在《自然》杂志以长文发表，却创下了《自然》文章引用数最少的纪录。对此，蒲慕明并不介怀，在他看来，这一科研对于类脑智能的发展可能蕴含着新的契机。正是这许多的未知，让这位已近古稀之年的科学家兴奋不已。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