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的数字依然在上升。

就在中国这个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前夕，武汉参照北京小汤山的模式建立的急救医院已经开工。施工现场，上百台机械同时进行场地平整，机器轰鸣，昼夜不停。

微信群里，不断有人发布放弃家庭聚会的信息。有民警在春运返乡的途中选择返程，并发来空无一人的车厢。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1月22日的发布会上表示，现在的防控措施和对病毒的认知，就是在和病毒做一场赛跑。

摆在面前的是两条跑道：

一条是对病毒的认知；一条是防控，即控制感染者的蔓延。

而在这两条跑道上，病毒都已抢跑。

抢跑

距离武汉市150公里外湖北天门市，王方（化名）家不足1公里外的一户，44岁从武汉探亲回来的妇女离世了。

病因是肺炎。

在众人的描述中，这位身体本就不太好的女子在广东打工，春节前返乡途中经过武汉就顺路探亲，回村时就已出现发烧、四肢无力的症状，在村医务室打吊瓶3天不见好转，后去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但人很快就去世了。死讯在22日夜间传到村里，实际离世时间或许更早。

1月23日，不少村民看到，天门市相关部门派人来到了王方的村子，对疑似患者生活区域消毒。死者家人和附近的住户也都要求测量上报了体温，暂时都没发现异常。

在这个不足千人的中等规模行政村里，在武汉打工的人少说也有几十号。

消息迅速改变了村里人对此次疫情的认知。

该户人家周围百米内都很少见人经过。村里所有新年习俗都取消，所有人也都像约好了似的，不拜年了。王方一家9口只打算在家吃个团圆饭。而在此前，这个村庄的过年氛围还很热闹，时不时听说谁家孩子从武汉回家过年的消息，村里人之间走动如常，也不戴口罩。

23日开始，相关部门开始对这个村从武汉回来的务工者提出了自行在家中隔离的倡议。

“武汉限行，武汉之外的城市两周内是库存输入性病例的集中发病期，这也是输入性病例控制的关键期。”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对上观新闻记者表示。

在目前疫情“爬坡期”，张文宏说：“与病毒赛跑在此刻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预计2周内新增病例高峰可能会出现。”

“不同地区在这两周的病例诊断和控制能力决定2周后本地区的疫情。如果两周内能够尽可能地发现潜在和发病的病例，则在2周后该地区的病例数会大幅度下降，如果不能做到，则2周后会产生内循环，会产生新的一波与武汉没有直接关系的二代病例（武汉第三代）。”他解释。

多位科学家也持类似观点。韩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Seungtaek Kim在《自然》在线文章称，“这可能是灾难的开始”。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20日的通告显示，有15名医护人员因一名病例的传染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另有一名为疑似病例。这名患者是否能被称为“超级传播者”尚无定论，但一个共识是，若病毒演变到出现“超级传播者”后，疫情就较难控制。

既是医生，又是病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染上病毒才意味着比赛开始，但对医生来说，这只是中场休息。

1月8日，27岁的呼吸内科医生梁丹（化名）上完夜班，觉得浑身没劲。她以为是太累了，没当回事。11日是周六，加班，她听说心内科有医生被感染，赶紧拍肺部CT，发现病灶，13日复查，病灶扩大。

“心如死灰。”这个年轻的轮转医生立刻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几天之内，她手上已有三个危重患者过世。

呼吸内科和传染科的病床早就满了。她只能给自己办了住院手续，回家进行自我隔离，配了些抗病毒药，每天给自己打针，逼自己睡觉、休息、规律三餐。

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梁丹就一直处于“没日没夜”的高度紧张状态，下了夜班也睡不着，要写病历，要跟患者讲病情。在这家武汉当地的三级乙等医院，她一人管了14名患者，一些高龄患者病情进展迅猛，心跳和血压不稳，高温不退。

然而，针对这种新型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梁丹们能想到的治疗方案只能是对症治疗。手段都是基础性的，如补氧，用左氧氟沙星、阿昔洛韦、奥司他韦等消炎药和抗病毒药，重症患者就上激素、免疫球蛋白。

效果却因人而异。梁丹听说心内科协助呼吸科收治的一位高热病人，很快被转到ICU病房，最后还是不行，接着，传来医生被感染的消息。

直到梁丹受访的1月23日晚，这家医院尚未公布一例确诊病人，因为没有试剂盒，没有确诊权限，医生只能通过影像学和常规检验指标来判断，病历上只能写“不明原因肺炎”。

梁丹的症状很轻，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热和咳嗽。“但白细胞是正常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淋巴增高，可以考虑病毒性感染而不是细菌性感染。”第六天复查，梁丹肺部病灶被吸收了。

不仅是她，科室另外3名医护人员也肺部感染，也是先发现肺部有个小东西，慢慢变大，又慢慢吸收。有医生肺部已经完全都没有阴影。

“我觉得主要靠自身抵抗力，如果能够闯过那几天，你就赢了。”梁丹苦笑，大概因为自己和同事都还年轻，没有基础疾病，于是抗住了，而年纪大的人，非常容易变成重症。

她感觉，钟南山1月20日公开确认新型肺炎可以人传人，是疫情防治的转折点。此后，医院开始重视消毒、隔离，发放n95口罩，要求医生穿防护服。但因物资紧缺，覆盖范围很有限。然而，很多病毒感染者没有意识到被感染，进入各科室治疗并发症。

“现在几乎所有科室都打通，全力支援我们，但能穿上防护服的只有发热门诊、感染科、呼吸科以及ICU病房。”她说。有医生出急诊却没有防护服，每天回家，为防止传染家人，只能自我隔离。

梁丹后来才敢告诉父母：我感染了，但快好了。家人急得第二天从黄石赶到武汉，又被她赶回了家。1月22日，她办理出院，尽管肺部仍有少量阴影。她想等免疫力彻底恢复再上班，但疫情不等人。

就在1月17日，同一家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刘鹏（化名）接诊一位脑出血病人，随后也出现发热、咳嗽，后被隔离治疗，如今仍在病房休养。他说病房床位紧张，还有同事不断被送进来。

“还能说话还能动，离死还早呢。”刘鹏在电话中仍咳嗽不止，却语气平静。

从医十年，他见过太多生死。唯一让他感到恐惧的时候是18日，经历了两天的高烧、呕吐、腹泻，他才退烧。

刘鹏分析感染原因，认为与防护意识不到位有关。“刚开始都没有意识到传染性这么强，因为都也没接触过，遇到了才知道，是非常明显的人传人。”

他不知何时才能解除隔离。在病房待了一周的他显得有些焦急，想赶快回去上班，“有了抗体，出去就不怕了。不担心被感染，就能投入治疗了。”

至于病毒变异怎么办，他暂时没有时间考虑。

同院的急诊科医生杨潇（化名）此前半年被医院派到武汉周边某农村支援，直到1月初接到通知，8日起去120转运病人，从此，她几乎每天都在路上与病毒赛跑。

1月23日，这天她接了十多位病人，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发烧的病患，但她没有防护服，和两个担架员、一名司机和一名护士，把一次性的隔离衣穿了24小时。

她忍不住哭了：“我很担心被感染，也担心感染其他人。”而按规定，她还将在这个岗位上干三个月，期间随时会被派去支援发热门诊或者隔离病房。

她希望能申请到试剂盒给自己检测，但她所在医院反馈，目前少量试剂盒只能先给重症患者，要求有CT、有临床症状，还要有医院刚成立的专家组做鉴定。

“我只能护士长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被感染的准备。求你现在就开始囤药，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感染上了，希望你能给我打个针，不要嫌弃我是感染者。”杨潇说。

在汉口火车站执勤封城，听到他说“爸爸过两天就回家”

23日凌晨4点，睡梦中的曹晨（化名）接到通知，紧急召回，迅速集合。

他接到通知的2小时前，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第1号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26岁的曹晨是武汉本地人，也是当地一名民警。虽并不意外，但曹晨意识到，事情有些严重了。一周前，他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武汉公安系统的民警尽量不要离汉，随时待命。其实甚至两周前，其他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也有一部分收到过这样的通知。虽有文件，但值班民警的春节调休依然照常进行，外地的同事也早做了安排，准备回家团圆。没有料到情况转变得如此突然。

他的许多同事，登上返乡火车后又中途下车、紧急返程，发回高铁上空无一人的照片。

曹晨被派往汉口火车站执勤。

早上八点的汉口火车站，聚集了三四百名提前买好车票准备离汉的旅客。曹晨和约300名武汉公安及边防，正在进行解释和疏导旅客的工作。火车站的电子屏上不断滚动着政府通知的全文。

除夕将至，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外地学生都收拾好一切，准备出发回家。23日上午，武汉高速尚未封闭，有一些在武汉尚无住处的旅客不少走完免费退票流程，当场包车离汉，也有人一筹莫展。

在火车站广场的另一角，有一位正在痛哭的女大学生。因为独自在武汉求学，手中10点以后出发的车票并不能带她回家。曹晨进行了安抚和疏导，女生渐渐停止哭泣，开始打电话尝试联系在汉的朋友，准备留下过年。

9点，曹晨在巡逻的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一位40多岁的外来务工人员，提着很大一个蛇皮袋，看上去焦急又无措。因为手里有一张10点整出发的去武汉周边的汽车票，他七点多到了火车站。曹晨仔细辨别了他收到的车票信息，上面提示的位于汉口火车站旁的汽车站已经拆除，这位外地的大哥对本地交通并不熟悉，另一个汽车站相距较远，曹晨提醒他赶过去恐怕来不及了。

“宝宝，爸爸今年不回家过年了，不要担心，过两天我就回来了……”第二次看见那位大哥的时候，他正在和孩子视频。曹晨觉得过两天也走不了，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去提醒这位大哥。

10点没到，第三次看见这位大哥的时候，他仍站在原地。曹晨上前安慰，叮嘱他在武汉期间一定戴好口罩。

按照原定的节假日值班方案，曹晨和他的同事们会有三分之一坚守在春节岗位上。23日通知下发后，目前是白天全勤，晚上三分之一警力值守，要求所有人24小时电话通讯联络畅通，按照“战时状态”备战。早间在汉口火车站执勤时，曹晨这样的民警主要负责的是外围的劝导工作，进站口的封禁还有五六十位武警在负责。

曹晨和妻子的聊天记录。（受访者提供）

“我刷了刷朋友圈，武汉本地人对封城这件事并没有反对。”曹晨觉得感动，“武汉其实没有那么恐怖，虽然疫情形式严峻，但是我们也在互相扶持帮助彼此。”

紧缺的试剂盒

杨菁（化名）被转到医生张禹（化名）面前时，诊室里原本拥挤的人群听到“武汉”二字，立刻全都退出诊室，留下医生和患者两个人。

这是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呼吸科。

杨菁是一位从急诊转来的患者，在武汉上学，10天前返家，近几天出现反复发烧咳嗽。初诊后，她被诊断为病毒性肺炎，但并没有用上试剂盒，医生告诉她使用试剂盒被设定了严格的标准，要留给重症患者。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护士张莉（化名）也在等待试剂盒。她最近感染了肺炎，在奔波两日后终于能在自己就职的医院住院。“我的肺炎应该是普通的肺炎，但也没有试剂盒告诉你到底是不是。”

而她的父母似乎更加需要确诊。母亲症状比张莉更严重，咳嗽、发烧，伴随呼吸不畅。1月10号，母亲因身体不适先去了社区医院查血、拍片，“没什么太大问题，就说是支气管炎，在社区门诊打针。”但是10天过去，发烧一直不见好转，反反复复，1月21日再去湖北省中山医院，再拍片就是病毒感染的肺炎。

要求做试剂盒，医院却说紧缺。没有试剂盒就不能确诊，没确诊就不能住，“这是一个死循环”。

张禹介绍，试剂盒的检测方法并不十分复杂。主要是从样本中提取核酸后加入扩增检测试剂，若存在病毒基因，试剂中的反应体系会将其进行指数级扩增，从而将病毒基因高效表达出来。阳性样本会通过荧光检测，进一步判断患者是否被感染。在部分地区，4到6个小时就可获知结果。

公众对2019-nCoV检测试剂盒供应产能忧心忡忡。

国家卫健委目前指定各省级疾控中心可从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3家公司选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目前，上述公司已将产能扩到最大，但由于物流困难，公司销售部的员工此前已乘坐高铁、飞机到各地送货。

杨菁最终返回家中。既然被判断为轻症患者，她决定遵医嘱在家治疗、自我隔离，期待自己的免疫力能最终战胜病毒。

她留意到，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里写着一句，武汉人不是我们的敌人，病毒才是。

（上观新闻记者 殷梦昊 王倩 肖书瑶 李楚悦 杨书源 张凌云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