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会海量的建言献策里，一段“只讲一分钟”的发言刷了屏——昨天的市政协专题审议会上，市政协委员邵楠抛出一问：71路中运量公交深夜结束运行后，原本的专用道，为何不能让给社会车辆？

媒体报道时，形容这是“开车人都想问的问题”。凡是深夜在延安路堵过车的人都有体会，每当高架封路检修清扫，集聚地面的车辆常挤得水泄不通。此时空荡荡的专用道，显得格外扎眼。

直观地看，可望而不可及的车道，免不了影响驾车人的情绪，也有道路资源空置之嫌；往大里说，这还事关公共资源的分配效率，关乎治理效能。也是因此，这个“只讲一分钟”的问题，确如委员所言，是“小的大问题”。

空置的公交专用道能不能利用，舆论热议之后，只要管理部门充分重视，很快会有答案。而个案背后折射的深层问题，更值得反复思考。

交通问题历来是民生关切重点，今年两会上，讨论格外热烈。无论是新近引爆舆论的ETC安装使用问题，还是一年来逐渐显现的“车让人”导致人为拥堵现象，抑或是老生常谈的公交布局、地铁运营、非机动车道配比、网约车管理，不乏共识，也不乏争议，甚至有针锋相对的观点并存。

可以想见，两会落幕后，有些问题或可迎刃而解，但有一些，或许还要长长久久地讨论、争辩下去。

这很正常。作为一个涉及多元主体、多方利益，并有一个复杂运转逻辑的领域，超大城市在交通问题上遭遇的困惑、瓶颈和争议，正是城市治理这个复杂议题的缩影。而一项复杂的公共决策，往往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各方对各自诉求、习惯的坚持，都有一套自己的立场，也能给出自己的理由。

但良好的治理，是基于对客观实际和各方权益充分考量、有效评估，寻求一个相对最优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应片面放大任何一方的利益，更不能用某一方的利益或习惯，随意替代其他方面的权益。

这个过程有基本准则——公共治理应当凸显的是公共利益。对今天的上海来说，应当遵循的准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人民建”，当然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激活市场和社会的治理主动性，通过有效的共治和自治，推动公共决策与公共需求的紧密契合；“为人民”，则道出超大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根本宗旨。

有这个宗旨，就意味着在一些看似能够短期见效、带来局部便利的决策设计时，多考虑一些潜在的成本和影响，尽可能规避“负的外部性”，多谋一些更长远的、更普遍的、更可持续的公共利益，多考虑人民的现实需求、未来愿景、感受体验，而不是纯粹管理者本位的“管理效率”。

这两天的审议讨论中，《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一句话被不少代表整句念出：“城市是个生命体、有机体，必须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像绣花一样精细，以一流的治理铸就一流的城市。”生命体、有机体，意味着它是综合、复杂而动态的，是有血有肉、有各种系统的，它不可能没毛病，也不可能一药治百病。

有些公共决策，初衷很好，亦不乏创举，但在设计之初，未必能对执行中的各种可能性和潜在变化作全方位的预估——凌晨一两点钟的道路上是否会有车辆积压，行人三三两两过马路会否导致避让车辆客观上“拖尾巴”，这都是决策之初未能全盘考虑的问题。

然而，生命体、有机体的很多问题，不是沙盘推演都能算出来的，恰恰是要在实践中“试错”出来的。关键的关键，是能否发现问题，又能否在出现问题之后大大方方地重新审视，该调整调整、该优化优化，并将其作为未来增强预估、优化决策的经验，而不是轻轻放过。

在这个意义上，种种交通问题，其实给全方位的城市治理提供了值得解剖的样本。

同样来自交通系统的市人大代表施政，曾在审议时谈过一个观点：治理城市，不妨借鉴生态治理的方法。生态讲平衡性、系统性、多样性，城市亦然。这就意味着不能片面扩张单一要素，片面“抓大放小”，破坏整体的生态系统；也必须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杜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止“过犹不及”。

这种城市治理中的生态学观念，其实也适用于更多层面的治理——社群要讲“生态”，产业也讲“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设计、公共资源配置，当然也要讲“生态”。这种生态，可能体现在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里，体现在一片街区的规划里，也可能就体现在一根车道、一张罚单、一块招牌、一家小店……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