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首中国经典儿歌，如果穿越到邻国日本，也丝毫没有违和感。如果全球有“拾金不昧指数”，那么日本或许可以登顶。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15日报道，在日本，拾金不昧、主动上交失物几乎已习惯成自然。难道“日本是全球最诚实的国度？”BBC如此问道。是因为日本人特别诚实？报道引用专家的观点认为，日本人“热衷”拾金不昧，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诚实，而是与其社区警察制度、教育、文化传统、复杂的宗教影响有关。

仅仅是因为诚实？

日本人的“诚实”可能是一种现象级存在。

有数据为证。在约有1400万人口的东京，每年会丢失数百万件物品。然而，在2018年，东京警察厅将逾54.5万张身份证、13万部手机、24万个钱包归还失主，这一数字分别占丢失身份证、手机、钱包总数的73%、83%、65%。而且，这些物品通常是当天丢失当天归还。

一项纽约和东京的对比实验研究也可以说明日本人的诚实。在东京，88%“遗失”的手机由当地居民交给警方，而在纽约只有6%。同样，在东京，80%的“遗失”钱包被上交，而纽约只有10%。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心理学家贝伦斯也拿出她在美国与日本的两地体验作为旁证。

“我住在旧金山的时候，记得一则新闻说有个人在唐人街丢了钱包，另一个人捡到钱包后交给警察。”贝伦斯说，这则新闻很轰动，上交钱包的人还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并被授予“诚实人”的称号。然而，这种诚实在贝伦斯的原籍国日本司空见惯。日本人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相反如果捡到钱包不上交才让人觉得惊讶。

而且，日本人拾金不昧并没有什么特别动机，比如为了向失主索要回报，或者为了创造机会“上交”国家。比如在2018年上交的15.6万部手机中，没有一部手机最后作为奖励“酬劳”上交者，也没有一部被国家充公。

这可以仅仅归因于诚实的品德吗？似乎又不全然如此。

比如说，在日本，丢失的雨伞很少能被失主找回。2018年，东京有33.8万把雨伞被交到失物招领处，但只有1%找到失主，大约81%的雨伞被“冒领”。

一名曾住在东京杉并区的居民说，他知道，很多人会忘记认领自己的雨伞，所以如果下雨没带伞，他就会去失物招领处谎称某把雨伞是他的，然后冒领一把。

贝伦斯说，日本人的诚实也有复杂的历史。以医疗为例。就在一二十年前，日本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会告诉病人的直系亲属。“日本人认为，病人如果知道真相可能会失去活下去的意愿，直系亲属会试图向你表明，你没得什么病。”贝伦斯说，但西方人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震惊。“这背后的动机很复杂，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中。

一些专家认为，日本人的拾金不昧、交还失物与其说是诚实，不如可以从社会制度、教育、文化观念等方面找寻答案。

片警友善和从小教育

在日本各大城市的社区里，派出所（kōban）和片警随处可见，比如东京每100平方公里就有97个警察，而伦敦只有11个，这意味着你永远不会离帮助太远。

片警受人尊敬，待人友善，以责骂行为不端的青少年或帮助老人过马路而闻名。“如果孩子在路上看到警察，通常都会和他们打招呼。”京都产业大学法学教授、律师田村正博说。对住在附近的老人，警察也会时常家访，看看他们是否安然无恙。

“日本从小就教给孩子要上交失物。”田村说，“孩子们也被鼓励这么做，即使捡到的只是一枚10日元硬币。孩子会先把硬币交到派出所，警察会郑重其事地把它作为失物处理。然后，对外张贴一张虚拟的失物招领告示。警察也知道没人会来认领，于是就把硬币作为奖励交给孩子。虽然最后都是把钱给孩子，但是先把钱交给警察再拿回来，与直接拿到钱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是盗窃，另一个是奖励。”

“社会的眼睛”在注视你

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和海啸袭击，许多人无家可归，少食缺水。即使在这种困境中，人们也表现出先人后己的刚毅精神。贝伦斯将其比作佛教的“gaman”（“我慢”）精神，类似于容忍心或忍耐力，即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当时，媒体报道说，同样是受灾地区，日本会比其他国家更少发生抢劫事件。

田村说，之所以会发生盗窃，是因为窃贼知道没人会发现，因为现场没有警察或任何其他人。但是，有一种观念叫“社会的眼睛”，即使没有警察在场，人如果感觉有“社会的眼睛”在“看”着你，就不会去做偷盗的事。

同样，日本神道教认为，从岩石到树木，万物皆有灵魂。虽然日本人很少会加入有组织的神道教，但“万物有灵论”却渗透整个文化。贝伦斯还指出，日本人有一种“恐惧”心理，或许来自佛教的转世信仰。许多人信奉民间神道教和佛教，强调超越死亡的精神存在。

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塑造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如果你总是觉得有人在注视你，你就会很自然地为别人着想，很自然地上交失物。

集体主义让人先想到他人

总体而言，东亚人倾向集体主义——优先考虑他人，做有益于集体的事情，而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往往被认为有自私的动机。

在一项研究中，美国和日本的母亲被要求谈论她们对孩子的期望。贝伦斯发现，日本母亲希望孩子过平凡的生活，但这在美国非常少见。尽管并非所有的美国母亲都希望孩子成为国际巨星，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平凡的渴望只存在于日本。

“集体主义与归属感相关。被你所属的群体驱逐是对精神健康最重大的创伤。”贝伦斯说，“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某个群体非常重要。做好事，还钱包，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将来别人也会这么做。”

“我们被灌输一种为他人做事的美好观念。当有人把东西交给警察时，他们并不是想要索取什么，而是想着如果失主遇到麻烦或者需要这些东西怎么办？”贝伦斯说。

但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日本法专家马克·D·韦斯特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能自觉上交失物，最重要的还是缘于日本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不是日本人本质上就是诚实的。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