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作者波音，以多视角的方式，探讨草原文明的发展，以及如何与华夏文明相遇、相融，乃至通过各自的改变去寻求和平与共同发展，试图回答：“相距千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权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视角」
不是转换，而是俯视

上书房：看名字，您不是汉族人？

波音：我是蒙古族人，波音是我蒙古语名字的音译，父母给我取汉名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和一家飞机制造公司重名了（笑）。

上书房：您的新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认为融合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这样的关注和观点，和您的民族身份有关吗？

波音：我不否认我的民族身份使我更关注这类主题，但我的研究和写作不是要为草原文明站台、增强民族自豪感之类，我主要的写作动力来自对此前相关研究的不满意、不满足。

我们常说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教科书、史书上大都也这么写，少有人想过，这是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文明面貌的。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是片面的。

上书房：我们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视角缺失？

波音：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草原和草原族群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执笔者与文献量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缺失。

上书房：不对等势必会带来评价上的偏颇吧？

波音：正是这样的。史书中展现出来的不同区域的文明面貌，对华夏来说出自一种自我观察的视角，而对草原来说则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华夏因而更多地被描述为文明的高地，即使华夏被外来势力征服，史家也试图通过对“正统”的重新解释，把成功入主的“外来”统治阶层纳入自己构建的文明体系之中。

而草原往往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游牧民族经常以“野蛮人”和“掠夺者”的形象出现。游牧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他们在面对华夏时的策略、他们对华夏的看法，由于视角的问题，被史书长期忽视、误读了。

上书房：所以您想转换观察的角度？

波音：不，我并不是要简单地从华夏文明视角转换到草原文明视角，那会带来另一种遮蔽与偏颇。我试图跳出“庐山”去观察“庐山”，试图俯视中华文明全貌，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漫长的融合历史，尽量客观地描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生产环境里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接触、互动、交流，共同谱写了文明融合的篇章。

「书写」
打破专业细分的墙

上书房：草与禾两种植物非常生动地代表了两种文明，但在地理概念上还是比较含糊的，请您解释下书中所述“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具体指哪里。

波音：“草的世界”（草原区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区域文明）同样不只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看，北方草原带加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其面积已经超过了“禾的世界”的面积，如果再加上青藏高原，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上书房：相对来说，文明融合的时间线是比较明确的。

波音：是的，本书大体上以4000多年来的中华文明的演变为主线，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

上书房：史学研究中有个“内亚”视角的概念。内亚原本是个地理位置，多指中亚一带的各突厥—蒙古系汗国，后来内亚的覆盖范围一再被扩充，并升格为一个抽象的文明—文化辐射圈。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作为泛文化圈与贸易辐射路线的内亚概念，它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导入了这种相对更强调草原文明的融合视角。

波音：确实已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融合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他们的解释，或者有偏颇之处，或者过于简略，我觉得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中还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

上书房：严格来讲，您不是坐在书斋里专门治史的学者，您觉得自己尚能有所发挥的着力点是什么？

波音：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古生物学，专门研究各种古代生物在时间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相互影响，很多研究方法和考古学、历史学是相通的，尤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古人类时尤为如此。大学毕业后，我曾任《世界遗产》等杂志主编，出版了十多部历史类、经济类、科普类作品，包括《航海、财富与帝国》《王朝的家底》《阅读宇宙》等，应该说，不论学习还是工作，我都没有离开历史这个大范畴。

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治史专家，但正因为我是个“杂家”，也许反而能拆掉过于细分的专业砌起的“墙”，用跨学科的视野去研究和书写这个融合主题———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历史的、考古的知识，还需要气候的、地理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诸多方面的知识。

这只是我的学术野心，能否得偿所愿，非我所能控制的。如果存在错误，还请读者多多谅解。

「模式」
对不同历史挑战的应对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出，推动融合最主要的动力是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但我们知道，这种互动在历史上并不都是友好的。

波音：按照时间线，我将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融合过程分成了五种模式，分别是双方对峙、胡汉难分、北驰南渡、万里一统和天下一家。

四五千年前早期文明形态到秦汉—匈奴时代，是单一的华夏政权对单一的草原政权的双峰对峙时代：单一的华夏政权基本上只是控制了自己的农耕区，单一的草原政权基本上以自己草原的游牧方式为经济基础。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因为一个游牧的帝国或政权，除了用军事力量黏合各部落之外，它还要能够给内部的部落带来经济利益。单于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各个部落需要的公共资源，匈奴人渴望的物产，如盐、纺织品等，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力获取，只有寄希望于邻居———“禾的世界”。草原政权为了维系自身稳定而需要外界物产输入，这成为文明融合的“第一推动力”。

从三国时代到唐朝末年，是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时代。如果从草原角度来说，是从匈奴解体之后历经鲜卑、柔然、突厥到回鹘时期。在这个时期，长城地带两侧都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些混合的政权，混合政权的含义为以某一种政权形式为主体，比如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然后试图再去包含对方一部分的经济、人口、文明。例如，鲜卑入主中原之后，经历了混合政权模式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转变，此后经过分裂，又逐渐有混合政权的样态，到隋唐形成了混合政权的状态，这是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包含了一部分“草的世界”。

第三个阶段是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时代。这个时期从唐朝末年到南宋，从草原的角度来说是从契丹到金朝。跟前面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是以游牧民族（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模式当道，游牧民族先以军事力量冲开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等，容纳了华夏政权的一些治理模式，但仍以草原政权作为主体。比如契丹，这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就包含了北方的一些农耕区，到了女真人建金朝时，它更深入地采取一种混合政权的模式。

第四个时期是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的时代，这个时期大概是从蒙古帝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直到明朝的永乐大帝。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打破了草原上过去松散部落联合的结构，建立起了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草原的帝国更加地紧密。元朝综合了华夏的生产力、草原的军事力及西域的商业力量。某种程度上看，元朝是商业的王朝，利用很多西亚商团赚钱，维系整个政权体系。

文明融合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这个模式跟元朝的统一政权模式的区别在于，清朝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了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

上书房：您认为五种模式存在优劣吗？

波音：五种模式是人们处于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挑战，通过不断试错得到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我们不能简单评判，而要回到当时的环境里去理解古人的抉择。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五种模式是有递进关系的，两种区域文明从互不熟悉、互有冲突到互有融合、互有借鉴，最后统合成大一统模式，去面对当时更大的挑战———全球化。

上书房：元朝时已经第一次实现了文明的融合，形成了万里一统的政权模式，为何元朝之后又回到了分裂的状态，直到清朝再次实现统一？

波音：差别在于，清的大一统比起元的大一统，融合更深入，格局更大，时间更久。

由于科技的积累、文化的积累、资源的积累乃至人口的增长，使得文明的融合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过程，即便今天似乎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反融合过程，但如果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观察，整个历史仍是一部文明的融合史；虽然把历史切一小段拿来看，或许切到的恰好是反融合的那个瞬间。

「天下」
我们都是文明融合的孩子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出了“小天下”和“大天下”的概念：精耕细作、安土重迁的华夏区域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说只是“小天下”，而草原政权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使中华文明圈不仅包含华夏文明，还包含了草原文明、西域文明、高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等，推动了华夏“小天下”迈向多族群“大天下”。

波音：这种大小并不单指疆域的面积，更指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正如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的那样，用华夏文化去覆盖全部疆域的治理方式是“小中国”“小天下”，而“大中国”“大天下”是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大天下”的构建，来自草原的力量是主导性的。

“小天下”是华夏文明的伦理道德架构所形成的天下，“大天下”是随着各种文明间的融合而出现的，特别是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融合后，“小天下”体系失效了，并不适应更为广阔的群体。元朝时建立了一种“大天下”，“元”这个称呼本身就不是来自商周形成的体系，周以后的各种割据势力在确定自己国家的称谓时，往往从周朝分封的封国名称中选取。而元朝不是这样，它来自《易经》中的一句话“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表明它要建立一个大的天下，一个融合了不同区域文明、不同族群的大天下。

上书房：由小变大，是因为任何单一的政权模式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适用，而无法有效管理对方。

波音：是的。汉时虽有“封狼居胥”“燕然勒石”这样的威武时刻，却也无法直接管辖草原，以致新兴游牧民族取代被打败的匈奴继续骚扰边境；同理，南北朝时期的前赵、后赵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单一的草原政权也无法在华夏地区立足。

而后世的隋唐之所以能横跨草原与华夏，是因为隋唐的君主带着“草原的基因”。他们的出身可以追溯到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因此擅长骑兵作战、对草原非常熟悉。他们在入主中原后，保持自己军事优势的同时，在民政方面大量吸收华夏的治理方式。

如何把不同区域文明整合在一起，是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政权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失败两字来看待元朝、清朝的灭亡，而要系统思考其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原因。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结果，我们都是文明融合的孩子。今天我们看待中华文明，不应强调“草”和“禾”的优劣高低，而应俯视文明圈之多维全貌、宏观上理解融合，强调大家都有共同的文明认识。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波音 著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