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天下 > 上观学习 > 文章详情
中国传统之治②|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
分享至:
 (73)
 (3)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余建平 2020-01-05 06:41
摘要: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要朴素得多,其目的虽也为强国,但实现的方式是先使民众生活富足,并知礼义廉耻,即以富民的方式实现国强。

《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提问者是晋悼公,此人名周,称孙周。他年少时便被送往东周洛阳镀金。东周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联合国,与晋、楚、齐、秦等大国相比,实力已极为衰微,但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孙周在这种环境下锻炼,自然见识不凡,单襄公就曾称赞他:“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国语·周语》)此句意为:站着像苍松,看东西目不斜视,听声音不侧耳,说话不高声喧哗。此时孙周才十来岁,就已相当少年老成。后晋国大乱,孙周的堂叔晋厉公被杀,年仅十四岁的他被大臣迎回晋国即位。在位时间虽然只有十五年,但通过降低赋税、选拔贤臣、礼遇诸侯等政策,使晋国的霸业再次复兴。

回答者是师旷,此人音乐世家出身,目盲,精通音律,善于弹琴,以“师旷之聪”闻名于世。也许是因为盲人的缘故,师旷在音感上表现出极强的敏锐力,《淮南子·泛论训》言:“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此人不仅有极强的专业能力,在劝说君主、发表政论方面的表现也相当惊人。

鲁襄公十四年,晋悼公二十八岁,正是最为年富力强的年纪。有一天,师旷在晋悼公身边侍奉,君臣闲话,晋悼公问:“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此问所针对的,是这一年卫国国君卫献公,因不敬大臣而被孙文子等人赶出国之事。卫国的这次内乱有一系列动因:先是,乐师师曹教卫献公的侍妾弹琴,侍妾不认真学,师曹笞打了她。侍妾向卫献公告状,卫献公恼怒之下笞打了师曹三百下,这为后来之事埋下了隐患;其后,卫献公令大夫孙文子、宁惠子不食上朝,但日上三竿,卫献公自顾在园林里打猎,不召见二人。二人到园林,卫献公穿着猎装跟他们说话。穿猎服与公卿言语,是对他人的不敬,孙文子二人因此大怒,这又埋下了一重隐患;之后,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侍侯卫献公饮酒,卫献公让师曹演奏《诗经·巧言》的最后一章,此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大意为:究竟是何人?居住河岸边。没有武力与勇气,只为祸乱造机缘。腿上生疮脚浮肿,你的勇气哪里见?诡计总有那么多,你的同伙剩几员?卫献公想借此诗表达对孙氏的不满。师曹因被鞭打之辱,火上浇油,不仅用乐器演奏,还特意将诗句一字一句地诵读出来,以此激怒孙文子,从而借孙氏之手报复卫献公。孙文子听说此事后,预感会有危险,先发制人,将卫献公赶出了国。

卫君被赶出国是当时的国际大事,这一新闻传到晋国后,引发了晋悼公的疑问。晋悼公有此问并不为奇,他和卫献公一样,也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如果大臣可随意将国君赶走、甚至杀掉,那么他的地位必然也可能随时受到威胁。师旷却没有顺着晋悼公的话,而是说:“或者其君实甚。”(《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认为,做事过分者在卫献公,而不是孙文子等大臣。他紧接着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左传·襄公十四年》)如果国君养护民众如爱护其子,百姓自然会拥戴君主,不可能将其赶走。但如果君主骄奢淫逸,使百姓绝望,“弗去何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一声反问可谓震撼人心。师旷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君主治理民众的权力来源于天,而天之所以要将权力交给君主,是希望其能养牧民众,使百姓保持天性。如果国君在民众头上肆意妄为、淫虐无度,上天必然会抛弃这类君主。《左传》并没有记载晋悼公的反应,但师旷的这番大义凛然之言,想必也深深地震撼到了晋悼公吧。

师旷提到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这种思想渊源甚早,至少周代已颇为流行。《诗经·大雅·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明言周是承天命而代商。师旷之言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天与君之下又加了民,天、君、民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上天之所以将权力交给君主,是令其代上天养护民众,如果君主滥用权力、残害百姓,那么上天就会收回权力。

师旷之言并不是凭空而来,早在鲁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鲁国旁边的邾国,其君主邾文公想将首都迁到绎这个地方,史官占卜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回答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之言与师旷如出一辙,皆将民众放在君主之上。由此可见,至少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经产生,并逐渐流行。到了战国时期,孟子作了极为精要的归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与师旷、邾文公相比,孟子尤其强调民比君贵,这是民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孟子之所以认为“民贵”,是因为民众可以决定君主及其所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长治久安,甚至进一步实现国君称王的理想。那么君主该如何以民为贵?即如何养民爱民?孟子曾对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孟子的一段名言,此话简洁凝练,生动地描绘出了孟子眼中的理想社会。衣帛、肉和粮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保障,教化使民众知礼义孝悌,如果君主能够养民如此,那么便可以称王,也就是成为儒家所称的圣王。

战国时期,百家学说争论不休,其要务归于如何劝谏国君接受自家的学说。法家学者主张以刑法治国,通过严酷律法的规训,个体被整编为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君主通过此方式,凝结民力,集中权力,从而实现强国的理想。与此相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则要朴素得多,其目的虽也为强国,但实现的方式是先使民众生活富足,并知礼义廉耻,即以富民的方式实现国强。两种思想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民众。秦将法家思想推到极致,二世即亡,汉“霸王道杂之”,在刑名法术之外缘饰儒术,较为注重以民为本,最终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图片编辑:朱瓅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评论(3)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上海品牌之都建设推广服务平台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