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必须有一场革命。”在12月24日举行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七届学术年会大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主旨发言一开始，就掷地有声地抛出了这句话。

林毅夫在发言中通过对新中国70年来所走过的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诠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指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巧合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强调政府主导配置资源的思路与当时西方主流经济思潮可谓不谋而合。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西方经济，当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是，计划经济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较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78年，该地区人均GDP是490美元，而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

林毅夫表示，中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共识”来做。当时，整个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以“休克疗法”把“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中国推行的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在转型期，一方面对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同时放开一些民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在这种“渐进双轨式”改革中，计划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中国的这种“渐进双轨制”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事实证明只有这种模式表现最好。当然，不是说这种模式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转型方式去做的经济体，却普遍陷入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表现得比转型前还要差。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好像很有说服力，但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时常常显得苍白无力？理论上说起来头头是道，可是按照那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却基本上都失败了？林毅夫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存在盲点，即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结构差异。“他们老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那样去做。但事实上，经济发展是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为此，林毅夫提出要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去研究问题本质和决定因素。

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为了让理论的这两个功能能够结合起来，林毅夫认为，中国需要研究自己的发展经验及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体系。“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沿着这个思路去做，我们提出的理论就会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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