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代言人”——姜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百家讲坛名师，2007年起研究《资治通鉴》，出版相关著作《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帝王教科书》《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齐家与治国：姜鹏解读<资治通鉴>》等。“唐代户籍警”——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专治唐宋文学和古典文献学。

以“司马光代言人遇到唐代户籍警”为题，姜鹏与陈尚君在12月21日举行的学习读书会上畅谈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当代意义。这次读书会也是姜鹏新作《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的首发会。

追求历史真实与超越历史真实

今年是司马光诞辰1000年，姜鹏评价，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对司马光的态度“比较沉默”，不得不说是现代史学界对传统史学大师的一种“偏见”。实际上，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堪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经典。陈尚君则说：“如果要评选中国一千年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给司马光，当然是因为他的伟大著作《资治通鉴》。”

史学的特征之一要追求真实，但历史学家认识历史，不是简单地把历史故事、历史事实告诉读者。在姜鹏看来，历史是一种互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段已经发生、不可改变的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历史认识是主观和客观的叠加。《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长编考异法”。司马光不仅严谨地追求作为历史学必须要解决的真实性问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方法。《资治通鉴》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超越。司马光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在书名中已经充分展示。作为当时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希望历史对现实有所帮助，因此在讨论历史时不可能不把自己的理念、价值导向隐含在讲述历史的过程中。

“司马光的确在认真地追求真实性，寻找历史真相。同时，他有更高的目标，对真实性具有超越的态度。”姜鹏说，超越简单的真实性逻辑，是传统史学不同于现代史学的特征。在《资治通鉴》中，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真实的超越同时存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全方位理解《资治通鉴》的特点以及这部著作延续至今的影响。

只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是一种偏失

编纂《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政治上失意以后的人生选择，这个选择对他一生十分重要。陈尚君认为，对《资治通鉴》的价值，当代学者认识不足。许多人仅仅把《资治通鉴》当成史料，就好比眼前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但马儿看到的只是饲料。《资治通鉴》的可贵之处在于还原了传统以纪传体为主的史学著作涉及到的种种细节，皇帝能在其中看到治国理政的方略，百姓也能在书中看到惊心动魄的故事，因此流传千载，始终不衰。

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宋神宗为何选择了王安石？陈尚君认为，皇帝的选择用人要看用谁更能解决当代所遇到的问题。宋神宗选了王安石，但他并没有把司马光打成反派，而是给他提供了条件，支持他完成《资治通鉴》。因此，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但《资治通鉴》仍然让他名垂青史。

《稽古至治》中，姜鹏用《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懂经济》一文专门讨论二人的治国理念。他认为，理解历史人物，要看他们具体的生命过程。宋神宗做皇帝时19岁，如果他年纪更大一些，会不会还用王安石？其实，王安石变法的万言书是先给宋仁宗上的，但宋仁宗没把它当回事。司马光做宰相只有18个月时间，而且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理解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理解知道自己来日不长的司马光，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他们作出的选择。

“《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陈尚君说，司马光所处的时代，大宋立朝已经百年左右，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司马光的确有机会向皇帝提出建议，也有写当代史的准备，但最终放弃了。他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编修《资治通鉴》，司马光有干预当代史的用意，但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和现实作比附。姜鹏解释，可以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对于什么样的国家是好的国家，什么样的政府是好的政府，什么样的官员是好的官员，司马光是有思考的。在历史写作中，他寄托了自己的某种理想，但并非粗暴的影射史学。

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

《资治通鉴》里没写到唐代大诗人李白，这是怎么回事？姜鹏说，《资治通鉴》紧紧围绕历史发展的主脉络——王朝兴衰展开。治国者学以资政，平民百姓也可从中洞察事态人情。李白在《资治通鉴考异》里被提到一笔，司马光无法确定永王李璘死在哪里，有没有占据南京定都，用了李白的一首诗来考据。

李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因此《资治通鉴》没有提到他，也很正常。再如王羲之、颜真卿这些大书法家，《资治通鉴》提到不是因为他们书法家的身份，王羲之是批评殷浩一再北伐；颜真卿是写他反抗安禄山。可见，仅仅有文化活动的文化人在《资治通鉴》里是得不到出场机会的。如果他们同时兼具推动历史的使命，参与了历史进程，就有机会出现。

陈尚君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超越时代的实践，可以说这部著作具备了“现代学术意识”。北宋特别是宋仁宗期间，文化氛围开放，精英士大夫的文化修养、各方面的才能禀赋颇高。那个时代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司马光就是“千年史家之魁首”。他的实践和现代西方史学提倡的还原历史方法是相通的。

“知所进退、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观通达、方法得体、亲力亲为”，陈尚君说，在《资治通鉴》成书过程中，司马光一手定稿，从全局掌控到细节处理，他的眼光、能力非其他人所能代替。“为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也舍弃了很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个人要做成伟大事业，必须有坚定的毅力和开阔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