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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陶行知在上海的行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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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陆其国 2019-12-26 07:46
摘要:以“教育救国”为信念的陶行知先生曾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他曾是《申报》三驾马车之一,又是走入乡村普及教育的实践者,胸怀理想,秉烛前行。

改造百万个乡村

1944年夏日的一天,陶行知为宣传以行乞化缘办学校的武训,曾约见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有机会的话,把武训事迹拍成电影。陶行知说,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于今看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武训的办学实践,确实有某种契合之处。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生于18911018日,安徽省歙县人。陶行知最初接受教育是在家乡歙县城内的崇一学堂。1910年秋,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研究教育学,于1917年夏回国。


留学美国时的陶行知

学成回国后,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立志以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为自己的职志。此时因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他改名知行,后又为行知1926年,陶行知鉴于中国乡村严重贫困的现状,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积极推行普及农民教育运动,试图培养百万名乡村教师,创设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百万个乡村,以此来救中国。

为此,他于1927年春,舍弃教授生活,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晓庄学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晓庄原名小庄,改名晓庄,寓意太阳破晓。晓庄师范的创办,为其实践并发展生活教育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实践基地。

19304月初,陶行知因支持晓庄师范师生参加声援罢工工人,反对日舰停泊南京的示威游行,触怒当局,随即学校被查封,多名学生被捕,十多人遇害。陶行知遭通缉,被迫逃到上海租界。但他很快发现,那里到处有便衣特务,根本无法外出活动。于是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协助下,赴日考察。至年底,中国当局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撤销对陶行知的通缉令,他才于翌年初回到上海,开始了与上海交集的故事。其中最主要的,则是集中在舆论和教育方面。

《申报》三驾马车之一

当年著名报人史量才及其主办的《申报》在上海乃至全国影响深广,史量才主张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并希望得到进步人士的帮助办好报纸。他与陶行知早在1919年迎接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时即已相识。1931年,史量才开始实行革新《申报》的计划,便聘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为顾问,三人遂成为该报智囊决策人物。

当年曾参与该报重要事务的马荫良,在《陶行知与〈申报〉》一文中写道,1931年至1934年间(特别是1932年),《申报》的时评大都由陶先生出点子、命题、列纲,或由陶先生修改写成的。可以说《申报》的政治态度与陶先生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申报》支持进步势力和救亡运动,是由陶先生掌舵的。尤其是一二八抗战时,陶行知参与撰写了支援十九路军的社论,成为当时由史量才出任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行动纲领。


陶行知先生

除此以外,陶行知还为《申报》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时评。如从193192日至翌年初,他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不除庭草斋夫谈荟专栏,共写了104篇文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批评当局内外政策的时评文字,也有对日本侵华的强烈谴责,当然更不乏对奋起抗日的中国军人的歌颂,如十九路军打响淞沪抗战后,他即以顺从国民公意的国民的军队誉之。《申报》副刊《自由谈》最令人瞩目的时期,是193212月由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时年28岁的黎烈文任主编后的二至三年。《自由谈》作品中最凸显的,自然得数鲁迅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以及以鲁迅和茅盾为代表的众多左翼作家的各类作品。但鲜为人知的是,史量才最初在是否录用尚不了解的黎烈文时曾颇踌躇。陶行知则积极支持黎烈文参加《自由谈》编辑工作,而史量才对陶先生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视,几乎无不采纳。因此之故,才终于有了黎烈文担任主编,并大刀阔斧改革《自由谈》副刊的文坛佳话。

19322月,陶行知和史量才还曾一起面对突发的伍豪事件。众所周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的曾用名。其时当局采用造谣伎俩,在上海各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当时有特务持该启事闯入《申报》馆,要求史量才第二天即刊登出来。陶行知知道后,建议史量才压两天再说。两天过去,因未见《申报》刊登这则启事,上海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何以不登启事。《申报》便于后两日连续刊登,但第三天即紧接着刊登一则由《申报》广告处出面的辟谣性质的启事。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

所以当伍豪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申报》广告处刊登的启事,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当局造谣的声明,只因担保关系不确定不能刊出。由此巧妙地起到辟谣的作用。马荫良说,这样的运作,都与陶行知有关。

总能和农民打成一片

 随着一二八事变发生,陶行知在《申报》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同时着手筹办作为教育机构的山海工学团。正是在《古庙敲钟录》的最后部分,陶行知把工学团作为自己的教育理想提了出来。他认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基本主张,是改造旧教育和培养合理的人生的要件。工学团应该是可以创造一种富有人生意义的集团。而中国广大乡村既是中国新教育的新大陆,也是工学团最好的育苗场。在陶行知看来,只要开辟一个苗圃,就能培养一批园丁,这些园丁便可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尽头。所以在乡村试验工学团,前途无可限量。


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在上海的手书

此前陶行知也曾设想过让晓庄复校,因此路不通,他才转而筹办乡村工学团。他拟定的初步计划,就包括试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新教育主张。至于学校硬件,则以不兴建新校舍为原则,尽量利用庙宇、公共场所或租用民房办学。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学。为此,他派人分两组外出寻觅办学地址,一组沿沪宁线至苏州,另一组沿沪杭线抵松江,无奈当时这两组成员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址。直至有一天在沪太(仓)汽车路孟家木桥站,看到东南方不远处有一座古老的红庙,大家这才喜出望外,随即便以红庙为坐标,对其周边村庄进行调查访问。

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还是生产组织、团结民众的组织,所以深得民众支持乃至赞助。陶行知于是决定让工学团驻扎孟家木桥,设立总团部,101日正式开学,这处地方即位于今天的上海宝山大场。

陶行知出现在大场,总能和农民打成一片,他和农民拉家常,谈国事。据当事者回忆,大家都觉得陶先生讲的话,就是我们农民心里要讲而又讲不清的话。经他一指点,便豁然开朗了。所以,陶先生每到村里来,农民不管是男是女,或老或少,都热情地围拢去,无拘无束地跟陶先生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人。之后,要求报名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致学校房子不够用,于是又向当地农民借了一些。陶行知这时将学校定名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一是因为学校地处宝山县及上海市之间;二是·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二八打到上海,并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已不保,取名山海,意在实施国难教育,唤醒民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二八·一三,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办了6个分校。同时还帮助农民建立了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以及幼儿园和农忙托儿所。另外又在当时的上海市卫生局帮助下,每个分校都办起了医务室,免费为农民看病、打防疫针,大大提升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最后因淞沪抗战爆发,形势有变,山海工学团才停办。而在办山海工学团之前的1931年夏,史量才曾资助陶行知,在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自然学园,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的实验并研究科学普及和创作。由从法国、美国留学归来的丁柱中和高士其,以及原晓庄学生方与严、戴伯韬、董纯才等,组成一个自然科学团,作为核心成员。19326月,陶行知又率领自然学园一班人,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永裕村创设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继续推广科学教育,直至1935年因经费无法维持方才停办。

 “我等着第三枪”

 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争取世界更大范围的支持与同情,1936年夏,陶行知先后游历欧、美、亚、非四大洲26国,宣传中国抗日。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1936711日头版刊登通栏消息,大标题为大众教育家陶行知今日出国,小标题是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考察英、法、德、意、土、苏、美新文化状况,宣传中国文化及救亡运动的实况,征求世界人士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意见


陶行知墨迹

19382月,陶行知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他在会上愤怒控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这年夏天,陶行知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回到祖国。嗣后于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学校经费主要向进步人士募捐。194412月,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报。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于19464月回到上海,一面参加并领导民主运动,一面筹划将育才学校迁到上海等事宜。当时《联合晚报》《文汇报》记者都想采访陶行知,他发现此地民主力量甚旺,干脆于426日假座冠生园招待记者,回答提问。事后《申报》等沪上报纸纷纷予以报道,并刊载他的谈话内容。此后,陶行知更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上海的民主运动,人们在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高校,以及小教联谊会、教育团体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教育团体中,都不时能看到他活跃的身影。据陶行知自己统计,在初到上海的一个月又三天中,总共讲演80余次。陶行知不但以自身的社会政治活动为上海民主运动作出贡献,更以自己和上海各界团体以及与陆续来沪的柳亚子、茅盾、马寅初、邓初民、阎宝航、翦伯赞等著名进步文化人的密切关系,从中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做起他自称为荐头行复杂的组织工作,把许多民主人士推荐介绍到各界去作演讲和宣传。

陶行知曾说,把一个野蛮的国家改变成文明的国家,这是我们的责任。他深知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甚至生命。1946711日和715日,著名的爱国人士、学者李公朴和闻一多相继被特务暗杀。在中外瞩目的上海民主运动中,陶行知也随时面临危险。他毫无惧色,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但患有严重高血压的陶行知,终因为宣传民主、操心教育诸事务劳累过度,心力交瘁,不幸于当年的725日因脑出血溘然长逝,走完了他作为一名平民教育家和民主斗士的壮丽一生。


解放日报1949年7月25日纪念陶行知先生特刊(解放日报资料)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提供。题图为1937年,陶行知在墨西哥宣传中国抗日救国)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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