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稚嫩的女声在耳边响起，紧接着周围数百名黑衣人齐声应和。声响在商场开阔的中庭里回荡。他们不是在合歌，也不是在朗诵，而是占据了公共场所非法集会。领头的女孩带着口罩，一身黑衣，从声音和体型判断，约莫十三四岁——原本是在学校苦读或是父母身边嬉戏的年纪。

学生在修例风波中冲在了最前面。香港警方本月9日公布，近6个月来，以涉嫌非法集结、参与暴动罪逮捕6022人，其中4成为学生。香港教育无疑出了问题。此前也有媒体报道，通识教材中埋着的丑化国家、制造对立的内容。

教材问题固然是一方面，但香港教育界人士指出，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出在香港高考（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指挥棒。

不少在内地读中学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些科目考试之前，老师会叫同学们拿出书，告诉大家，某某内容不在考试范围内，大家就不需要看了，某某内容常常会考到，大家要重点看。试卷比课本更能指挥学生的学习方向。

在香港，也是如此。教材归教材，真正决定学生着力点的是高考。

以通识教育为例，几方力量参与其中。首先是教育局。教育局负责起草课纲，但是不负责编纂教材。编纂教材则是由第二股力量——出版商掌握。这是内地舆论主要批评的对象。出版商可以按照课纲自由出版教材，并由各中小学自主选择。和其他科目不同，通识教材无需经过教育局审核。

然而，另一股重要力量很少引起注意，那就是负责考试的机构——香港考试与评核局（简称考评局）。

考评局是香港专责安排及统筹考试的机构，决定考什么、怎么考、如何评分。考评局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法定机构，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局没有隶属关系。两局有合作机制，但教育局无法指挥考评局。

这三股力量互相制衡，有点像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

教育界人士指出，通识教材固然有问题，但组织高考的考评局问题同样严重。

香港高考中的通识科考试，每年有三道必答问答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做过统计，从2012年第一届通识科高考开始，到现在的8次考试中，有5次考到了香港政治议题——从元旦大游行到立法、行政关系，一直到政党的光谱都出过题。

邓飞说：“关键是在考题并不在课本。既然考试题目这么喜欢出香港政治问题，导向就很明显了。尽管在通识教育课里面，香港政治时事占的比例很低，也没有说是必修必考，但问题是考评局确定这样命题，把它变成一种事实上的必修必考，学生就被迫要应对。”

通识教育科目的指挥棒又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今年8月，香港中学老师赖得钟在在网上叫嚣“黑警死全家”，引起社会哗然。这个用泼妇骂街似的言语散布仇恨言论的赖得钟，正是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科目委员会主席（后因此事被迫引咎辞职）。

通识科考试由赖得钟之流把控，难怪试题撩拨社会对抗成为惯例。邓飞说，按照过去几年的出题趋势推断，修例风波很可能会进入未来一两年的高考题。

通识教育本意在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如今却成了反对派竞相兜售私货的大卖场。香港教育不仅仅是教材走上了歧路，更是指挥棒指错了方向。